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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中原移民与中原文化的传播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严重地动摇了西晋的统治基础,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乘机进入中原,以河洛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移民开始大规模地南渡江左避难。

在这次北人南迁的过程中,有相当数量的是中原士族,史书记载“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王导传》)。河南、山东等地的世家大族和当时在都城洛阳任职的其他地区的官僚几乎悉数南渡。他们以原籍或宗族为单位,率领所属部曲、佃户集体迁徙,有时达到数千人。据《晋书》记载,当时南渡的中原士族主要有:以谢鲲为代表的陈郡阳夏谢氏,以庾亮为代表的颍川鄢陵庾氏,以桓彝为代表的谯国桓氏,以褚裒为代表的颍川阳翟褚氏,以袁瑰为代表的陈郡袁氏,以周顗为代表的汝南周氏,以钟雅为代表的颍川钟氏,以应詹为代表的汝南应氏,以范坚、范汪为代表的南阳范氏,以荀崧为代表的颖川荀氏,以殷羡为代表的陈郡长平殷氏,以蔡谟为代表的济阳考城蔡氏,以阮裕为代表的陈留阮氏,以李充为代表的江夏李氏,以何充为代表的庐江何氏,以郗鉴为代表的高平郗氏,以羊曼为代表的泰山羊氏等,他们主要迁居到以建康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一带。不仅建康及其附近地区聚集了许多中原士族,就连在当时被认为偏远的福建地区,也有中原大族林、黄、陈、郑、詹、丘、何、胡等八族迁入。谭其骧先生推测,截至宋世止,南渡人口约有九十万,占当时总人口六分之一。葛剑雄先生在《简明中国移民史》中推算,至刘宋大明八年,南渡移民总数可能在二百万左右。如此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对中原传统文化的保存和传播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华夏文明的发展历史上,中原地区以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地位和人文精神,使中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居于主流地位。中原不仅是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华夏文明的摇篮,中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重要源头和核心组成部分。在五胡交侵、中原沦陷的历史背景下,中原移民的南渡,带动了华夏文明的南播。两晋之际,华夏传统文化未像世界其他古代文明因遭入侵而衰落和毁灭,中原南渡移民功莫大焉。谭其骧先生《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充分肯定了中原移民对江南文化发展的贡献:“中原遗黎南渡,虽为民族一般之趋势,然其间要以冠冕缙绅之流尤盛。”“考东晋、南朝虽立国江左,然其庙堂卿相,要皆以过江中州人士及其后裔任之。……自是而后,东南人物声教之盛,遂凌驾北土而上之。”中原移民南渡,使中国的文化中心第一次由黄河流域移向长江流域。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和融合,改变了当时江南地区的文化风貌和历史进程。据葛洪《抱朴子》记载,江南士人不但浸染洛下玄风,连中原士族的书法、语言、甚至丧葬的哭法和居丧的风俗,都要亦步亦趋加以模仿,由此可见中原移民对江南社会的巨大影响。在此以前,南方文化远不能与北方相提并论,至此以后,南北方不仅在治学方法和学术思想上因南北对峙而有明显的差异,而且在文学、书法、美术、音乐等方面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而中原移民对六朝江南文化发展的作用尤其值得重视。这种作用与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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