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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台辞话】张伟然:黄永年先生二三事

風追司馬
2017-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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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年先生

作者简介:

张伟然,1965年生,湖南安仁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历史文化地理及其相关领域,出版有《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湘江》、《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等著作。

黄永年先生二三事

九六年春节刚过,我所在的单位办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到黄永年先生,让我去火车站迎接。那之前我和他没见过面,出发前,我特地把他的大名写在一张纸上。

谁知那张纸竟一点都没有用。站台上人潮如涌,他从车厢里缓缓而出,我一眼就断定:这就是黄先生。上前请问,果然。

出站的路上,我越想越觉得奇妙,于是问他:九零年六月初的某日中午,他是否在陕西师大校门外的某个小餐馆吃饭?他觉得这一问好生突兀。我向他解释:那一天我和两位师兄在陕西师大答辩硕士论文结束,导师何业恒先生设席感谢以史念海先生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坐定后看到来了另外一干人,其中一位西装笔挺,走到史先生跟前恭恭敬敬行了一个鞠躬礼,当时我以为是个日本学者,此刻回想,很像黄先生。黄先生没多想,浅浅一笑,说,那正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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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笑让我顿时产生了一见如故的感觉。

研讨会期间,他领着几个人到苏州去买书。我因为要参与会务,也就没跟去。那个晚上去宾馆里看他,老远就见他背着手在房间门口踱步,一会儿踱出来,一会儿又进去,步态煞是轻盈。我第一次见他这样,觉得很好玩,忙走过去;他愈发得意,连说:“开心,今天开心!抓着辛德勇帮我刷书!”德勇先生坐在门里边,一面拿一个大棕刷飞快地刷着书,一面嘴里念念有词地回应着黄先生的调侃,动作和语调都特别地飞扬。

这是我目前为止见过的最令我神旺的一幅“得书图”。之前我早听说过黄先生如何爱书,如何站在旧书店门口一望,仅凭书根就能判断出书架上线装书的版本,那一晚算是初步有所领教。本来我还听说那次他在苏州那个书店的仓库里挑书时,也颇有一些异乎常人的举动,但没有亲见,不过是二手史料,在此且按下不表。

随后几年,黄先生与此间的交往渐渐地多了起来。又是开会,又是专程来讲学。或者到附近有事,顺便来停一脚。要不就是为一些事情而电话联系。记忆中拿起电话听筒就传来熟悉而亲切的“是张伟然同志吗?……”也就在那以后的几年逐渐频繁。

有一次,从刊物上读到他回忆五十年代前期沪苏市面上宋元书的文章,里面详详细细地缕述每个书店的每一种书,举凡书店来历、位置、经营特色以及书名、版本、品相、册数、价格乃至摆列状况,纤毫毕现,历历如昨。我大感惊奇,颇疑他当年看过之后留有日记。不久他到复旦来,我当面向他求证。他笑笑,说,哪有什么日记,就是因为喜欢,记住了,一直没忘,完全是凭记忆写的。

好像也是那次,我向他说起,我曾在丽江买到一套乾隆版的《古文释例》。话音未落,他就大笑,说,那是某某版,很烂,不值钱的。我回家检核,发现版本确实跟他说的一样。

不知是否因为多次跟他谈起过买书,那以后没多久,他竟托我帮他拍买起古籍来了。是上海博古斋的小拍,共拍过两次。先一年买到一种,第二年买到两种。我虽然对古籍版本一窍不通,但竞标还是会的。他老人家先看过目录,电话里指示编号和价位,我只管研究如何举牌就完了。

黄先生喜欢的书与我辈大不一样。我辈虽然也自命爱书,但大多从实用出发,或者能猎一些奇。黄先生曾戏言,这些书就是扔在地上,他也不弯腰去捡。他是正经的藏书家,讲究版本、目录、校勘,学有本原。我记得有一次他在复旦文科楼九楼开讲,开头讲研究文史须有一些基础,左手指一屈,便数出这三门学问,然后再右手指一屈,数出音韵、文字、训诂。

对于文史学者来说,这些东西懂与不懂,平时好象不大成问题,但一到关键时刻,道行深浅便云泥霄壤。黄先生在史学、古典文献学领域卓然名家,就是在古典文学方面,也有许多人所难能的贡献,这不能不说是从他平时对书的喜好中涵养出来的。

说来也奇怪,凡黄先生看上的拍品,一般人都甚少关注。因此我每次去替他竞标,成交都比较顺利,价格远低于他的心理极限。第一年才举了两次牌,第二年更顺,较重要的那部书一举就拿下了。

那天我抱着书刚回到家,他电话就来了:“喂,是张伟然同志吗?……”我答应是,他问我书买到没有。我故意逗他,问他想听真话还是假话。他不解何意;我说:书我是都拿回来了,但有个老师想看一下……。话还没说完,他声音就大变:“张伟然同志呀!我是把你当正人君子啊,你可不能这样啊!”

我听出他是真的着急,赶紧不开玩笑,向他保证:书肯定是他的,那个老师只不过因为这书是被黄先生看上的,想欣赏一下,绝没有别的意思。听我这样讲,他的声音才渐趋于平静。

那个学期结束,他打听到此间有人回西安过年,来电让我把书给付过去。他对书从邮局寄不大放心,担心受损伤。事先他在电话里教我把书包好,说要包两层。书送走后,他又来电,询问交付情况,推测书何时可以到达等等。

按公历算这已是零四年的事。那一年他进八十,但没声张,只是收到他赐寄的《印存》。转年金秋,我和同事去陕西师大开会,回沪前,我们去看他。此时距前一次见他已隔有数年,他各方面变化很大。瘦得厉害,精神也大不如前。说话慢而且轻,略显得有些吃力。

我万没料到出现在眼前的是这样一个黄先生。问他平常下不下楼活动,他说不。他家住二楼,没有电梯,只好就在房间里走走。我再问他休息得如何,他摇头,说,每天差不多睡到三四点钟的样子就醒了,再也睡不着;想找点什么书来翻翻,可是,“我看现在这些书啊、文章啊,水平能达到陈寅恪先生那样的好象也没有……”黄先生叹息着,轻轻摇头,脸上满是失望。

坐了约个把钟头,不忍心让他多耗神,我和同事告辞。他说不久华东师大有个纪念顾廷龙先生的会,邀请了他,他准备来。我计划着,到时候我可以带我的学生去拜见他,顺便请他吃江南特色“腌炖鲜”。黄先生说,他虽然在北方已经生活了几十年,但对从小爱吃的家乡风味,仍然很喜欢。

出来走在路上,我心里不由得有一种隐隐的悲凉。我觉得黄先生对现今学术的态度,表明他对当下的一切正在看淡,精神很可能会离尘世越来越远。这,实在是让人不堪深思的。

但我当时还是抱有信心。一来他思维仍一如既往地清晰而灵敏,二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我以为有着季节的原因。他有哮喘病,我第一次见他就知道的。我总希望等天气暖和了、或到南方来了他能好起来。

可是,预定的华东师大那个会的时间到了,他没来。我打电话去问,寿成兄说,老爷子健康不许可。

年关前,黄先生来电了,内容却是问我能否帮他买两个套在猫脖子上的药圈。他说他养的猫身上长了虱子,猫老往他身上蹭,弄得他不胜其扰。如果能买到,希望能快邮过去。我对养宠物素乏专攻,经人指点,得知小区门口正好有一个宠物用品商店,我一问,不仅有药圈,还有直接用的药,而且都很便宜。我再一打听,我一个学生正好要去西安旅行,第三天就出发,于是我买好药和药圈让学生带去,又快捷又方便。

安排停当后我打电话向他禀报,他料不到这一切居然这么巧,很是开心。我对他说:“黄先生,这是吉人天相啊!”他马上纠正:“不,是吉猫天相。”

随后的日子复归于宁静。我记得开春后还寄给他一篇刚完成的拙作供他消遣。我以为暂时不会有什么事,买到他一本旧书,还想等他来沪再请他签名。然而,万不料,在一个毫无征兆的静谧的雨夜,寿成兄突然给我来电话说:“老爷子走了。”

那是零七年一月十六日晚。

其时正逢学期末,山长水远的,我没能去为他送别。想为他写些文字,刚起了个头,从网上看到德勇先生写的《送别我的老师》。我想我无论如何都写不到那个境界,于是叹息,罢手。过了一年,我重新起念,可是这一次仍未能成篇。

如今又快到了见黄先生最后一面的那个季节,西望秦天,想必早已秋风四起。在此我终于能写下以上这些碎屑,聊以为对九天之上的黄先生的系念,愿缥缈长空不要隔断这来自人间的微末的温暖。

文章转载自张伟然老师的博客随笔

责任编辑/程小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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