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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秀园记

孙家小窝
2017-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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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三,驱车路过安庆,顺便拜谒了陈独秀墓。车下高速,在百度导航的指引下,拐进一条会个车也似乎有些困难的狭窄村道,寻找墓的所在地——“独秀园”。不由得怀疑此行能否达成目的,同伴也揶揄:新年新始,却来一个陌生的地方寻找一个不相干的人的墓,还是在这样冷冷清清的荒郊野外,真是莫名其妙。有什么办法呢,只能这样安慰自己:非常之人,必有非常际遇,名垂宇宙、万人景仰固然遂人所愿,寂寞孤独、少有人问津也乐得悠闲清静,未尝不好。独秀先生生前风云激荡,听惯了看惯了人世的纷争,也许身后他要的就是这样的安宁呢?

还好,没费周折,来到了“独秀园”门口,出人意料,虽然拜谒的人不多,但也不算冷清,停车场还有邻省的旅游大巴;更出人意料的是墓园的规模也不小,进入墓园,迎面一座六柱五门石牌坊,中间一门的门楼上镌刻“独秀园”三字,左右两侧刻有独秀先生一生倡导并手书书的“民主”和“科学”,牌坊前的广场对面是一组浮雕,名为“惊雷”,展示陈独秀波澜壮阔的一生。穿过石牌坊,便是长而宽的墓道,沿中轴线依次排列着陈独秀雕像、新青年碑刻、纪念水池和陈独秀墓冢,其格局让人想起中山陵。只是中山陵依坡而建,拾级而上,更加庄严肃穆。上大学时多次游览中山陵,做老师后又多次教学课文《巍巍中山陵》,所以记忆比较深刻。于是,在独秀园走走看看,不时地拿它和中山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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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牌坊上刻的“独秀园”三字,我想到进入中山陵也是一座石牌坊,不过只有3个门楼,中间门楼上刻的是中山先生的手书“博爱”,而不是“中山陵”。独秀先生和中山先生一样,都是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的人物。中山先生首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国民党,推翻帝制,提出三民主义,缔造中华民国,国人尊称他为“国父”,真可谓名至实归,不过称他的墓园为“陵”,却让一些人心生疑窦,古代只有帝王之墓才称为“陵”,中山先生一生以推翻封建帝制为己任,身后却留下充满封建帝王色彩的“中山陵”,岂不有违的本意?也许,真因为如此,“中山陵”只是口头称呼,而无文字碑刻的事实了。

如此一想,倒为“独秀园”的命名叫好了。独秀先生创办《新青年》,扛起“民主”和“科学”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大旗,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尽管他的后半生充满争议,不当的宣传让他在很多国人的印象中是一个“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执行者”,是一个“托派主义的反革命者”,然而,纵观他的一生,“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始终铁骨铮铮,胸怀坦荡,以“独秀园”命名他的墓园,客观公平,堂堂正正,又不惹政治是非争议。

我有些疑惑,为什么牌坊是六柱五门,比中山陵还多两个门,旁边一位游客微微一笑,意味深长地告诉我:因为他担任中共一至五届总书记,我猛然惊醒,是呀,在党内,谁的地位能够超过他呢?可在我们印象中却模糊不清,甚至是反面人物,历史的吊诡也许就在于此吧!

参观墓园,总会关注到碑铭字刻。在“中山陵”,除了中山先生的“博爱”、“天下为公”、“浩气长存”、“民族、民权、民生”等手书外,当然也有国民党大佬兼书法家谭延闿、于右任、胡汉民等人的题款。“独秀园”的碑铭字刻,除独秀先生的手书“民主”“科学”外,另有三处使用集字的形式:牌坊门楼上“独秀园”集赵朴初行楷,浑厚饱满,雍容典雅;墓道中陈独秀雕像基座上“陈独秀”三字集王羲之行草,飘逸洒脱之中又有浩然之气;墓冢前的墓碑“陈独秀先生之墓”集欧阳询楷书,挺秀遒劲,高雅雄浑。这种集字的形式恐怕是最适合像陈独秀这样盖棺而未定之人的。你想,在此情形之下,可以去请谁来题写呢,谁又会愿意题写呢?

据说,自陈独秀之墓由他的三儿子陈松年从江津迁至此地后,光墓碑就换了四次:“先考陈公乾生之墓”、“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陈独秀之墓”、“陈独秀先生之墓”,看得出,前两次独秀后人所立,后两次应是官方所立,独秀墓能够由官方所立到最后称呼中加“先生”二字的微妙变化,让人对政治的风云诡谲唏嘘不已,也不由得佩服“独秀园”建造设计者的“集字”镌刻碑铭的巧妙心思。

体现这种巧妙心思的设计还有墓冢前的纪念水池,旁边的说明文字是:“在原来天然池塘的基础上改建而成,方方正正的水池寓意着陈独秀一生清平正直,胸怀坦荡,如镜的水面寓意历史是一面镜子,终究会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是什么,怎样还原?写作此文时,手头正好有1979和2009两个版本的《辞海》,对比一下对“陈独秀”条目的不同阐释,似乎能说明这个问题。

1979版生卒年后直接说字号,没有总的评价,最后说他“死于四川江津”;2009版起首在字号前总的评价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对他的死,表述为“在江津病逝”。对他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并无异议,只是详略不同;可1979版并未像2009版一样提及他领导五卅运动和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对他的右倾错误,1979版表述为:“第一次国内革命后期,党内以他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形成投降主义路线,放弃对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进攻采取妥协投降政策,使革命遭到失败。”2009版的表述是:“大革命后期,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致使革命在国民党右派的突然袭击下遭到失败。”对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前者强调主观因素,后者突出客观因素。

对他最具争议的托派反革命问题,1979版这样表述:“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被撤销总书记的职务,但仍坚持错误。其后,和托洛茨基分子勾结,成立反党组织。1929年被开除出党。同年12月,纠集彭述之等81人发表《政治意见书》,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2009版表述简单客观得多:“1927年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后参加中国托派。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另外,2009版还比1979版增加了陈独秀遭国民党逮捕的事实:“1932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7年获释,出狱后主张发动群众抗日,拒绝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在四川江津以教书为生。”

30年两个版本对陈独秀的评价,不能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至少也体现了历史巨大进步。也许,在很多问题上,我们对历史的客观公正应该有足够的信心,尽管很多时候,要以很长的时间和恒久的耐心去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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