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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 文化翻身:梁漱溟的憧憬与困窘(4/5)

者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6期,注释从略

·专题论文·

文化翻身:梁漱溟的憧憬与困窘(四)

罗志田

四、往东走的转向

从1922年起,梁漱溟逐渐走入了实际的乡村,这很可能使他进一步感性地认识了中国。以那时中国乡村的状况,即使是最低层次的“西化”,恐怕也很难有实行的可能,遑论什么全盘。而对“中国”本身的进一步理解也改变了梁漱溟对全国政治的思考,他原本从清末起就“梦想着如何而可以使西洋政治制度到中国来实现”,但经过那些年的反思,到九一八之后,他终于“切切实实认识了、决定了西洋政治制度与中国不能相连”。

不仅欧洲近代形成的政治制度和新出现不久的苏俄政治制度都不能用于中国,就是中国的旧有制度也“无法拿来应用”,也就是一切既存政治制度皆用不上,必须从头开始“自己创造”。梁漱溟“至此时恍然知无可假借,非从根芽处新生新长不行”。他因而主张,“从乡村起培养新政治习惯,培养中国式的新政治习惯”。那“重新拿出”的意味仍隐约可见,却无须先经全盘西化,而是直接“从根芽处新生新长”。这里的“根芽”似乎是双重的,既有文化老根发新芽的意思,仿佛也带点今人所谓“草根”的意思,直指社会的基层。

对任何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来说,九一八之后实体“中国”的国难是不容回避的,现实政治状况有意无意间影响着他们的思虑。很多读书人的关注点出现由外向内的转折,而梁漱溟的转变则更显著。如果说此前他提出绕开西化的宋明讲学还仅是一种直觉的表述,这一次则是经过认真思虑的结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经过“批评判别”的有意“选择取舍”。

上引“从根芽处新生新长”一语,展现出梁漱溟对文化翻身的新思考。他仍然想要“复兴”,但认识到“一个民族的复兴,都要从老根上发新芽”,而这老根“即指老的文化、老的社会而言”。一方面,“老的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已不能要了,一定要有‘新芽’才能活”;另一方面,“新芽之发还是要从老根上发,否则无从发起”,简言之,“老根子已不能要,老根子又不能不要”;发新芽则是“另外的一个创造,而这个创造是从老根来的”。

这种老根新芽之说,或受梁启超的影响。在很多年前的《新民说》中,梁启超曾提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中国人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其所具有的“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的特质,是“吾人所当保存之而勿失坠”的。所谓保存,就像树木,“非岁岁有新芽之茁,则其枯可立待”。此新芽并非外来,“旧也而不得不谓之新。惟其日新,正所以全其旧”。一国的国民精神,也是要能保存而后言发达。在此意义上,“守旧二字”,并非“极可厌之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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