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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彪:“西方中心”历史的终结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地缘政治变局,险象环生。先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不久美国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单边主义破产,并从世界霸权的宝座上迅速跌落,紧接着就是制造出金融海啸,殃及全球,由此进一步引发全球地缘政治危机。近年来随着世界形势的演进脚步加快,使人有瞬息万变之感。令世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西方(美欧)衰落的趋势更加突出,世界多极化趋势迅猛发展,中华复兴的历史趋势,更加不可阻挡。中国自党的十八大以后,短短半年时间,外交和内政已经呈现出一系列崭新气象。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梦”的提出和阐发更加有效地凝聚人心,中华复兴的伟大进程正在各种严峻的内外考验中稳步地向前推进,成为全球地缘政治平衡、稳定与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世界变局这种大趋势,从根本上说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基本矛盾高度激化的结果。无数事实证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变局不是缓解而是大大激化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特别是金融海啸暴露出的不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度危机与不可持续,而且是西方文明的深度危机及其霸权的不可持续。“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这已经是一个连西方政要和学界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和面对的事实。分析研究乃至推动“西方中心”历史的终结,就是推进中华复兴和世界变局,是时代赋予学者的重大使命,具有难以估量的重大意义。

一、“西方中心”的历史终结已成为国际共识

亚洲特别是东亚,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而且一直到18世纪,中国在文明发展和积累、经济总量、政治治理和社会秩序等方面都大大领先于西方国家。人类文明发展是不平衡的,全球地缘政治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主要靠暴力掠夺而崛起,渐渐后来居上。其中的真相和诀窍被当代伟大的西方学者、德国经济学家贡德·弗兰克在其经济学名著《白银资本》中揭破。这本著作雄辩地论证了:现代世界体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而直到公元19世纪以前,中国不仅是东亚朝贡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所以“欧洲特殊论不过是一种胜利者的神话和十足的种族主义神话”。他指出,这一切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在世界市场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除印度以外世界其它地区都望尘莫及的。与此相联系,所谓中国自郑和下西洋于1433年终止之后退出海上贸易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中国的出口商品和中国商人依然支配着中国海地区的贸易,从而为至今影响巨大的海外华人社群奠定了基础。实际上,与大量的历史神话相反,在亚洲,包括印度洋,欧洲人从未拥有或控制过超过10%的海上贸易,在南中国海就更少了,在北中国海欧洲人则根本毋庸置喙。因此,所谓中国和亚洲其它地区的民间制度和公共-国家制度由于某种原因比欧洲“低劣”等说法,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只是到了1500年以后的300年里,西方依靠美洲奴隶们用无数生命开采的“无成本”的大量贵金属,“欧洲用他的美洲货币购得一张乘坐亚洲经济列车的客票”,经过三个世纪的努力才逐渐改变了长期在东西方贸易中的依附地位。“如果没有亚洲的经济,欧洲哪儿都去不成!从世界经济角度看,就是原地徘徊!它也许只能通过大西洋‘三角贸易’来找出路,而这个三角贸易区与亚洲的各个经济体相比,既小又穷。”(1)((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城译:《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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