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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降低成本有两个主攻方向

郭凡生股权激励
2017-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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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从速度看,在2007年、2008年达到峰值,此后虽然有波动,但是大走势是增速放缓。如果拿2007年增速最高峰跟2015年、2016年相比,中国年增长率从14.2%下降为6.7%,这是一个不小的变动。那么,增速放缓的态势究竟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6%-7%这种速度的增长?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第一位因素是全球外需收缩。中国的高速增长主要靠的就是出口驱动,高度依赖外需,所以外需收缩,中国当然首当其冲受影响。国内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显著的就是成本优势的变化。原来我们高歌猛进参与全球竞争,就是靠比较成本优势。

改革开放后发现,“穷”也是竞争力。所谓“穷”就是工资低,而工资低就是成本低;同一个产品,成本低售价就低。全世界买家哪有不喜欢物美价廉的?这讲破了没什么奥秘,比较优势即比较成本优势,前提是开放可以互相比较。

问题是成本会变化。劳动成本、土地、能源等要素价格,都随高速增长而高速变化。中国的经验说明,其中最重要的变化,还要数体制成本的变化。所谓体制成本,就是在生产以外、经济体系运行所要花费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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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严格推敲并不是仅仅因为穷所以人工成本很低。在没有开放以前,我们的劳力成本更低,但那时候并没有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所以,并不能说劳动力成本低就一定能够变成竞争力。要素变成竞争力首先需要变成产品,而要素要变成产品需要经过组织,需要在一个体系中运行。

中国奇迹的真正秘密是把原来穷的封闭性变成开放性,并在开放中推动体制革新。中国是一轮改革解放一波生产力。如果不包产到户,农民就不可能解放出来。

农村劳力解放出来,又成为问题:怎么就业?国有企业哪里能招几亿农民啊?结果就逼出了一个民营经济。两条腿一起走,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得到长足发展。开始大家看不起民营,以为除了当补充,不可能有大戏。

过去工业都是国家工业,靠苏联专家、中国部委指导才搞起来的,门槛很高。后来发现,民间包括农民,学习曲线(在一定时间内获得技能或知识的速率)也很了得。在开放的情况下,体制又对头,有个时间过程就把中国制造搞起来了。

制造产能形成了,市场在哪里?光国内市场还是不足,因为人均购买力还是低。从上世纪80年代沿海开放战略到2001年加入世贸,中国终于打开全球市场大门。开始觉得出口重要,但又怕中国企业自己互相杀价,肥水流入外人田。

后来发现,充分竞争,更有助于中国企业打进全球市场,因为竞争才激发中国生产者、企业家的潜能,才知道全球市场究竟有多厚多深。

中国是一步步改革,一步步释放竞争优势的。如果离开了改革开放,生产成本再低也不能形成竞争力。改革急剧降低了中国的体制成本,开放使中国大步迈入全球竞争。改革开放把原本奇高无比的体制成本曲线,大幅度降低了。

新问题是成本曲线永远在变动。经济学上成本曲线总是先降后升,到一个最低点以后又升上去了。总之,体制成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降而复升。

减这个成本,光靠民间不行,还是要靠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主动深化改革,否则体制成本很难降。降成本应该由政府、企业共同努力,争取把比较成本优势尽可能延长一点,因为不可能一下子就具备独到性优势。

2017年最重要的一个突围方向,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渐进改革的好处是震荡低,但渐进改革的难处是坚持渐进不容易。经验证明,体制成本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重新上升,国民经济就会被拖累。

降低成本的第二个突围方向是创新。或引进新产品,或改变品质,或使用新生产工艺、开辟新市场、寻求原料和半成品的新来源,或创立新经济组织。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来源:北京日报,作者:周其仁(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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