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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 文化翻身:梁漱溟的憧憬与困窘(4/5)

近代史研究
2017-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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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6期,注释从略

·专题论文·

文化翻身:梁漱溟的憧憬与困窘(四)

罗志田

四、往东走的转向

从1922年起,梁漱溟逐渐走入了实际的乡村,这很可能使他进一步感性地认识了中国。以那时中国乡村的状况,即使是最低层次的“西化”,恐怕也很难有实行的可能,遑论什么全盘。而对“中国”本身的进一步理解也改变了梁漱溟对全国政治的思考,他原本从清末起就“梦想着如何而可以使西洋政治制度到中国来实现”,但经过那些年的反思,到九一八之后,他终于“切切实实认识了、决定了西洋政治制度与中国不能相连”。

不仅欧洲近代形成的政治制度和新出现不久的苏俄政治制度都不能用于中国,就是中国的旧有制度也“无法拿来应用”,也就是一切既存政治制度皆用不上,必须从头开始“自己创造”。梁漱溟“至此时恍然知无可假借,非从根芽处新生新长不行”。他因而主张,“从乡村起培养新政治习惯,培养中国式的新政治习惯”。那“重新拿出”的意味仍隐约可见,却无须先经全盘西化,而是直接“从根芽处新生新长”。这里的“根芽”似乎是双重的,既有文化老根发新芽的意思,仿佛也带点今人所谓“草根”的意思,直指社会的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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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来说,九一八之后实体“中国”的国难是不容回避的,现实政治状况有意无意间影响着他们的思虑。很多读书人的关注点出现由外向内的转折,而梁漱溟的转变则更显著。如果说此前他提出绕开西化的宋明讲学还仅是一种直觉的表述,这一次则是经过认真思虑的结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经过“批评判别”的有意“选择取舍”。

上引“从根芽处新生新长”一语,展现出梁漱溟对文化翻身的新思考。他仍然想要“复兴”,但认识到“一个民族的复兴,都要从老根上发新芽”,而这老根“即指老的文化、老的社会而言”。一方面,“老的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已不能要了,一定要有‘新芽’才能活”;另一方面,“新芽之发还是要从老根上发,否则无从发起”,简言之,“老根子已不能要,老根子又不能不要”;发新芽则是“另外的一个创造,而这个创造是从老根来的”。

这种老根新芽之说,或受梁启超的影响。在很多年前的《新民说》中,梁启超曾提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中国人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其所具有的“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的特质,是“吾人所当保存之而勿失坠”的。所谓保存,就像树木,“非岁岁有新芽之茁,则其枯可立待”。此新芽并非外来,“旧也而不得不谓之新。惟其日新,正所以全其旧”。一国的国民精神,也是要能保存而后言发达。在此意义上,“守旧二字”,并非“极可厌之名词”。

梁漱溟也强调,“中国民族复兴,一定得创造新文化,那一套旧家伙已绝不可用,非换不行”。老根上发的新芽,“只能是一个新的东西,没有法子是一个传统的因袭的东西”。但在所换过的生命里头,尚有“不是新的地方,是从老根复活的东西”:

这个东西自一面说很细微,很抽象,很不易捉摸,而自另一面说却非常实在,非常明白,绝不虚缈。这个不容否认又不易捉摸的东西,即所谓民族精神。只有民族精神是当初的原样;除此之外,那一套家伙都换过了,所以谓之为“民族复活”。

中国那时需要的,“必须是一个新生的、复活的、创造的”,却又是“慢慢找回来的”东西。必须承认“中国近几十年来文化的破坏崩溃,是一步一步的”。也可以说中国人在步步深入地“唾弃他的旧东西”,已差不多要唾弃完了。

唾弃到最后,将慢慢找回来而另开一新局面。它必非传统的,乃为再生的;所谓“找”即重新认识与再生之意。重新认识之后,愈来愈看得清楚,愈清楚愈加发挥,终至发挥成一新的生命。此一新的生命,自一面说非传统的,系再生的、复活的;自一面说,生命是旧的生命,不过家伙换了一套,机构为之一新。

梁漱溟使用的基本语汇仍是欧洲文艺复兴那一套(似也依稀可见传统的“旧邦新命”说的影子),然其翻身思路中此前必经的全盘西化已经基本淡出。像19世纪那些读书人一样,他用“新”置换了“西”;但与19世纪读书人不同,他的“新”里已看不出有多少“西”,却多了不少“非西”。或可以说,“西”还是他思考的出发点,有点像他说的,必须从“学问的正统”处转化,“才有途径可循”,但转出的已是“与科学不同的东西”,甚至带些反其道而行之的意味了。

可以看出,梁漱溟的态度和认识发生了显著的转变:他先以为中国可以也必须西化,故中国只能在传统之外变;后又改为中国不可能真正西化,等于主张中国应在传统中变。因为“一民族真生命之所寄,寄于其根本精神;抛开了自家根本精神,便断送了自家前途”。盖“自家前途、自家新生命,全在循固有精神而求进、而向上;不能离开向外以求,不能退坠降格以求。只有发挥自己特长,站在自家原来立脚地上以奋斗,离开不得这里一步”。

连续五六个“自家”,在在体现出由外向内的倾斜。正是基于这样的新认识,梁漱溟主张把中国的未来建立在乡村生活的改革之上。但这牵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如果中国的发展要“循固有精神而求进”,是否需要改变晚清开始确立的国家目标,即实现全球竞争中的国家富强(集于城市的工业化是其中一个起码条件)?更重要的是,就算中国确定放弃原有的富强目标,已成一个资本主义“体系”的世界,会允许中国退而“洁身自好”吗?对于前者,梁漱溟已有新的思考;对于后者,一向提倡明快的他,似乎展缓了判断。

对于中国的发展,梁漱溟开始思考一种非工业和非城市的方向。他承认中国兴亡仍系于能否工业化,“但从世界大势看去,中国的工业化,将必走一条不同的路”。亦即

从乡村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农业工业叠为推引,逐渐以合作的路,达于为消费而生产。于生产社会化的进程中,同时完成分配的社会化。这样创造起来的文明,完全为一新文明。既不是过去中国的乡村文明,亦不是近代西洋的都市文明。其社会重心在乡村——经济的重心、政治的重心,都在乡村而不在都市。

梁漱溟强调,“重心与中心不同”。所有“经济的中心,政治的中心以及文化的中心,可以在都市”,但不可把“重心寄于都市”。像近代西洋那样把重心寄于都市,会造成“危而不安,偏而不正”的病态文明。所以,“中国之得救”,靠的就是“新社会文明的创成”。这样一种面面兼顾的新文明,仿佛不古不今、非中非西、亦城亦乡,却是中国自己的。

回顾梁漱溟的名言:西方化已成世界化,中国化“如果不能成为世界文化,则根本不能存在”。他原来说中国化翻身成为世界文化,是说世界的“彩色”都要变成中国的风采,即世界都要和东方的中国一样。似此仅说中国不及世界,却又涵容古今中外,颇有些像外国人所说的天下变成了中国,仿佛中国即世界,然而中国文化还要翻身吗?梁漱溟没有说。

梁漱溟原主张“西方化所谓科学(science)和‘德谟克拉西’之二物,是无论世界上哪一地方人皆不能自外的”。现在他要对大家说的话,“劈头一句,就要先打破他往西走的迷梦,指点他往西走的无路可通”。他提出了“与四五十年来全然不同的一新方向”,那就是转而“往东走”。

这是一个完全彻底的转折。梁漱溟改变了初衷,也就从新认识了世界。似乎这个世界可以不被一方文化掌控,因而中国文化也不必先世界化然后徐图翻身。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即他放弃或延缓了改变世界的意愿(则世界也不必如他所预设走上中国化之路),打算回过头来先一心一意改变中国。但是,那时的中国文化能够自主了吗?梁漱溟也没有说。

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梁漱溟是走上一条由虚入实的文化翻身之路。他对文化的定义原本是“生活的样法”,因而并不那么虚悬,但多少仍偏于所谓“上层建筑”的一面。到北伐前后他的眼光明显向下,日趋“现实”,“在这些地方,得益于马克思和共产党各方面之启发不少”。如他自己所说,当其观察的重点转向中国社会组织时,他“所用之心思,所有的思想”,便“随即落实,而不是流入于空洞之处”。他自称“在观察社会与推论分析历史时”,无处不受过去“关于东西文化之分析研究”的影响,并剖析这样一种由虚入实的转变说:

先前喜欢比较的研究东西文化,现在更上下沟通成为一体。如上文所提及之中西社会组织构造以及历史背景等等,其间何以不相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实开发出一副窍门也。……看透了通体整个之后,我一方面很快慰的认清过去对于东西文化所研究,一方面更成熟了我今日乡治的主张。此项主张之成立,过去对于东西文化之研究,启发实在很多。

梁漱溟一再称述此前的东西文化研究对今日社会主张的铺垫作用,强调这是一种自然的发展。惟不论“开窍”还是“启发”,都是一种对过去的回溯,隐约可见某种“告别”的味道,无意中凸显出转变的存在。而他自己使用的“空洞”与“落实”两词的对应,更表明这个转变实在不小。

一旦由虚入实,看问题的准则也开始转变。梁漱溟先是主张不仅要考虑“精神”,也应照顾到“事实”。而眼前的“事实”就是:“世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竞争侵略的世界,我们本身是一个为其侵略下的生产技术简拙、文化老衰的民族。”随后他进一步向“事实”倾斜,在提到罗素希望中国的改革不可损伤自己的文化时,以为“这是他的成见”,而

在我心目中本来的却一无所有,空空洞洞。但是从眼前实际问题起向前去追求,凡可以解决实际问题者,我皆承受;其损及中国精神与否,我是不管的。

梁漱溟一向喜欢说话决断,然而可以因解决“实际问题”而不计对“中国精神”的损伤,似也太不像一个主张文化翻身的人所说的话,所以他又以一贯的辩证方式找补回来,说他对实际问题追求的结果,

乃识得“中国文化”、“民族精神”这两个东西——虽说像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但从别一方面言之,却又是实在的,可以看出的。他好似一面墙壁,如果不依顺他,则不能通过这墙壁;而达到此面墙时非转弯不可,非至一定路程时亦不能转弯也。所以我又说他不是空洞的东西,可以拿出来也。

这里仍可见“实在”与“空洞”的明显对应,梁漱溟不过在侧重“事实”的基础上,试图说明“精神”也不全是“空洞”的,也有“实在”的一面。从清末的“保教”与“保国”之争开始,中国文化与实体“中国”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如果文化是“实在”的,则文化翻身与晚清确立的实现国家富强以应对全球竞争的国家目标可以是互补的;当文化表现出“抽象”而不可捉摸的一面时,两者间就存在明显的紧张,甚至是一种竞争的关系。

当梁漱溟指责甲午前侧重“制造”的改革者“没有见到文化的问题”时,他心目中要翻身的文化应是相对抽象的。但在涉及具体内容时,却也不那么虚悬。例如全面接受德先生和赛先生,显然不是仅指抽象的文化,必然兼及实体的国家。而国家的翻身在很多方面都比文化更实际,操作上的困难也更明显。另一方面,实体的国家也提供了某种出路,使梁漱溟可以暂时跳出文化那虚悬“空洞”的一面,而从社会、教育,特别是经济等方面,更加“实在”地解决翻身问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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