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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耶夫:拉丁帝国、民族国家与现代化

帝国认识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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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裔法国思想家科耶夫在《法国国是纲要》中说,拉丁民族要找到一个“前无古人的帝国概念”。那么首先的问题就是,这位第一流的思想家缘何对“帝国”这一似乎是明日黄花的概念情有独钟?《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的编译者注意到科氏“帝国”概念与其“普遍均质国家”理论表面上的矛盾:那种矛盾毋宁说是“政治”与“哲学”的矛盾,在“政治”的层面上,这位科耶夫还可以成为“拉丁帝国”的敌人的智囊。

事实上,触发本文下述问题意识的就是科氏“学术”的这种性格:如果科耶夫流亡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那么作为必然的“国士”,他会如何表述自己的“帝国”谋略?因为,不同于法国,改革开放后的现代中国首先是作为一个以“韬光养晦、善于守拙”为国是的“民族国家”而展示自己的存在的;更重要的是,不同于一般的民族国家,这个国家在所谓的“国际社会”中作为“君子国”而面目跃如,力行“戒惧慎独”的功夫。换言之,中国的国家行为与世界认识的基准乃是中国固有的某种逻辑的现实展开。这样,本文的上述问题就可以进一步具体化为:应该如何理解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关系?科氏的帝国概念与今日之中国有何干系?

实际上,如果考虑到“帝国”概念在20世纪末的复兴状况,我们就有理由说科耶夫是这一复兴运动的始作俑者。那么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通过“帝国”这一概念工具,当代国际社会迄今为止得到了怎样的认识与理解。从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出发,本文将首先分析科耶夫的“拉丁帝国”论及其“帝国”概念的构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握当代世界社会的特殊性格,揭示出中国的现代化在当下的世界社会中所面临的形势、方向与任务。

最近十年来,人们在论述当代世界社会秩序时,“帝国”这个概念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注目与使用。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这一变化的背景是明显的:冷战体制的解体直接导致了二战后支配世界的二元体制的瓦解,并逐渐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一元化世界。无须赘言,对冷战后世界社会变化的更中性的说法——同时亦是更具有意识形态上的隐蔽性的说法——亦即“全球化”,可以说是这一过程华丽的表象。正是对这种一元化世界的重新思考,“帝国”这一概念被重新导入到现代社会科学领域当中。在这一方面,哈特与奈格里的著作《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美]哈特,[意]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具有代表性意义。如何认识以美国为中心的帝国体制的形成就是引发“帝国”概念复兴的新问题。在我们考察这个问题时,科耶夫早在半个世纪前在《纲要》中的论述给我们提供了方便的视点。这一点我将在下文展开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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