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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沈括(1)为什么首先该是个历史学家

佚名_500706
2017-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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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种使命感,即把沈括作为一个主题来研究。

起因可能是看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正》,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胡道静诞辰百年纪念版。原来是以看看胡的学问的角度去读这本书的,确实胡做学问的功夫很好,校注非常详细,钩沉出新,大大增加了阅读《梦溪笔谈》的乐趣。也正是在这一次的阅读过程中,突然发现我以前错过了沈括。

年轻的时候把《梦溪笔谈》当作闲书看掉的。它提供了我许多故事,作为一个理工男可以运用的谈资十分合格。比如这一则:

山阳有一女巫,其神极灵。予伯氏尝召问之,凡人间物,虽在千里之外,问之皆能言。乃至人中心萌一意,已能知之。坐客方弈棋,试数白黑棋握手中,问其数,莫不符合。更漫取一把棋,不数而问之,是亦不能知数。盖人心所知者,彼则知之;心所无,则莫能知。如季咸之见壶子,大耳三藏观忠国师也。又问以巾箧中物,皆能悉数。时伯氏有《金刚经》百册,盛一大箧中,指以问之:“其中何物?”则曰:“空箧也。”伯氏乃发以示之,曰:“此有百册佛经,安得曰空箧?”鬼良久又曰:“空箧耳,安得欺我!”此所谓文字相空,因真心以显非相,宜其鬼神所不能窥也。

现代的我们很少有机会能够这样测试一个女巫了,对吧?这种实验报告无论其准确度如何,相信大家都会是津津乐道的。当聊天的时候有人谈灵异事件,这则故事往往可以增趣不少。再如这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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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州定远县一弓手,善用矛,远近皆伏其能。有一偷亦善击刺,常蔑视官军,唯与此弓手不相下,曰:“见必与之决生死。”一日,弓手者因事至村步,适值偷在市饮酒,势不可避,遂曳矛而斗,观者如堵墙。久之,各未能进。弓手者谓偷曰:“尉至矣。我与尔皆健者,汝敢与我尉马前决生死乎?”偷曰:“喏。”弓手应声刺之,一举而毙,盖乘其隙也。又有人曾遇强寇斗,矛刃方接,寇先含水满口,忽噀其面,其人愕然,刃已透胸。后有一壮士复与寇遇,已先知噀水之事,寇复用之,水才出口,矛已洞颈。盖已陈刍狗,其机已泄,恃胜失备,反受其害。

看过这种描写后,再看武打小说,一个武侠小说小说家的各种说法就会显得异常苍白。小说家闭门造车,会构思出一个人一手拳一手掌地打过去却在半途掌变拳拳变掌啊什么的高深招数。这些种种歪门的武功招式再神奇,或者其名称再神奇,我们却可以肯定,在现实高手的过招中都不会比得上沈括找到的“隙”的作用。过招者必须制造和利用隙,以及反利用对方造隙时候的隙。两个武林高手对峙着却不出手,正是在互相等待对方因为动手而产生的破绽,不是么?

这个隙在现代科学里研究确实存在,即人脑在行动前会有很短的一个时间段不做任何反应。有人把这个不做反应的时间段叫做“道德真空”。正是因为存在这个隙,制造了很多游戏。比如一人捏住一张A4纸上端准备松手,另一人在纸下端准备在彼放手的一刹那去抓住这张纸,就很难接住。人类制造的机器手却能接住,就是因为机器手没有“道德真空”,其反应时间短过一张纸滑落所需要的时间,而人类则不行。这个停顿的时间长过纸张滑落所需的时间,长过对手刺杀所需要的时间。

沈括记载的合于现代科学的,或者不合于现代科学的却仍旧足以当作中世纪神秘学实验结果的段落,都足够资格被用在严肃的场合里讨论。他记录的对女巫进行的实验的方法至少符合现代科学研究的方法的,对吧?但是早年阅读沈括所构建起来的只是一个宅男科学爱好者的形象。梦溪就是他退隐的庄园,对吧?一如我在我的书斋里码字写公众号一样,他在他的庄园里记录着自己的发现,期望以后会有人看到。

这个谢耳朵一样的形象在重新阅读沈括《梦溪笔谈》的时候被颠覆了。颠覆来自该书的第一篇,阅读过的读者都知道他讲了一则故事。

上亲郊郊庙,册文皆曰“恭荐歳事”。先景灵宫,谓之“朝献”;次太庙,谓之“朝飨”;末乃有事于南郊。予集《郊式》时,曾预讨论,常疑其次序,若先为尊,则效不应在庙后;若后为尊,则景灵宫不应在太庙之先。求共所从来,盖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地上帝,则百神皆预遣使祭告,唯太清宫、太庙则皇帝亲行。其册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于某所,不敢不告。”宫、庙谓之“奏告”,余皆谓之“祭告”。唯有事于南郊,方为“正祠”。至天宝九载,乃下诏曰:“‘告’者,上告下之词。今后太清宫宜称‘朝献’,太庙称‘朝飨’。”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册文皆为“正祠”。

很多人写笔记小说都喜欢讲故事。唐宋时期的大多数(或者可以说除了沈括以外的所有的)笔记小说的作者都喜欢写故事多是一些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的故事,这样这则事件不会失传。事实上唐宋的笔记小说的记录者就是期望自己的记载能够填补官方史料的不足的。但是沈括的这则故事却明显跟他们不同。

而沈括的这则故事恰恰是记录了一则人人都知道的事情。不是么?皇帝亲自去祭祀,祭祀的对象有一个固定了的次序。这个次序其实谁都知道,但是这个次序却暗含着一种不合理。即宫-庙-郊这三者的尊卑-访问次序的问题。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是宋代的真问题。我很愿意花一点笔墨解释一下下:

大多数朝代呢,只要处理太庙和南郊。太庙祭祀了历代皇帝,南郊祭祀天地。而如果只有两者需要访问,那么次序问题不会出现。可以按照天地尊于皇帝的常识从皇帝祭祀的过程中自然得出“以后为尊”。而宋代不是有了一个宋真宗,请到了天书么?为此给梦里头的祖先(托梦者自称“赵元朗”)建了一个景灵宫。所以演变成了宫-庙-郊三者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宋代很多学者也直言反对针对景灵宫的祭祀的。认为这种祭祀不合理也不合礼。你如果是个和我一样的旁观者,自然也可以得出一样的结论。认为这个次序问题是景灵宫介入产生的次生问题,完全可以对此类问题一如旁观者那样大放一通厥词、笑话一番。但是沈括却不一样,他给出了该次序的一种解释。谁叫他是局内人呢?

细细体会沈括的解释多少有点牵强,唐朝尊敬太清宫是因为太清宫的老子被唐朝皇家认作远祖。但对太清宫的祭祀在唐朝是独立的,并不参与太庙-南郊的一体祭祀活动。所以并不能直接通过援引唐朝的现存做法为宋代的三元祭祀问题做一个结论。沈括只能找到了两种相关说法,拼凑起来给现存做法建立了一个模糊的合理性。

这就是沈括和别的笔记小说作者不一样的地方。沈括也是官僚,他甚至参与了元丰年间对南郊礼的制定。他必然不能够像旁观者那样直接否定景灵宫的仪式,甚至可能也没法改变三者的次序。所以他退而求其次,为现存的行为模式从历史上找到了一些比较令人信服的依据。

这才是沈括。他是一个行政官僚,同时他又偏好理性思维。而行政中的种种现存做法,原来就不具备理性。你作为一个行政人员,完全不能像编外人员一样的清议一番了事。宋明儒家被人诟病最多的就是清议,不是么?而政治家/行政人员的你,却必须在高尔甸结般的、乱麻也似的、错综复杂却又因此表现得坚硬异常的行政体系里,如果没法找出一条新的出路的话,也必须为现存模式找到一个过得去的理由。

而现实就是不合理的,啰啰嗦嗦找不到起点和终点的。选择一种和现实妥协的方式很重要,而既是执行者、又要做一个解释者的时候,沈括的功力就显现出来了。历史在此时变得重要异常。我们之所以是当下这个样子,其最重要作用的正是历史,或者说是解释者选中了的、能够说服大多数人的历史说法。

这才是沈括。他自然具备清议的头脑和学问,但是他却必须以一个行政官僚的身份度过了他最多的人生时光。《梦溪笔谈》是沈括对自身人生的一种总结性叙述,而第一条正这个叙述的开场白,对吧?

沈括雁荡山摩崖的签名,好像是他唯一留存的亲笔签名了。

2017.2.11

孫郎谈古之浅谈王审知与闽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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