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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开埠对腹地经济变迁的影响

禹迹历史地理学社
2017-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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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天津港的开埠虽然在形式上带有强烈的被动色彩,但其客观内容却是直接地促成了天津港及其腹地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带动了腹地农、牧、工、商业产业结构的变迁,促进了腹地经济市场化与外向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广大农、牧民的职业结构和收入状况,使腹地的整个近代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从而也为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范示。

[关 键 词]

天津;腹地经济变迁;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

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天津开埠给腹地经济变迁的各个方面所带来的客观作用,以及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相关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天津开埠前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

清代前期,北方地区的商品经济尽管有了较快的发展,但就其整体发展水平而言,游牧区依然是传统的畜牧业经济,农耕区的自然经济结构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并且,在东部沿海和西部内陆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这已为学术界众多的研究成果和历史资料所证实。

东部沿海的山东和直隶因自然条件较好,交通相对便利,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高于其他地区。据许檀先生研究,19世纪中叶,山东粮食作物的商品率至少可达20-25%,棉花、蚕桑、果树、烟草、花生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低者可达3-5%,高者则达20-30%以上。直隶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赶不上山东,并且各地发展程度很不平衡。水平较高的如栾城县,“货则棉布、蜂蜜、黄蜡、大靛、小靛、麻油、棉花子油,其最著曰棉花。栾地四千余顷,稼十之四,所收不足给本邑一岁食,贾贩于外济之;棉十之六,晋、豫商贾云集,民竭终岁之勤,售其佳者以易粟,而自衣其余”。发展水平较低者如宣化,“地瘠民贫,风俗朴素,人民多务农,营商者少”。二省上述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直到天津开埠前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①。那些远离沿海的省份如山西、陕西、甘肃等等,其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便更逊一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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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山西仍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比如,万泉县农村“俗尚节俭,男务耕耘,女务纺绩”;临汾人“居不近市,女不向街”;直到鸦片战争前,山西的商品经济虽然在农业、手工业等领域里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也仅限于“萌芽”状态而已。地处关中的耀州(今陕西耀县),在乾隆三十年(1765)前后,“居民务稼穑,尚蓄积,近又能种木棉,事织纺,然为布无多,不能出村落也”,可见这时该地虽然已经开始植棉织布,但其作用却仅仅限于自给,并不能用来进行交换,其农副业经济依然处于典型的自给自足状态。甘肃凉州府(治今甘肃武威县)的隆德县,在康熙二年(1663)前后,“民止农作,不习商贾之事… …男子冬夏披羊裘,间著疏布短衣,即称富民… …能织褐,又渍麻及胡麻为布,但粗恶特甚,村民自蔽体耳”,经济的商品化更无从谈起。

地处边塞的新疆,“惟和阗回人知养蚕缫丝织绢,他处桑虽多,食椹而已。惟赖种棉织布为衣,其纺车梭形虽小异,而用则同。远近各外夷以羊马诸货易去,回人颇为利益,每年额收布匹,官为运送伊犁与哈萨克易换牛羊马匹,为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处应用”,其商品交换虽然看起来相对繁盛一些,但却仅限于个别的民族和少数的地区,并且发展水平也不过是以物易物而已。至于广大的蒙古游牧地区,虽然有汉族的旅蒙商人前往,从事内地与边疆间的物物交换,但仍然不能改变这里牧业经济的落后单一状态。

当然,在华北平原的一些较大城市当中,商品交换还是比较频繁的。但是,作为区域性的国内市场,其影响北方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还是比较有限的。

二 天津开埠初期腹地商品经济的新变化

天津是作为畿辅门户和漕粮转运站而存在并发展起来的,其主要职能是从军事和交通等方面为首都北京服务,而不在于去发展什么自身的经济。因此,就开埠前的天津而言,其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腹地相当狭小。

1860年天津港的被迫开埠,在很大程度上为天津城市职能的转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开埠天津,既为着卑劣的政治和军事目的,也受到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动。关于后一点,当时的条约有明确的表述:“续增条约划押之日,大清大皇帝允以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之埠,凡有英民人等至此居住贸易,均照经准各条所开各口章程比例,画一办理无别。”随着大批洋货的接踵而至,天津逐步变成了列强向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倾销工业制成品并搜罗原料的跳板;而对北方的广大地区而言,天津开始演变为它们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

然而开埠之初,由于北方地区仍处于传统的农、牧业经济的制约之下,在居民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商品,主要还是中国自己生产的各种土货,腹地对外来正当消费品的接纳量还不大。

从表1可以看出:1863年,以棉布、糖等为主的正常生活消费品的进口值只占整个进口总值的31.2%,而连英国人自己也认为“极不道德的”特殊商品鸦片的进口值却占到了整个进口总值的36.4%!正如天津的近邻迁安人所解释的:“迁邑僻瘠,习俗较永郡他属为朴。然自迩年洋舶沓来,技尚淫巧,市肆所陈,率非日用所急需”。因此,这时天津只“有少许货物销运陕省之西安府、同州府(治今大荔县)及兴安府(治今安康县),余则运往蒙古之西南部”(1868年)而已。

与此同时,腹地运往天津出口的货物种类和数量也相当有限。

表2既反映出开埠初期,天津腹地农产品出口品种的单一和数量的不稳定;也显示了土特产品如山货、药材等商品,出口种类和数量的异常稀少。畜产品方面,后来成为出口大宗的猪鬃和皮张尚未在出口之列,即便是驼绒和羊毛的出口量,也不算太多。可见,在天津开埠之初,北方的农、副、畜牧业经济,依然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之中。

随着天津与腹地间各类联系的逐步增多,双方的经济交流开始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表1显示,大约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天津口岸正常生活资料消费品的输入比例日渐增加,而鸦片进口量则越来越少。进入90年代以后,棉纱、机器特别是铁路材料等生产资料的进口也开始有了明显的增加。比如,1893年,生产资料类产品的进口值占了整个进口总值的15.6%,1898年这一比例增长到了41.0%。表2的统计表明,到19世纪90年代,天津腹地的农、副、畜牧业产品的出口种类和数量都有了明显增加。随着天津港与北方各地联系的加强,腹地范围大为扩大。据日本人的粗略估计,20世纪初,天津港的经济影响力,已经辐射到了直隶、山西(包括归化、包头一带)和蒙古的全部,陕西、甘肃和新疆的各二分之一,山东的三分之一,河南的五分之一,满洲的十分之一。

据上可见,到19世纪、20世纪之交,尽管腹地进出口的商品数值仍不算很多,并且经济结构也还比较单一,但是,和开埠前相比,天津港和腹地间的经济联系毕竟还是得到了加强。这对于腹地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冲击,从而有利于腹地经济商品化、外向化步伐的加快。

然而,这一时期因一方面受天津港不完善的进出口结构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当时落后的交通运输状况的制约,腹地经济的商品化和外向化进程仍进展缓慢。当时,天津与腹地间的交通运输,水路主要靠木船和皮筏,陆路主要靠骆驼和马(牛)车。不仅运量有限,而且运输速度异常迟缓。

三 20世纪前期天津腹地经济商品化与外向化的迅速发展

进入20世纪以后,天津及其腹地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自1902年袁世凯掌握了天津的统治大权以后,大力倡导北洋实业,为天津及其腹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政策环境。第二,自1905年之后,天津港的进出口贸易,逐步摆脱了对上海港的依附而日益独立。第三,以京、津为中心的华北铁路网的逐步建成,使交通运输条件大大改善,从而增强了天津港的经济辐射能力,强化了天津和日益扩大的北方腹地间经济联系的力度。第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各国扩大了对天津腹地原料的需求,天津的出口总值比战前迅速增加。出口总额由1913年的37 828 623关平两,猛增到1915年的49 859 964关平两,此后,这一数值继续增加。

经济发展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极大地刺激和推动了腹地商品经济与对外贸易的发展,加速了各产业结构与居民职业结构变迁的进程,提高了腹地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

(一) 腹地整体出口状况的进一步改善

到20世纪初,腹地农产品,特别是土副、畜产品的出口比值有了新的提高。例如1908年,天津港商品的直接出口总值为1 544 678关平两,土副产品则达879 077关平两,占天津港出口总值的56.96%;畜产品的出口值为384 094关平两,占了整个出口总值的24.84%。一战以后,天津腹地的整个出口状况又比战前有了更大的改善。

由表3可知,1919年时腹地农产品的出口值增长到了14 243 807海关两,占该年天津整个出口总值的58.28%,此后,这一比例虽然由于其他产业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而稍有降低,但出口数值从整体上看却在上升,这是腹地农业进一步商品化、外向化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土副产品的出口种类、数值也比战前大大增加,如1919年仅草帽缏等编织品一项,就比1908年全部土副产品的出口值还要多。与此同时,一战后天津港畜产品的出口种类和数值也在不断增多,1919年天津畜产品的出口值已增长到7 169 567海关两,占该年整个出口总值的29.33%。此后畜产品的出口继续增加,出口值一直占天津港商品出口总值的1/3以上,成为天津港对外贸易的另一大支柱。

(二) 腹地产业结构的变化

如上所述,开埠之前,北方的经济结构以传统的农、牧、工、商业为主;开埠之初,这些产业的商品化程度有了一定的发展。到20世纪以后,腹地农、牧、工、商各业的内部结构进一步调整,向着市场化与外向化的进程又迈进了一大步。

这一变化,在以前自给性生产为主的畜牧业部门,得到了较大的体现。

以羊毛等畜产品的出口为例,蒙古高原和西北地区一向盛产羊毛,但在天津开埠前,其用途仅限于制造当地人用的毡毯和帐篷等等,用量很小,绝大部分都因得不到利用而白白地废弃了。天津开埠后,特别是20世纪以后,羊毛变成了广大牧区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大量羊毛输往国内外市场。到了30年代,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察哈尔、热河、绥远、东三省,以及新疆、青、宁、蒙、藏等省的羊毛,河北、山西、绥远、陕西、察哈尔、热河等省的山羊绒,都大量运往天津出口。

据统计,直到1937年,天津在全国绵羊毛、山羊绒的出口总量中,都远远超过了另一主要出口港上海,这充分反映出羊毛在天津港出口业与腹地畜牧业市场化、外向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与此同时,其他畜产品如各类皮张、羊肠、骨头等的出口量也在逐年加大。羊肠等本来是没有什么用途的,但20世纪以后,却由于出口的需要而大量地“由新、甘两省发至绥远,再由平绥路运平转津;陕、晋各省则由陇海、正太两路转运至平津”,出口欧美等国。另据统计,本时期各类皮毛及其加工产品,在天津主要出口商品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908年的15.70%,增长到1924年的35.10%;此后虽由于农副产品出口比重的增长等原因,皮毛的出口比重相对下降,1925年为30.80%,1926年为24.08%。但据表3的统计,此后畜产品仍不失为天津对外出口的一大支柱。产品出口种类和数值不断增加,是天津腹地畜牧产业结构进一步良性化的集中体现。

20世纪以后,腹地农业产业结构方面的最大变化,是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进一步扩大和农产品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民国时期,腹地大量种植的花生已成为天津港重要的出口农产品之一。其在河北境内的主要输出线路有四条:一为东路,即滦县、遵化、卢龙附近所产,均由北宁铁路直达天津;二为南路,即大名、南乐及其附近各地所产,先由旱路运平汉铁路,再转北宁铁路运天津;三为北路,即密云、怀柔、黄村所产,大部分亦由北宁铁路运至天津;四为西路,即深州、武强、献县、饶阳、肃宁等处所产,皆沿西河水运到天津。此外,山东德州、平原、禹城、肥城的花生,也由津浦铁路大量运抵天津。另一方面,棉花的种植面积日益扩大。1923年,“正定一带居民,类皆以产棉为主要之职业… …农民对于耕作地,十分之八皆为植棉之用”。1928年的棉花种植面积,河北省达3 275 671亩,山西省达898 151亩,陕西省达1 588 961亩,山东省达3 316 022亩,河南省达2 856 822亩。这些棉花,相当一部分经天津港输出。1920年以后,不仅直鲁交界的御河花、河北内部的西河花与小集花几乎全部涌入天津,即便山西、陕西的棉花,也纷纷由汉口改运津埠,或作纱厂原料,或出口海外。其他农业经济作物,如口外丰镇、平地泉、大同、张家口等处的胡麻子,也经天津大量出口,出口值1927年已达547 048关平两之巨。

在腹地农业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出口量增多的同时,粮食作物的商品率也在不断提高,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一些与经济作物区彼此相间的商品粮供应地。例如“正定府各县之土地,人民既多用之以为植棉事业,故食料一项,不得不仰给于山西及临近各省矣”。20世纪20年代,腹地广大地区的大、小麦、玉米、高粱、各种豆类等作物,也沿平绥、北宁、津浦等铁路和御河、西河等水路,大量运往天津的粮食批发市场,以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这一时期,腹地手工业方面的巨大变化在于,由自给性的家庭手工业逐步向为市场而生产的近代农村工业过渡②。

以河北高阳地区农村织布业的发展为例,这一地区以前盛产以土纱为原料的家庭纺织的窄面土布,除了自给外还有一部分销往山西、蒙古一带。随着洋布的输入,高阳原有的土布纺织业深受打击。1906年以后,高阳商会从天津购买了大批新式织机,培训人才,试办工厂,不再利用本地自纺的土纱,而是购买天津中外纱厂出产的“洋纱”来纺织“洋布”。熟悉织布方法的贫民,可以在找人担保之后,向布庄先交纳织机价格一半的资金,领取织机与棉纱,从事织布。剩下的一半机价,等布织出来以后,用其所应得的工钱抵扣,这样,贫民织布数十匹就可以得到一部织机。另外,由于织布所用的原料也由布庄供给,即便是毫无资本的人也可以从事织布工作。那些积累工资稍多的人,便可以由领纱织布转变为购纱织布的自由营业者了。这项办法推行以后,“高阳布业之基础乃渐趋于巩固,大利所在,织布者日多,经营布庄业者亦如风起云涌。宣统二、三年间,制品之销路仅及于附近各县及山西榆次、太原,民国元、二年间扩充至北京、济南、汉口”。不仅高阳的织布业经历了这样的变迁过程,“访问直隶河间、顺德、正定、保定各属,并京东乐亭、宝坻等县,向产棉花,既多且佳。近年(1908)民间织布,其线大都买自东洋”。

直隶地区的农村棉纺织业,由原料和产品皆以自给为主的个体性生产到充分面向市场的规模性生产的转变,明显起因于天津开埠后,外来先进工业生产方式对旧有农村手工业的巨大冲击。这就说明,外来冲击虽然一度使腹地原有的民族手工业陷入困境,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一时的灾难,但从整体上看,主动或被动地化这种压力为动力,努力弥补自身各方面素质的不足,改善有关的生产条件和制度,旧有民族手工业的发展就能改变劣势,走出低谷,并走向新的辉煌。

商业方面,腹地贸易也逐步从地区性和内向性的物资交流,向着更加广阔的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市场流通迈进,以天津为终点的外向型市场网络体系在北方广大地区逐步架构起来。

这一市场体系,既有其完整性和统一性,也有其明显的层次性。在天津这一终点市场之下,起关键作用的首先是那些综合性的大型一级中心市场,如张家口、太原、包头、古城、兰州等等,它们在一省或几省区域内的进出口贸易中,起着无可替代的枢纽性作用。在这些大型的一级中心市场之下,又有众多功能不同的二级市场,它们与临近的一级中心市场有着直接的经济联系,并在一个地区范围内的进出口贸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依其内部结构和功能的不同,又可将其划分为综合性二级中心市场和专业性二级中心市场两类。介于各二级市场与广大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是成千上万的集镇,即所谓的初级市场。终点市场、综合性大型一级中心市场、众多的二级中心市场、数以万计的初级市场,共同组成了以天津为尾闾、以腹地为依托的完整的外向型市场网络体系。

(三) 对居民从业结构与收入状况的影响

随着腹地经济市场化、外向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腹地居民的从业结构和收入状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比如,直隶顺德府的经济结构一向以农业为主,居民以务农为生,生活相当清贫。天津开埠后,受畜产品出口需求不断增加的影响,顺德二、四两区的农民,为增加收入,遂趁着秋收冬藏的农暇时间,结伙赴陕、甘、塞北等地贩运皮毛,开春返回。起初,因规模小、货物少,贩来的皮毛仅在集市之日拿出来摆摊交易。到20世纪初,参与此业的人越来越多,贸易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出现了从事皮毛中介业务的皮店,数目最多时达到了70多家。收购来的皮毛,除大量运到天津出口以外,当地人还将部分生皮就地加工成皮袄、皮褥等成品,销售国内各地。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顺德城关及城西王村、刘家庄、西北面等村,共有熟皮作坊400余家之多,每坊工人三五人至三四十人不等,工人总数在两三千人以上。各皮制成之后,再交给女工们依照样式缝制成各种成品。参加这种工作的乡村妇女有三四万人之多,每日可得工资铜元百枚,成为顺德农村妇女春秋农闲时期最重要的一项副业收入。皮毛运销与加工业的兴旺,又带动了该地布匹业、洋广杂货业、金融业、服务业的发展与繁荣,从而使顺德发展成为天津重要的畜产品出口来源地和洋广杂货的销售市场之一,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越来越多。

此外,像河北束鹿县辛集镇、枣强县大营镇、山西交城县、甘肃清水县张家川镇等处的皮毛加工业,遍布冀鲁豫各省的丝、棉纺织、草帽缏与发网编织业,绥远托克托县河口镇、萨拉齐县包头镇(1926年升为县)的甘草加工业,甘肃皋兰县、陕西泾阳县等地的水烟加工业等等,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地居民原有的从业结构,给他们带来了比以前从事单一农、牧业生产更多的经济收入。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四 从天津开埠对腹地经济变迁的影响,看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中的相关问题

近20余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的研究取得长足的进步,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也愈益深刻。比如,过去对西方资本主义东来的研究,侧重于强调它们对中国经济的掠夺和剥削一面,现在已不仅仅强调这一过程,也强调对促进中国新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作用。然而,作为转型时期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一部分,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的研究在其转型过程中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诸多学者尚未完全摆脱传统史学观点的束缚。受之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具体问题时能依据资料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正确结论,但一旦进行理论分析,便有意无意地冒出未必符合历史事实的看法,导致论著出现前后矛盾的现象。

就开埠后的天津与其腹地经济变迁关系的研究而言,上述问题亦明显地存在着,从而影响了结论的准确性与科学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关于开埠通商对天津城市经济的发展作用问题,有关论述通过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充分论证了开埠后天津城市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飞速发展的历史巨变,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该研究在没有相应史料支撑的情况下,又指出,由于外国的进口工业品和天津腹地的出口农副产品之间在价格上存在着剪刀差,结果导致了白银的大量外流,从而阻碍了城市经济近代化的进展;另一方面,外国产品大量进口,甚至在本埠设厂制造,争夺国货市场,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市民族资本主义的正常发育成长。

这其实只是一种经不住史实检测的似是而非的传统说法。对此,汪敬虞先生认为: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在1930年以前有升有降,变动幅度不大。进入30年代以后,在贸易条件指数中表现的不等价交换有扩大的趋势,然而,剪刀差的扩大和进口物价的相对上升,却没有引起进口总额的上升,相反在同一时期中,进口物量指数下降了整整40%,入超下降了78%,与物价指数上升呈同步的反差变动。造成这种背离的原因,是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的进口关税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工农产品和不等价交换之间的联系。因此,“把不等价交换这样一个全称的命题贯串于整个中国近代对外贸易的过程中,至少是稍嫌笼统的,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关于中外企业的利润问题,他的观点是:因受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的规律的支配,中外企业利润率的高下变动,在个别企业之间或某一阶段之上,都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异,甚至有很大的不同,但在较大的范围内和较长的时间之内,则会有趋于一致的平均化趋势。就事实来看,在洋商和华商工厂之间,利润的高下也是经常互见的,在某一个时点,既容易找到洋厂利润高于华厂的事例,也不难找到华厂利润高于洋厂的例证。但是依据大多数法则,在一个较长时间序列中,中外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实际上是互相接近的。其二,关于腹地农业、手工业的发展问题,有关论述一方面指出,虽然洋货冲击了某些未能顺利完成转型的传统手工业部门和农业中的某些传统商品作物,但总体而言却启动了天津腹地农村的近代化进程,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然而另一方面却又说,除小部分地区外,其他外国商品大量进口的地方,相关手工业生产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排挤和打击,受到倾轧的农民手工业者只能步步退却,顽强挣扎,直至最后陷入歇业、破产境地,生活急剧恶化,促使本已激烈动荡的乡村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其实,虽然由于外国进口到中国来的绝大多数是工业制成品,价值高昂;中国出口到外国去的绝大多数是农、畜、土特原料和初加工产品,价值低廉,外国人通过二者之间的这种巨额差价,大赚中国人的钱,引起了某些传统产业的破产。但是,从长远和理性的角度来看,这却是腹地产业由传统产业到现代产业转型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阵痛。从天津港腹地相当多的史料中可以看出,广大农、牧民尽管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付出过许多的代价,但他们逐渐认识到,通过调整自己的生产以适应这一转变,能比不调整、不适应这一转变,获得更多的收益。因此,他们或被动或主动地忍受了与这一转型过程相伴随的一时的贫困和破产的煎熬,以顽强的毅力去主动调适,顺应了新经济的需要,不仅最终提高了自身收入,也导致了腹地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这才是腹地经济变迁的真正主流。

其三,在天津开埠对腹地经济变迁的整体影响方面,有关论述从经济园艺等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粮食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若干商业性农业区的初步形成等方面,论证了20世纪以来腹地农产品商品化的新发展。并指出,随着天津与腹地贸易联系的增强,农民的市场意识已进一步得到强化,生产经营亦由原来的全面种植改为主要生产一种或几种产品,并根据市场行情灵活调整作物的种植种类和面积,以期从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并指出这些都对提高农业生产力,扩大区域社会分工,活跃城乡社会经济等等,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有关中国近代农村社会发展的停滞论或破产论等学术观点还一并提出了质疑。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有关论述同时又对开埠通商这一外力强行楔入和牵动腹地区域经济的演化,表示了一定的不满。

这种前后矛盾、谨小慎微的态度,表明有关的研究者还没有真正摆脱掉破产论和停滞论等传统观点的束缚。

上述有关天津开埠对腹地经济变迁影响的论述,依据大量资料,在很大程度上正确指出了这一变迁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表现,为我们所进行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但是,由于受传统史学观念的束缚,却又在没有相应史料支撑的情况下,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得出了上述自相矛盾的看法。这不仅是有关论述的不足,也是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研究领域的一大缺憾。

我们认为,历史研究应建立在实实在在的资料的基础上,而不是依据某种观念和思想。虽然天津开埠本身是一种既被动而又痛苦的事情,西方列强来到中国,本来也不是出于帮助中国走向富强的目的,而且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和扬长而去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主观的好恶心理不应该取代对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的客观研究。天津开埠毕竟在客观上冲击了腹地旧有的社会观念、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引起了腹地社会各个层面的巨大变化,带来了腹地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对于这种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应依据大量的历史资料进行详尽的论述,不应不顾客观实际,套用传统的史学观点,而不管它与历史事实是否相符。

具体到天津开埠对腹地经济变迁的影响问题,在理论上,我们既可以用哲学上的内因与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来加以解释,也可以用微观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与比较优势的原理来加以解释。其实,天津开埠只是引起腹地经济变迁的外因,而当地居民对外来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接触、了解与适应,才是腹地经济变迁的内因即根本原因。腹地农、牧民之所以最终调整了原有的产业结构,去努力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求,最根本的还是现实经济利益的驱动。因为随着天津进出口贸易对腹地经济的冲击,广大农、牧民本能地意识到了传统产业对增加自己收入方面的局限,看到了为市场经济和出口生产给自己收入所带来的明显实惠。因为对农民而言,进行棉花种植的机会成本,要比传统的谷物种植小,或者说有更大的比较优势,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对牧民而言,进行羊毛、羊皮出口和加工的机会成本,要比传统的养羊卖肉小,或者说有更大的优势,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因此,腹地的农、牧民便能够主动从事农、畜产品的商品化与外向化生产,以适应国内外市场日益增长的需要。

从具体的历史事实而言,除本文前四部分的大量论述之外,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些更有针对性的补充。据统计,1920年前后,由于日本人在内地办的纱厂很多,陕西、河南、山西等省的人民便广种棉花,争趋其利,甚至有每年连麦子都不种的。再比如,麦秆以往只能用来喂牛或烧火,而当国际市场对草帽缏产生了需求之后,它就变成了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工艺原料。山东、直隶等地的农民,“每值农隙,男女老幼,团聚编制,寒苦人家,即借此以生活”。显而易见,农、牧民收入的增加,各产业的发展,皆得益于天津开埠对腹地经济的促进,或者说是腹地产业主动适应经济外向化趋势的结果。而这些变化,则是开埠以前所不曾有过的。另外,1929年《工商半月刊》关于包头的报道,则可以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保持正常开埠通商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该报道说,天津开埠后,包头逐渐发展成为西北各省及外蒙地区皮毛等大宗物资输送天津出口的转运中心。在该项贸易顺利发展的1923年前后,这一地区商业繁荣,社会安定,人民乐业。此后,因军阀混战、捐税苛重、外蒙叛乱和洪水肆虐等原因,交通运输受破坏,严重影响了西北地区通过天津的进出口贸易,包头的商业贸易一落千丈,进而也使得当地人民谋生无路。由此可见,腹地进出口贸易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生活的安定;而天灾、人祸等非经济因素对正常进出口贸易的破坏,倒反过来引起了腹地经济的衰退和社会的激烈动荡。这进一步说明,天津港的开埠不但没有导致腹地经济“破产”、“不发展”,反而促进其经济近代化;而人民生活状况的恶化,也并非开埠通商所致,而是另有他因。只是到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天津等地,实行野蛮的军事殖民统治以后,腹地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才真正陷入了绝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天津开埠时中西双方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言,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方面,确实有着中国封建生产方式无可比拟的优势。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在给中国人民带来痛苦的同时,也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促进了我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近代中外贸易的不等价交换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工业产品和农牧业矿业等初级产品、科技含量高的产品和科技含量低的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的问题。而这种不等价交换,不仅在当时,就是在我国加入了世贸组织的今天乃至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是一种必然的存在。但是,这种交易虽然不合理,却毕竟是一种目前双方都能接受又都能获利的经济贸易方式。我们只能承认、接受这种严酷的现实,通过发展经济和科技,努力弥补自身的差距和不足,才能缩小这种不平等。如果不这样做,而只是喋喋不休地谩骂外国资本主义的罪恶,除了获得一种掩耳盗铃式的心理平衡之外,只会使自己国家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以致双方在贸易上产生更多更大的不平等。历史研究既应该关注事物的发展过程,也应该关注其客观结果。

今日天津港

① 北方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在近代以前仍未有根本性提高的事实,已为学者的研究所证明。例如,从翰香先生认为,华北平原市镇的勃兴,大致发生在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30年代的近半个世纪里(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第11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史建云认为,明清时代,冀、鲁、豫三省的经济地位固然再度上升,但直到近代以前,其农村手工业始终未能达到较高的水平(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第333页)。

② 史建云认为,进入近代以后,北方农村的传统手工业,受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水平提高的影响而发生了质的变化,应属于近代工业的范畴,称之为“农村工业”(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第333页)。

【作者简介】 吴松弟(1954— ),男,浙江泰顺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人口地理、经济地理等方面的研究;樊如森(1966— ),男,山东郓城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

【本文出处】:《史学月刊》2004年第1期

【图片来源】:《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 吴松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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