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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小村拥数十亿号称中国第一村 书记:绝不养闲人

广视网
2017-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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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南岭村党支部书记张育彪。

富裕后的南岭村村民在跳广场舞。

行走在深圳南岭村村口,会产生错觉:这真是一个乡村吗?

影城、咖啡厅、健身房、购物广场一应俱全,村里空地被开辟成社会停车场,甚至外面的车辆进村转了十分钟,还没能找到停车位。村里依山而建的酒店富丽堂皇,这是南岭村投资3亿元建的一家五星级酒店,每年上缴利税超过千万元。

刚刚过去的2016年,这个闻名全国的“中国第一村”不仅建起科技园,还成立了一家生物制药研究院,甚至涉足电影、人工智能、收购投资公司等“高大上”的产业。

在全球经济形势下行的背景下,这个村为何能逆势前行?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广州日报记者近日实地踏访了南岭村,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南岭村党支部书记张育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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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广州日报记者肖欢欢

图/广州日报记者廖雪明

南岭村有多富?2015年,该村年人均收入超过15万元,村集体固定资产达到30亿元,而该村的户籍人口还不到1000人。几年前,在评选出的“中国最富村”中,南岭村是广东唯一入选的村。

转型

甚至投资拍电影

今年才42岁的深圳南岭村党支部书记张育彪,两鬓已生出白发。他的普通话中带着浓郁的客家口音,说起话来语速不快,但新词一个接着一个往外蹦,思维一点也不“土”。

他首先向记者介绍了南岭村2016年的成绩单。“2016年我们的总收入比上年增长10%。”张育彪说,南岭村最初赖以“发家”的发展模式就是“房东经济”,靠出租物业作为村集体的主要收入来源。但这种玩法如今已难以为继,南岭村决定换一种玩法。

从去年开始,南岭村开始产业转型,玩起股权投资。该村在股权投资上支出了3000多万元,涉及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分析,甚至投资参与了一部电影的拍摄。

张育彪说,从去年年初开始,南岭村在股权投资方面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与清华大学的清华启迪合作建设科技园,租金不再作为主要收入模式,而是共同成立投资基金,南岭村占50%股权。二是与英国牛津大学设立南岭牛津生物医学(中国)研究院,南岭村占60%股权。三是花1.2亿元收购了一家投资公司,发起3~5亿元的私募基金。

其中,最让张育彪津津乐道的就是与牛津大学合作的这个项目。该项目引进牛津大学阿茲海默氏综合征治疗等一批国内外项目,牛津大学博士、英籍华人夏小兵作为项目带头人成为南岭村的“常驻村民”。“阿茲海默氏综合征药物研制是当前世界上生物制药领域的顶尖项目,我们的目标是只要一滴血,就可以完成一种复杂疾病或者多种疾病的同时检测。虽然去年利润只有500万元,但总算开了个好头。”

张育彪坦言,当初把钱投入到股权投资领域,很多村民表示不理解,认为太冒险。股权投资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南岭村在这方面也曾交过学费,把钱投进去了,却发现项目不行。但他是那种认准了的事情就一定要去做,一条路走到底的人。

创业

3年内孵化上市公司

2015年“两会”期间有一天是代表休息日,张育彪专程跑到中关村创业大街的3W咖啡、车库咖啡等创客空间考察。他发现,中关村的创客空间周围高校林立、高新技术企业密布,南岭村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但南岭村有地、有厂房,还有30年发展所积累的雄厚资金。为了吸引创客们安家落户,这里的创客空间第一年免费出租,还有青年公寓等配套生活设施。

从北京回来,张育彪做出了一个决定,提前将南岭村珠宝产业园的租户“赶”走,提前解约,赔偿违约金2000万元。

“与清华启迪合作的科技园,头4年免租,租金损失达800万元,而之前整个园区改造我们花了1000多万元。为了产业升级,我们是不惜血本的。”张育彪说,他发誓要将低端产业从南岭村赶走,以前南岭村在产业转型上因为犹豫而错失良机,张育彪对此有切肤之痛。

张育彪回忆说,2000年有领导到南岭村,当时农村商业银行还没兴起,这位领导说,可以帮南岭村争取一块金融牌照。“但当时我们都是农民,哪里懂金融。”20世纪90年代,南岭村周边村子的地很便宜,不到现在的十分之一,但当时没有去外面的村去买地。

这两件事给张育彪的教训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干,就不会犯错误,但早晚会被淘汰。“谁敢保证将来我们不能打造出第二个腾讯呢?”“过去我们种田,到后来种房子,现在我们要种高科技公司。”

“我之前也说过了,3年内南岭村产业转型看不到成效,我辞职。”豪言壮语的背后,是张育彪谋划南岭村发展模式转变的决心。在张育彪看来,未来南岭村社区经济发展将不再局限在社区版图,而是放眼全世界,哪里有好项目就去哪里投资。“我们的目标是3年左右要培育1~2家南岭村控股的优质上市公司,还要打造属于自己的金融平台,带着村民去敲钟上市。”

原则

富裕村绝不养闲人

生于1974年的张育彪有硕士学位,自1998年开始担任南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兼村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村民眼中,张育彪坚持原则是出了名的,其中之一就是让村民们扫垃圾。

村里一位年过六旬的老阿姨,每天负责村办企业职工宿舍的保洁工作,她打扫卫生超过30年。干这份工作,她每月能得1000元的收入,到后来增加到2400元。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名清洁工却拥有一座5层小楼,两辆轿车。

南岭村,可以说家家都是百万富翁。张育彪扳着手指给自己算:村民成家,每人可以分一套250平方米的房子;考上名牌大学,村里奖励10万~50万元,上不封顶。一位村民告诉记者,除了在村集体上班领取工资之外,算上每年的年底分红和出租房屋的收入,每个家庭年收入50万元不在话下。

但全村两百多名本来可以赋闲在家的妇女,却没有一个不是每天劳动。村里不仅成立了保洁队,还有修路队、艺术队等。在张育彪看来,一个村的风气是很重要的,富起来了不劳动是可耻的,这个头不能开。南岭村绝不养闲人。

村里在20世纪80年代制定的《南岭村股份合作章程》中就明确规定,学生初中没毕业,不安排工作,不参加分配;有劳动能力不参加村集体工作的,取消分红。同时,鼓励村民培养自己的孩子上大学、上名牌大学。这些年,村民中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海外留学的也越来越多。

“我们南岭村倡导的是共建、共享。这里的人个个都上班,什么都不干,靠收租的包租公是受鄙视的。那种一夜暴富的土豪生活,不是我们要追求的。”张育彪说,他几乎每年在村民大会上都要说,邻里之间的人情味最重要,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邻里相助的温暖感,看得见的乡愁,才是南岭村最吸引人的地方。

掌舵

就像一场直播的长跑

“创业难,守业更难,而守业的希望是落在我们这代人身上的。”张育彪感叹说,当了18年村党支部书记的他,每天都要工作十多个小时,几乎都是在12点以后才躺下睡觉,早上8点钟之前就起床,就算不起床,也会被电话吵醒。

沉甸甸的担子有时让他甚至夜不能寐。“你看,我的白头发是不是多了。”张育彪说得最多的词就是危机和创新。

让张育彪有危机感是因为南岭村的地位摆在这里,在南岭村的荣誉室内,光奖状和奖牌就有几千个,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南岭村视察的照片高高悬挂在荣誉室内。对张育彪来说,这是压力,也是动力。

张育彪挥动着双手,语调铿锵地说,南岭村的历史决定了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过去是典型和标杆,这种先进性要继续保持下去。如果没有保持住,南岭村在自己手上落后了,就成了罪人。

当然,南岭村现在也有面临的困难。张育彪说,一是南岭村这几年发展太快,相关配套设施严重滞后。比如,村里停车位不够,片区学位也不够,交通出行不够便利,张育彪这些年一直在呼吁,深圳地铁17号线延伸到南岭村。二是人口饱和带来的压力。“今后,南岭村通过产业调整,城中村的改造,转移出去一部分人口,剩下在这里工作、有贡献的人口。”

对于南岭村的形势,张育彪打了个比方,南岭村现在就好像在参加一场正在直播的长跑,不能停下来,必须坚持跑完。“如果我中途退出,怎么对得起大家?我当书记很多年了。如果有合适的人坐这个位置,我很乐意。这是我的真心话,不是谦虚。哪天我退下来了没人骂我就好了。”张育彪笑着说。

经验

成功是不吃“断子绝孙饭”

每周一和周五是张育彪的值班日,这两天晚上,他都要值班到晚上11点半才能回家。这个规矩,几十年来雷打不动。

一年下来,他在家吃的饭没有几顿。张育彪有个习惯,值班的当晚不仅是坐在办公室,而是要到外面走动走动。有一天晚上,当路过一排林立的居民小区时,张育彪突然有些伤感,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工业厂区,旁边还是一条只能供小汽车单行出入的泥土路。小汽车出入要靠人工来调度,要靠人站在路口挥动小红旗,等到里面的车出来了,外面的车才能进去。

如今,这里已是车水马龙。村民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了,花园小区的环境的确比之前低矮的平房住起来要舒服得多,看起来也顺眼得多,但张育彪却有几分莫名的伤感:这里真的需要建起这么多高楼吗?“楼太高,连家的方向都找不到了。”

如今的南岭村,怎么看都不像一个“村”,其繁华程度丝毫不亚于深圳万象城。

但张育彪一直有个观点:城中村改造不能只搞房地产,高楼并不是盖得越多越好。对于南岭村的旧村改造和城市化,张育彪一直保持着罕见的冷静和警惕。

“不能一窝蜂搞房地产,不能房地产商给回迁房,再给一点点商业配套和一些现金,然后村民就靠房子吃饭。这是不行的。城镇化、城中村改造不能房地产化,我们要有自己的实业和产业,有充足的产业空间才能多元化发展,集体经济才能可持续发展。”

当家十多年,张育彪对现在的市场形势看得再清楚不过了。他说,现在土地资源非常珍贵,要培养会下金蛋的母鸡,不能把土地资源一次性开发完。房地产开发是一次性买卖,是在吃“断子绝孙饭”。很多人为城中村的村民一夜暴富而高兴,但在张育彪眼中,这种暴富并不好。

他强调,在快速城市化中,城中村改造不能单纯地变成房地产化,产业空间一定要保留,好的配套设施,尤其是历史和文化遗产也必须保留和传承。一夜暴富不见得是好事,村民更期待的是年年有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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