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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的来生│城与邦

城与邦
2017-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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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的来生

作者|骆斯航

图文编辑|黄麒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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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系在读博士生

研究兴趣: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

前言

2012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版重新编辑的《共产党宣言》。这版《宣言》由Jeffery C. Isaac (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系)主编,由他自己撰写简介,其中包含了恩格斯在1847年撰写的两份草稿《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1872年至1893年间七版不同的前言,以及四篇来自当代学者的评论文章。这四位当代学者分别是Steven Lukes (纽约大学社会学系)、Stephen Eric Bronner (罗格斯大学政治学系)、Vladimir Tismaneanu (马里兰大学政府系)和 Saskia Sassen (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这次出版距离《宣言》的初次出版已经过去了一百六十四年,距离它在欧洲社会运动中奠定纲领性的地位已经过去了约一百四十年,距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大规模衰落过去了二十余年,距离最后一次大规模对《宣言》的讨论也过去了十四年(上一次是1998年《宣言》出版一百五十周年之际)。更为重要的是,这次讨论发生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而占领华尔街运动被不少人视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复兴”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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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版囊括了五位学者观点的《宣言》,大致了在当代阅读《宣言》,乃至阅读马克思著作的两条思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们在马克思的原著中指出他的理论缺陷,证明它的危险,向大众宣告它的过时;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们则在其中梳理马克思对当代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解答,和其他政治思想的支持者一样,在二十一世纪的语境中延续经典理论的生命力。

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来自左翼和右翼的学者纷纷开始宣告马克思主义的死亡的话,那么这次发生在占领华尔街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复兴,或许可以被看做马克思主义的来生。之所以称之为来生,一方面自然是因为新的历史环境给各种政治思想都提供了新的语境素材。另一方面,政治记忆的变化也给新的马克思主义解读提供了空间。阅读二十世纪政治理论家的著作时,我们不难看出以几个纪念碑式的历史事件——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大屠杀、冷战与意识形态对峙等等——为背景的共同历史记忆。时代的变迁无疑会逐渐地推动政治记忆的变化。即便这些变化并不会使旧的政治记忆及其留下的遗产(例如对宽容、免于恐惧的自由、人的境况等议题的讨论)轻易消失,但它确实也让新一代的政治理论家,在重新考虑过去的政治思想时,有了新的动力和出发点。

本文试图讨论的,是这版耶鲁版《宣言》的五位贡献者(包括编者Isaac)在五篇文章中提出的理解《宣言》的不同方式。这五位学人都经历过苏联解体,其中的Tismaneanu更是出生于罗马尼亚,曾经亲身体会过齐奥塞斯库的独裁统治。他们在这版《宣言》中的讨论除了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后苏联时代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提供了一些切入点,促使读者理解在当代的政治议题中,马克思主义占据的,以及可能占据的地位。本文将主要展开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宣言》、阶级斗争和民主”、“《宣言》、道德和人的境况”,以及“《宣言》、当代政治与全球政治”。

耶鲁版《宣言》。

《宣言》、阶级斗争和民主

多年以来,“马克思不关心政治场域”是人们概括马克思对政治议题的看法时最简洁明快的回答。无疑,对于马克思而言,解决社会历史问题的钥匙在于经济基础,亦即在于生产力、所有制和生产关系。政治与哲学、宗教、文化等社会因素并置,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取决于经济基础。因此,即便在马克思的不少著作中(包括但不限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哥达纲领批判》)我们可以读到碎片式的政治讨论,如Ralph Miliband所说的那样,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重要人物——也许除了葛兰西——从未有撰写一份洛克式的政府论的念头(注1)。制度和政治结果在马克思眼中既不是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根本因素,也不是刻画共产主义社会与其他社会区别的核心特征。

但政治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次要性显然不能被等同于彻底的经济决定论。换句话说,我们无法简单地认为所有的政治制度都仅仅是经济基础的镜像,更无法因此推出政治对经济、乃至政治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毫无影响里。在《宣言》中,这点直接体现在马克思对工人们的号召上。他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win the battle of democracy)。”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至少工具化了民主选举,将民主选举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武器之一。如果我们联系马克思早期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著作,以及晚期的《宪章派》等著作,会发现他对民主制抱有诚挚的态度(注2)。如Isaac所指出的那样,在十八、十九世纪欧洲政治的大背景下,汹涌而来的民主革命象征了一种打破封建制度、打破政治继承的平等主义大潮,把人类社会推向了更解放的时代。在这点上,马克思与恩格斯所理解的民主的平等属性,与托克维尔和密尔等自由主义者并无不同。

但如果说马克思对民主制度抱有诚挚的态度,这一制度既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武器之一,也有希望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管理机制的话,他和十八、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家之间的距离似乎更值得我们关注。Isaac、Lukes和Tismaneanu都指出,较之专注于制度设计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家,马克思基本完全无视了法律、权利、公民自由等一系列民主的制度保障——在下一节对道德的讨论中,我们会更进一步谈论这个问题——Tismaneanu更是进一步认为对民主机构的贬斥是马克思主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马克思所理解的民主制度,基本是一种简单的基于多数人原则的政治安排。

马克思同时也在另一种意义上偏离了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光谱。除了支持普选,他基本不对任何一种具体的现代政治安排有特殊的偏好态度,无论是总统制还是议会代表制。他不仅不同于那些认为某种具体的现代政治安排可以实现自由主义诸价值的政治理论家,也不同于那些认为民主政治不产出经典自由主义价值的理论家——例如熊彼得。换言之,较之这些力争将民主定义缩小的后来者,马克思并不认为民主制度的价值在于它能够通过非暴力的轮替或者谈判完成政权交接。马克思并不分享“政治作为暴力的替代品”这一在二十世纪颇具影响力的政治理论思路,尽管二者都以一种工具化的思路来看待民主政治。

如果说马克思把民主从法律和具体的政治结构解绑(或者说他遵从了某种更简练的民主思路),那他无疑把民主和阶级斗争的视角紧密捆绑在了一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当社会运动的大潮逐渐从挥舞阶级斗争的大旗转向多元化,再到苏联解体后不少学人断言的“马克思主义从左派思潮中退场”,阶级斗争与激进民主之间的捆绑成为了不少学者努力解决的问题(注3)。在第三部分的讨论中,我们会更详细地涉及这个问题。

柏林的马克思像。

《宣言》、道德和人的境况

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和马克思主义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一样,是上世纪后半叶政治哲学与政治理论中常见的经典讨论之一。关于这个问题,最大的一次争论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然而随着主要参与者兴趣的转向,也随着马克思主义失去作为重要研究对象的地位,这个辩论留下的遗产在今日看起来显得稍显过时。限于篇幅,本文并不试图追溯这个经典辩论(注4)。在耶鲁版《宣言》的评论文章中,Tismaneanu和Lukes都涉及了这个经典议题。

Tismaneanu认为在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中不存在革命的伦理观,因此对马克思而言,目的完全可以为(非道德的)手段辩护,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缺陷。他进一步列举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具体问题,认为这三个问题为之后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独裁打开了大门。这三个问题分别是:(1)用历史必然性为攻击资产阶级人权观和私有财产辩护,这打开了列宁主义“主动推动历史进程”的大门;(2)给阶级和阶级斗争赋予了本质地位,打开了布尔什维克作为一种“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的大门;(3)将政治权力简化为阶级斗争,打开了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统治的大门。显然,在Tismaneanu眼里,这三个问题都与马克思主义缺失的道德观念密切相关。总而言之,他认为马克思去除了政治中的所有道德色彩,以阶级观念取而代之,并因此使二十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最终走向失败。

作为典型的阿伦特笔下的“ex-communist(注5)”,Tismaneanu未能更进一步去梳理马克思主义乃至《宣言》的道德色彩似乎令人遗憾,也似乎理所当然。Lukes的观点则不同于Tismaneanu。Lukes引用《宣言》的原文,指出所谓马克思没有道德理论,指的是马克思废除了宗教和道德的“永恒真理”的地位。然而马克思并未同时废除“自由”的地位。相反,《宣言》中有一套逻辑连贯的关于人类解放的道德理论,这套道德理论并不基于正义与非正义,也不基于平等与不平等,而正是基于自由。

Lukes进一步说明,《宣言》的道德理论分为两个层面,一层是直接的,一层是间接的。在直接层面上,马克思否定的是德国政治思想传统中的Recht,亦即一套关于正义、公平、权利和责任的概念体系;在间接层面上,马克思否定的是Recht所依赖的社会状况。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需要一套关于正义、公平、权利和责任的概念体系,是因为我们至少在当下无法摆脱匮乏、不可通约的价值、信息渠道受限、非理性等种种人的境况。马克思之所以认为这套概念体系可以被抛弃,是因为他认为这些人的境况都是能够被克服的。在这一点上,Isaac、Lukes和Tismaneanu达成了一致:马克思低估了人类境况的难以克服,对“人”的能力和发展过于乐观,从而导致了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实验的失败。

这个“马克思低估了人的境况”的批评,和贯穿马克思写作生涯的社会学、经济学视角形成了强烈的碰撞。在十九世纪,马克思无疑是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无论是理论还是现实——做过最深刻调查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他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理解乃至对古典经济学文献的理解无疑是时代中的领先水平。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阿伦特在《论革命》中才批评马克思“把对匮乏的恐惧转化成了对未来生活的理想化”。无论阿伦特的这个批评在因果性上是否正确,它实际上指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和通向未来社会的道路的讨论,正是基于他对当时的人的境况的观察和研究的。而无论是Isaac、Lukes还是Tismaneanu,当他们批评马克思过于乐观地理解了人的境况,从而将共产主义摆到了世俗宗教的位置上时,似乎并没有人进一步去为马克思的经济手稿和经济著作提供简要的道德化解读。像Mehmet Tabak总结的那样,马克思的道德批评是三个层面的结合体:对当前社会现状和发展的理解、对革命性的政治行动的理解、和对“在未来社会中如何解决本质与存在之间的冲突”这个问题的理解。而这三位批评者,都只关注了后两个层面。

同为耶鲁版《宣言》的五位贡献者之一,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Bronner则欣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世俗宗教”地位,并提出之所以马克思以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为其政治理想奠基,是因为确定的未来使个人有了足够的理由为共产主义政治理想的付出和牺牲——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对经验证据开放的世俗宗教。

这使我们需要进入第三节的讨论。在“当代”——换言之,在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时代——当《宣言》不再是社会运动中的核心纲领文本,当阶级斗争的逻辑被不少人判定为失效,《宣言》对理解当代政治起到了什么作用?或者,从批判者的角度而言,《宣言》为什么不再对当代政治起到影响?

理解现况意味着什麽?

《宣言》、当代政治与全球政治

当我们使用“当代政治”,或者更具体地说,“当代左翼政治”的时候,“当代”这个词的含义经常没有“政治”的含义那么引人注目。如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史的语境里,苏联解体是一个实际和象征双重意义上的重大事件。在此之后,不少来自左翼和右翼的学人都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再是左翼社会运动中的领头羊(注6)。在耶鲁版《宣言》的简介中,Isaac进一步阐释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有人断言“我们现在生活在后马克思主义时代”,那这个断言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于,在现代社会,左翼斗争不再有一个共同的“我们”(注7)。换句话说,当代左翼斗争,像Laclau and Mouffe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指出的那样,是基于建立在反本质主义的不同话语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阶级话语之上的。这是Isaac认为《宣言》的历史已经终结的第一个原因。但有趣的是,Bronner在他的短文中对阶级的理解似乎回应了Isaac,以及Isaac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左派对阶级话语的批评。与常见的后现代批评不同,Bronner认为“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在《宣言》里本来就不是一个同质化的概念。革命者需要从各个社会分层去招募战友,而无产阶级本身也不是一个在先给定的概念,而是在历史条件与人的主体性的辩证互动之间逐步形成的。这一观点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葛兰西)中,本来也有颇多发展。这样来看,反本质主义固然形成了对阶级话语的重要挑战,但这一挑战未必达到了终结《宣言》历史的地步。

另一方面,Isaac认为,马克思主义所丧失的,不仅是在左翼斗争中的“元叙事”地位,更丧失了对关于资本主义正义性和可能的未来社会的公共讨论——在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空间里,抗争早已不再由阶级话语来阐释。Isaac的这一观点承接了他自己1998年在《黑暗时代的民主》中的立场。在这本论文集的“进步主义的贫困”一节中,Isaac曾批评当时的新进步主义(New Progressivism)的阶级斗争倾向,其中一个批评的层面就是新进步主义的“理性主义谬误”。Isaac认为,新进步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宿命一样)误认为只要提供一份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准确诊断,就能够掀起进步的、矫正性的社会运动,却忽视了在后现代社会里理性和权力的分离。换句话说,即便激进左派或者说马克思主义者为社会问题提供了准确的诊断,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时代也已经过去,它在当前的后现代社会里无法仅凭借对问题的诊断本身就激发足够的社会运动的能量——在耶鲁版《宣言》的简介里,他也因此批评伊格尔顿和哈维,认为他们高估了“准确的社会诊断”的力量。

但这似乎无法像该论断的支持者一样给马克思主义者会心一击。尤其是在美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下,当特朗普的胜选即将成为政治学家和社会思想家未来几个十年里重要的历史素材,“后事实(post-truth)时代”这个早已存在的概念再次突兀地出现在研究者眼前的时候。对于在苏联解体之后就挣扎在“黑暗时代”里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后事实”的挑战无非证明了意识形态战场的严酷,也说明了意识形态战争的必要性。实际上,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早就提醒过读者,意识形态并不是一种对真实的社会关系的代表。相反,意识形态背后的是一种想象的社会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内,并非没有理论资源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更进一步而言,如果说Isaac沿袭Laclau and Mouffe的道路所支持的后现代多元话语激进政治把左翼政治从马克思主义的独尊地位中解放出来的话,它自然而然地也解放了整个意识形态领域——解放了曾经的意识形态敌人。故而,“后事实”的挑战本来也并非激进马克思左派独享的挑战——它恐怕是整个左派事业的挑战,这在当前美国政治环境下已经体现得非常明显。

当然,对于不同的学者而言,“当代”未必仅仅意味着后现代意义上的多元话语。在耶鲁版《宣言》的最后一篇评论文章里,Sassen抓住《宣言》的国际主义立场,为《宣言》在国际政治经济讨论中的潜力指出了一个方向。Sassen认为,与今日基于国家间依赖关系的全球化图景不同,马克思在《宣言》中体现出来的全球化色彩基于在世界不同区域反复出现的相似的结构变量。也就是说,由于资本的内在需求,不同地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服从于相同的倾向和结果。体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全球化上,新古典自由主义在世界的不同区域的扩张创造了相同的、动荡的社会条件。在这个意义上,Sassen认为,全球化是内嵌(embedded)于各个民族国家的内部环境的——全球化所创造的全球性结构变量,会在具体的民族国家语境中和本地的环境以及本地政府的政策相结合。在Sassen眼中,如果我们放松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决定论的严格要求,就会意识到资本主义和全球政治的形态,正是政治行动的基础构造。这种全球化的图景,邀请我们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到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活动之中。

全球化的角度提供我们一个联系《宣言》的视角。

结语

在任何意义上,占领华尔街之后迎来的这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复兴,规模都还非常有限。它的确使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议题,例如经济危机、全球化等等,以历史依附者的姿态重新浮上水面——这也绝不是“经济危机与马克思主义回暖”这种情况的第一次发生。而那些被埋在水面之下的议题,在“黑暗时代”以来一直被政治理论家拒斥在议程之外的马克思主义主张,恐怕更能说明“当代”这个包含了丰富历史记忆的概念对马克思主义乃至对左翼政治的象征权力。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左翼政治的一员,回顾《宣言》及《宣言》身上所积累的、由批评和支持共同组成的包袱,正是理解当代左翼政治话语的重要道路之一。耶鲁版《宣言》,则可以被看成通向这条道路的一个入口。

注释

参见Miliband (2004)。即便是葛兰西的政治理论,也很难在不经解读的情况下被理解为普遍的、概括性的政治理论。相反,葛兰西在前监狱时代乃至狱中时代所讨论的政治理论,更应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在更具体的概念层面(levels of abstractness)的政治实施纲要。参见Hall (1986)。

同时,轻易地把马克思在早年所支持的民主制等同于他在晚期所讨论的共产主义革命工具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管理机制也是不妥的,这中间至少需要足够有力的论证。参见Isaac (1990)的批评。

在诸多这样的尝试中,Laclau and Mouffe (2014)无疑是其中最著名的之一,也是最有力的之一。

可参阅拙文《艾伦•伍德:资本主义是道德的吗?》。

参见Arendt (1953)。在这篇短文中,阿伦特区分了ex-communist和former communist两种不同的前共产主义者。

可参见Perry Anderson (2000)。

Isaac认为另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即便在过去也从来没有定义所有政治思想家的限度。

参考文献

Althusser, L. (2008).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in On Ideology, Verso.

Anderson, P. (2000).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1, 5.

Arendt, H. (1953). The Ex-Communists. Commonweal, March 20, 1953, 595-598.

Arendt, H. (1990). On Revolution. Penguin.

Hall, S. (1986). Gramsci's Relevance for the Study of Race and Ethnicit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10(2), 5-27.

Isaac, J. C. (1990). The Lion's Skin of Politics: Marx on Republicanism. Polity, 461-488.

Isaac, J. C. (1998). Democracy in Dark Tim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aclau, E., & Mouffe, C. (2014).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Books.

Marx, K., et al. (2012).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Rethinking the Western Tradi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iliband, R. (2004). Marxism and Politics. Merlin Press.

Tabak, M. (2012). Dialectics of Human Nature in Marx’s Philosophy. Palgrave McMillan.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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