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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三调”视角下的“胡蝶戴笠关系”考辩(二)

柔日读史
2017-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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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 石城畔

第二章 香港沦陷期间的胡蝶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胡蝶全家避居香港。1941年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对日投降。对于在香港沦陷这个时期的胡蝶,以往的描述一般大都是源此胡蝶的自传。如她逃离香港到达大后方后的第五天曾开记者会“我向全世界表示,也特别向日本侵略军表明,我虽然只是一个演员,但在这民族大难的时刻,我很清楚我所应选择的道路”等等①,相对是比较伟光正的的正面描述。但我阅读对比了多种史源后感觉,过程其实还颇有曲折。

【1941年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带领英官员与日军洽谈投降】

(一) .香港沦陷早期

1. 轰炸下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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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事变后,英美对日宣战,日机对香港开始轰炸。邓绍坚曾邀胡蝶全家去他家避难,但胡蝶家在九龙,当时交通断了,过不了海,后来到了雷瑞德家,结合报刊资料看,当时他们是躲藏在地下室中②。空袭过后,胡蝶听闻邓绍坚家被轰炸波及,房屋倒埸,以致在邓家避难的人反遭到了横祸。“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大概是战火告诉胡蝶的第一个血淋淋的现实。

2. 梅胡致词?

香港沦陷的早期,著名报人萨空了先生也在香港。他在1942年1月22日的日记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今日早报载,港九邮政,自本日起恢复。疏散难民船,驶唐家湾线的,昨已启程。最惹人注意的消息是敌军报道部长多田,昨天下午二时,在九龙半岛酒店,招待香港文化界,出席梅兰芳,胡蝶等数十人,梅胡还致了词。香港文化界出席数十人,可以拿出来报帐的不过梅胡二人,敌人的成就也太可怜了,不过梅胡两人竟甘冒大不韪来为敌人捧场,实在叫人感觉愤慨!——当然,这消息是否可信还待证实!(后来证实,对梅完全是造谣。)” ③

就上下文看,1942年1月21日,日军希望统合香港文艺界,拉人出来招待。萨先生当年大概只是听闻,并不在现场,否则不会把梅兰芳致词的传言又否定。至于胡蝶有没有去?有没有致词?待考。

【前排右一就是“和久田幸助”,《黎民伟评传》p254】

(二) .“和久田幸助”对胡蝶的回忆及胡蝶对“和久田幸助”的回忆

1. “和久田幸助”对胡蝶的回忆

在当时的香港,有个叫“和久田幸助”的日本人是“中国通”,会广东话,战时他被成为了日军“报道部”下面“艺能班”的班长,负责和香港文艺界联络。多年以后,他写过一篇回忆文章《梅兰芳与胡蝶战时在香港》④,里面有一些胡蝶当时的信息。比如他说胡蝶“非常坦率”,很快两人就很熟,日本记者们经他介绍去采访胡蝶,胡蝶都“很轻松地接见”,两人熟到甚至胡蝶托他买过“唇膏”。

为什么托他买“唇膏”?“和久田幸助”自己讲出来,因为胡蝶基本不出门,为什么不出门?因为两个原因:一个香港或广州这些被日本占领的都市的街角都有日本宪兵站岗,中国人过去要深鞠敬礼,如日本人看不顺眼,还会被哨兵搜身。另外还有个更直接的原因,胡蝶家中原有的两部轿车都被日军掠走了。(胡蝶是大明星,自然不便外出步行。胡蝶家的轿车被掠和后面的一件事情还多少有关。)

从汽车这个“点”放大看,日军当年在香港一共掠夺了公私汽车2万多辆,大部分被运到中国内地供日军使用,另有3000辆被下掉发动机,发动机移到木船上,当机帆船用,在华南运输物资⑤。胡蝶家的两部轿车应就是在这“2万多辆”当中。

那么当时日本人到底是用什么法子和香港文艺界联系的?“和久田幸助”自己也讲出来了,用的是配给粮食。在香港沦陷早期,日军控制了大米,市面上严重粮荒。“和久田幸助”给“艺能班”有关的“电影制片厂、电影院、剧团、戏院的员工和家族”在日军占领后的第五天就开始配发粮食。

另外“和久田幸助”还曾亲眼见到有日军去胡蝶家骚扰,索要手表。

2. 胡蝶对“和久田幸助”的回忆

据胡蝶回忆,“和久田幸助”曾对她提出过三个条件:一、妥善保护该人的生命和财产。 二、尊重该人的自由。如果感到不能接受日方的做法,想去重庆的话,及时无条件放行。 三、不损害中国人的自尊心,中国人和日本人,站在平等立场互相合作。后来“和久田幸助”又提出要求胡蝶和日本电影公司合作,去东京拍 《胡蝶游东京》,说只是风景片,毫无政治内容。“这是大事,绝对不能让”,“是原则问题”,胡蝶借口怀孕敷衍周旋,全家都很焦急,丈夫潘有声说“已到了我们该走的日子了”,下了决定。⑥

(三) .一次日军将领宴会

【1943年,栗林忠道在广东,中间和狗在一起的就是他】

1.胡蝶码头受辱

“和久田幸助”在《梅兰芳与胡蝶战时在香港》中还讲了这样一件大事,过程大致是:

在“快要过年”的时候,一天“占领军参谋长”通知他,有一位从东京来的将军,想见胡蝶,晚上占领军设宴接待将军也希望胡蝶参加。他通知了胡蝶,胡蝶答应出席。但她家没车了,“占领军参谋长”派了车去接胡蝶。在路上过油麻地的过海码头日军哨岗时,被日宪兵拦下,宪兵责备她“不像其他中国人一样,先下车鞠躬敬礼再通过。”胡蝶解释自己不出门不知道但是没有用,盛装赴宴的她在众目睽睽之下在码头被日本宪兵罚站了一个多小时,在场的参谋长司机,则始终袖手旁观。欢迎宴会是七点开席,胡蝶八点半才到,她行色匆匆的应酬了几句,“向在座的人逐一敬过酒,即匆忙地走了。”当晚,胡蝶把码头受辱的事告诉了“和久田幸助”,表示接受不了,想去重庆,第二日就联系不上,全家离港了。

“和久田幸助”在这个文章中的“在快要过年的时候”,这个时间他记的大概不对,已知胡蝶家离港日是“1942年8月27日”,如果是前一天宴会,那么就是在“1942年8月26日”,“1942年8月26日”是什么日子?我查过万年历,“1942年8月26日”到也是个节日,但是是“中元节”(鬼节)。

另外,那个请胡蝶出席宴会的“占领军参谋长”亦可提下。攻占香港的是日本第23军。1942年时任第23军的参谋长是“栗林忠道”(1941年9月19日—1943年6月10日)。这位“栗林忠道”也就是后来死在硫磺岛的那个比较有名的日军守将(2006年拍了部《硫磺岛家书》)。所以,“占领军参谋长”极可能就是“栗林忠道”。

(四) .从杨惠敏的回忆去推算胡蝶家的筹备时间

1.杨慧敏的回忆

如果按照“和久田幸助”的说法,胡蝶全家逃离香港是胡蝶在码头受辱,受到强烈刺激后的应激反应,前天受辱,第二天全家就走了,走的很匆忙,“她在银行的私人保险箱里,存有很多的金子和贵重品,不用说都来不及取出,几乎是身无长物,如被追捕一般地走了。” 但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

另外还有一根线索——重庆大后方和胡蝶家的联系。这里面有个重要的人物杨慧敏(就是松沪会战时给守四行仓库八百孤军献旗的杨慧敏),她当时在“赈委会”负责接运香港有名望的人去大后方。根据她的回忆,她是“民国卅年的端午节的前后”拿着杜月笙的电报化装成小鱼贩去联系的梅兰芳和胡蝶,梅谢绝了( 1941年梅蓄须明志),胡蝶当时是“她的个性似乎很爽快,她告诉我,决定即时回到大后方去,与全国军民共赴国难”。⑦

民国卅年是1941年,1941年的端午是5月30日,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就是说重庆方面在香港沦陷前已经秘密联系了胡蝶,胡蝶当时就表示走。再对比“和久田幸助”的说法,他说胡蝶是码头受辱后的突发刺激,是冲冠一怒跑了。我们已知胡蝶是全家逃走的,并且带了引发了后面事情的多箱行李。这批行李的具体数量说法不一,就按较少说法的“二十箱”算,按常理推,就是“1942年8月26日”受辱了,当晚回家后也整理不了“二十箱”东西出来。这么多行李只有可能是早整理好的,简言之,胡蝶家是早有离意。

(五) .三份当年的胡蝶报刊资料及本章小节

1. 三份报刊资料

我找到有三份1940年到1941年时期和胡蝶有关的报刊资料,阅读这些,或可更深入了解胡蝶当时的对日态度:

“胡蝶在港购买救国储金券国币五百圆”,这是1941年重庆出版的《中国电影》第1卷 第2期。意思是胡蝶在港购买过救国公债。

“胡蝶昨购救国券国币伍百元,据银行界有关方面消息,胡蝶昨购救国储金券国币伍百元,闻胡自抗战以来,曾数购公债,为数不少。……”1940年10月23日的“中艺”。这个500元和上面《中国电影》讲的大概是同一个事,要点是胡蝶“曾数购公债,为数不少”。⑧

“据某影星传出消息,寓港多年之胡蝶夫妇,已在事前设法赴渝,确否待证。”《申報》(汪伪)1941年12月26日,这个“事前”估计是指12月25日的香港沦陷。意思就是胡蝶早有离港的传说,但是是去重庆还是上海没讲。

2. 本章小节

综上资料可研判,在香港沦陷期间的胡蝶并不是“平面”的,是很“立体”的。其间或有与日方虚与委蛇,但她与重庆有联系,从1940年“数购公债”等事看,态度是抗日的。从走时带了大批行李看,也是说明早做好了离开准备。而码头受辱一事很可能是临门一脚。

给她写回忆录的刘慧琴曾评价胡蝶““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两者融合在一起,实在是个永久的好演员”。从日军将领宴会这事看,确是如此。这事展开细观其实惊心动魄,码头被日兵罚站,平常人恐怕就掉头回家哭去了,但胡蝶收拾了心情,仍去了宴会。去了宴会也没有在宴会上发作。

“和久田幸助”回忆胡蝶当时到后是“她先向参谋长和将军说了几句应酬话”,“因为途中感到不舒服,休息了一下。几乎想折返原路回家去,因为已经约好了,所以还是赶来与各位见个面。对不起,只能与各位干一杯,我就得回去了说完,她拿起酒杯,向在座的人逐一敬过酒,即匆忙地走了。”⑨

如讲好的宴会不来,放“占领军参谋长”和“东京将军”鸽子,那么大概当晚日军就要出动大队人马上她家找人了,家里有什么?有大批收拾好的行李(当然也有行李被潘有声安排在其他地方的可能),这样全家老小都完了。来了宴会如果发作哭闹,要“参谋长”或“东京将军”做主,这是欢迎宴会,全都是日本军人,要“东京将军”批香港日军,给“参谋长”难看?或者让“参谋长”自己批自己?可能吗?胡蝶托词“不舒服”,逐一敬了酒就走,场面上应付到了。应该说,胡蝶应变能力很强,情商甚高了。“和久田幸助”回忆胡蝶离开宴会时“我从背影看出来,她的身体非常紧张,完全没有素日那样轻松和易的气氛。”也是千钧一发,精神上高度紧张,实际绷的非常紧了。

次日,胡蝶就走了,全家一起走了,走的干净利落,没给日方留要挟的“尾巴”。安全到达大后方的第五天,她开记者会明示天下,没有给自己留后路。

这就是香港沦陷期间的胡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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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蝶回忆录》 p240

② 《上海滩》 “香港沦陷时期,胡蝶乔装脱险记”

③ 《香港沦陷日记 》 萨空了 p190,p 191

④ 《梅兰芳与胡蝶战时在香港》 《中国戏剧大师回忆录》p175-p186

⑤ 《日落香江:香港对日作战纪实》 p218

⑥ 《胡蝶回忆录》 p236,p237,p238

⑦ 《胡蝶毁了我的后半生:杨惠敏著「八百壮士与我」的一章》 杨惠敏遗作 《传记文学》 1992年 4月

⑧ 《中山日报 妇运资料选辑(1937-1948)》 p314

⑨ 《梅兰芳与胡蝶战时在香港》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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