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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劝陈独秀写自传

海外汉学研究
2017-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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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立华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7年02月08日05版)

胡适先生在《四十自述·自序》中说:“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可是“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但却“终不肯下笔”。有些老朋友,还没有来得及写自传就去世了。这其中,有曾任中华民国参众两院秘书长、段祺瑞内阁司法总长、福建大学校长的林长民(林徽因之父),有曾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的国学大师梁启超,有曾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的梁士诒等。缺少了这些人的自传,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学的“绝大损失”。此外,胡适还劝告过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陈独秀、熊希龄、叶景葵等先生,“我盼望他们都不要叫我失望”。结果却是,只有陈独秀一人留下了自传(蔡元培先生留下了《自写年谱》)。

一、陈独秀狱中写《实庵自传》

1932年10月15日,已被开除党籍的陈独秀被国民政府逮捕。远在北平的胡适先生发电报给上海的蔡元培,请他就近营救陈独秀。国际知名人士杜威、罗素、爱因斯坦也致电蒋介石,为陈独秀说情。爱因斯坦在电文说:“陈独秀是东方文曲星,不是扫帚星,更不是囚徒,请予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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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山公园,蒋介石被记者围住问及陈独秀事件,蒋说:

陈独秀虽已被共党排除,但亦是共党之鼻祖,危害民国,未戒组织社团闹事之病。独秀虽已非共党之首领,然近年共产党杀人放火,独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

10月23日,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人快邮代电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营救陈独秀。24日,蒋介石在电报中说:

陈等所犯之罪,系危害民国之生存,国家法律对于此种罪行,早在法律上有明白的规定,为维持司法独立尊严计,应交法院公开审判。

1933年6月30日,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八年,囚禁于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前后,国民党很多要人都来看望陈独秀,连蒋夫人宋美龄都来了。陈独秀在狱中有看书、写信、接待客人的自由。牢房里给他准备了好几个大书柜,摆满了古今中外的书籍。还准许他把小媳妇潘蓝珍带进监狱,陈独秀在狱中公然做爱,并斥骂狱卒:“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

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蓬勃展开时,陈独秀为声援和鼓舞被捕学生就写过一篇《研究室与监狱》的哲理短文:

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这回陈独秀真的把研究室与监狱合二为一了,他潜心著述,完成了《孔子与儒学》等书稿。并准备撰写自传,以便完成胡适先生对他的期望,同时也可以获得丰厚的稿酬,改变生活的困境。

1932年12月22日,陈独秀在给老友高语罕的妻子王灵均写的信中说:

《自传》一时尚未动手,写时拟分三四册陆续出版,有稿当然交老友处(笔者按:指汪孟邹所在的亚东图书馆)印行,如老友不能及时付印,则只好给别家。《自传》和《文存》是一样的东西。倘《文存》不能登报门售,《自传》当然也没有印行的可能。若写好不出版,置之将来,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

他怕《自传》写出来一时不能出版,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他的拼音文字稿就在商务印书馆,毫无政治色彩,但却一直没能出版。1932年12月1日,他在给胡适先生的信中说:“存尊处的拼音文字稿,我想现在商务可以放心出版了,倘商务不敢出版,能改由孟真先生在研究所出版否?”结果是商务不敢出版,傅斯年(孟真)的历史研究所也没有出版。

于是,陈独秀让前来探视的汪原放请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重印《独秀文存》试试水。没想到《独秀文存》重印后,反响极大,销售很好。此前,陈独秀已经在亚东图书馆预支了很多稿酬,这次扣除预支的稿酬尚馀364元。既然《独秀文存》可以出版销售,《自传》当然也可以了。

这时,曹聚仁代表群益图书公司前来约稿,“每千字20元,每月可付200元”。稿酬颇丰,约相当于现在每千字6000元人民币,颇具诱惑力,只要群益图书公司的信誉可靠就没什么问题了。可是,1933年3月14日,陈独秀在写给高语罕和王灵均的信中却改变了主意:“《自传》尚未动手,此时不急于向人交涉出版。倘与长沙老友一谈,只要他肯及时出版付印,别的条件都不重要。”他要把《自传》交给“长沙老友”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出版,因为这时的亚东图书馆亏损严重,陈独秀须加扶持。

《自传》动笔前,他请外面的朋友借来了《马克思传》、《达尔文传》和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以为借鉴。可是,他与监狱外面中国“托派”的笔墨官司一直是没完没了,使他无法静下心来,甚而至于断绝了写《自传》的念头。1933年10月13日,他在给汪孟邹的信中这样说:

自传尚未动手(或不名自传而名回忆录,你以为如何?或名自传了),如能写,拟不分为少年期等段落,因为我于幼年、少年的事,一点也不记得了,即记得,写出也无甚意义。我很懒于写东西,因为现在的生活,令我只能读书,不能写文章,特别不能写带文学性的文章,生活中太没有文学趣味了!我以前最喜欢看小说,现在见了小说便痛,只有自然科学、中国文字音韵学等干燥无味的东西,反而可以消遣,所以不大有兴味写自传。你可以告诉适之,他在《自述》中希望我写自传,一时恐怕不能如他的希望。

陈独秀是个一诺千金的直性人,他答应胡适写自传,就想着一定要实践诺言。如今,情势不由人,他怕胡适怪自己食言,因此在狱中写信托汪孟邹向胡适转达自己的苦衷。

1937年7月,著名出版人《宇宙风》主编陶亢德(哲庵)托汪孟邹约陈独秀写《自传》。7月8日,陈独秀致函陶亢德说:

许多朋友督促我写自传也久已,只以未能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动手。前次尊函命写自传之一章,拟择其一节以应命,今尊函希望多写一点,到五四运动止,则范围扩大矣。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先生以为然否?以材料是否缺乏或内容有无窒碍,究竟能写至何时,能有若干字,此时尚难确定。

从7月16日到25日,仅仅十天,陈独秀就完成了《实庵自传》的《没有父亲的孩子》和《从选学妖孽到康梁派》两篇,共计13000字。他在稿本上写道:“此稿写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五日,时居南京监狱,敌机日夜轰炸,写此遣闷。”

二、胡适请汪精卫释放陈独秀

《实庵自传》两章寄出后的一天夜里,日寇飞机炸塌囚室的房顶,陈独秀幸亏躲在书桌下面才逃过一劫。这时,胡适先生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参政会,他非常担心陈独秀的安全,于是给汪精卫写信,要求释放陈独秀,“为国家保存种子”。8月19日,时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回复便函说:“适之先生惠鉴:手书奉悉,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敬复。并顿著安弟汪兆铭顿首。”

四天之后的8月23日(农历七月十八,处暑),关押了差53天就满5年的陈独秀出狱了。

陶亢德收到书稿后,马上发布广告,称《实庵自传》乃“传记文学之瑰宝”,并在编后记中说:“陈先生是文化导师,文坛名宿,搁笔久矣!现蒙为本刊撰文,实特本刊之幸也。”陶亢德注意到了书稿上的“写此遣闷”四字,为了把陈独秀拴住,连载时特意提示读者“每期都有”。

从1937年11月11日至12月1日,《实庵自传》连载于《宇宙风》散文十日刊第五十一、五十二和五十三期上,署名陈独秀。

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也迅速印发了《实庵自传》的单行本,并在“刊者词”中说:“本集是《实庵自传》的两章,然可从中窥见作者少年的环境和与其特有的奋斗精神。先为刊出不是无意义的。”

三、未能完成的《实庵自传》

这两位出版人得知陈独秀出狱的消息非常高兴,以为《实庵自传》会顺利续成。一则陈独秀有了自由,有了时间;二则他们在杂志上用木已成舟、生米做成熟饭的方式“绑架”了陈独秀,以便迫使他就范完稿。

可是,出狱后的陈独秀一到汉口,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战的烈火中去了,写作抗战文章,发表抗战演讲,《自传》的事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了。正如陶亢德在《关于<实庵自传>》中所说:

到得汉口以后,他的全副精神就放在抗战文章上了。自传已无心思续写。我呢?虽然要的是自传,但也不能强人所难。……不过每次去信,总还是带一句劝他有暇甚至拨冗续写的话。我不知怎样,总觉得《实庵自传》有趁早完成之必要。

11月3日,陈独秀在回复陶亢德的信中说道:

日来忙于演讲及各新出杂志之征文,各处演词又势不得不自行写定,自传万不能即时续写,乞谅之。杂志登载长文,例多隔期一次,非必须每期连载,自传偶有间断,不但现在势必如此,即将来亦不能免。佛兰克林自传,即分三个时期,隔多年始完成者,况弟之自传,即完成,最近的将来,亦未必能全部发表,至多只能写至北伐以前也。弟对于自传,在取材、结构及行文,都十分慎重为之,不愿草率从事,万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从容为之,能在史材上、在文学上成为稍稍有价值之著作。世人粗制滥造,日得数千言,弟不能亦不愿也。普通卖文糊口者,无论兴之所致与否,必须按期得若干字,其文自然不足观,望先生万万勿以此办法责弟写自传,倘必如此,弟只有搁笔不写,只前寄二章了事而已,出版家往往不顾著作者之兴趣,此市上坏书之所以充斥,可为长叹者也。

陶亢德当然无法再问,《自传》一拖再拖,最后便搁浅了。陈独秀也有自己的苦衷。1942年2月20日,他在给郑学稼的信中写道:“弟之自传,真不能不写,但写亦不能出版,为之奈何?”这“真不能不写”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答应了胡适的劝告请求。可是,五四之后,那么多的是非纷争如何绕得开?即便是写了,也肯定不能出版。“著书藏之名山,则非我所愿也”,那就干脆不写了。

1942年5月27日21时40分,陈独秀在四川江津鹤山坪石墙院逝世,只有两章的《实庵自传》终成绝响。然而,它的影响却是巨大而深远的。正如《<实庵自传>刊者词》所说:

一个时代权威的自传,会道出他自己的生活变迁,他的活动背景,他的经验,以及他那个时代的许多的历史事实。尤其有意义的是,他会告诉后人,他并不是什么天纵的超人,而是从平时生活中奋斗出来,可以模仿而跂及的。因此,这种自传,实包含有无限的历史的与教育的重要性。陈独秀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与政治史上的功业,不仅照耀着近代的中国,且早已照耀到世界,这久已成为历史定评,无须在此多说。

这两章未完成的“权威的自传”,倘若没有胡适先生的“劝告”,今天的读者恐怕无缘相见了。

(本文收入《胡适手稿四十自述评注》,即将由华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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