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历史
手机搜狐
SOHU.COM

滴血大教堂

文化哲学与人生
2017-02-01
+关注

圣彼得堡之圣是帝王之圣,目力所及处处是帝王的身影,除了那些著名的宫殿之外,帝王们极其热衷建造自己的纪念碑,将自己的功绩用石头或青铜铭刻下来,以此塑造历史,统治人们的记忆,流传于万世。帝王的好梦总是被“万世”这魔魇所纠缠的。滴血大教堂便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纪念碑。

现在对这个“景点”简单的解释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是农奴的解放者,他颁布法令解放了农奴,但是后来被恐怖分子刺杀了,人民为了怀念他,在他喋血的地方建筑了这座大教堂,所以也叫滴血大教堂,喋血大教堂,基督复活大教堂。

下图(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许多年来“人民”这个词已经成了一个虚拟的主语,听到它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知道具体指的是谁。在一切权力归沙皇的时代,即使“人民”愿意纪念这位“农奴解放者”,也是没有权力去建教堂的,有权建这个大教堂的只能是统治者,是沙皇的继位者,亚历山大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三世。

当年彼得大帝锐意在一片沼泽地上建一座有出海口的欧化都城,使彼得堡成为通往西方现代文明的起点,他的蓝图明确,这个城里的建筑几乎都是巴洛克和新古典主义的欧式建筑。滴血大教堂反其道而行,它的设计特意回到中世纪的俄罗斯,实在是有其宣谕性和象征性的。它很堂皇,凸显在天空的数个圆顶,覆以大量的珐琅,这些装饰神话的物质闪亮,真像是神落脚的地方。还有内部镶嵌的五彩大理石,宝石,精致的马赛克壁画,画中那些神圣与虔信的故事。它立在那里,叶卡捷琳娜运河旁边,通往皇宫的路上。它比彼得大帝的青铜骑士巨大,比尼古拉一世的青铜骑士巨大,比任何金属的和石头的纪念碑巨大。它以宗教的形式把沙皇圣化了,仿佛那是受难的基督。它以它绝对占据视线的巨大,年复一年,不断讲述被圣化了的沙皇的故事。

展开剩余88%

下图(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亚历山大二世可以算得上一位开明君主,他1855年即位,其时整个世界正处于现代与前现代的撕扯之中。法国大革命已经六十六年了,从那以后,世界已经脱出了专制君主的思维框架,很难理解和掌控。他的老师茹科夫斯基一定跟他讲过,那些踏足欧洲大陆归来的远征军人,是如何由贵族一变而为革命党人,如何发生了要求宪法和解放农奴的十二月起义。他的父亲尼古拉一世果断镇压了那场革命,用绞刑架、牢狱和西伯利亚清除掉了那些十二月党人。那以后三十年过去,世界的大气候不住地流变,俄罗斯这片土地上的气候也变化很大,导致地里长出来的不再仅仅是从前熟悉的驯顺的作物,更有许多新异的不驯顺的物种。古代帝王们划地为牢的统治方式处于飘摇之中,因为风和气候没法划定。不仅革命党人,青年学生,知识者,兵士,农奴,工匠,商人,以致某些贵族们持续不断地要求社会变革,就连亚历山大二世自己也为新思想所动,看出旧的架构难以支撑,而试图改革了。他登基初期对贵族们说,与其等待农奴自下而上地解放自己,不如主动地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他看到了制度面临的危险。经过与利益集团几年的博弈,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解放农奴的法令。他成为了伟大的解放者,这个道德光环是极其巨大的。沙皇自上而下的改革继续推进,改革地方政府,建立“地方自治”;改革司法制度,司法机构从行政机构中分离;改革兵役制度;改革财政管理……一时之间整个社会为之鼓舞,改革似乎成了全社会的共识。

不同的人群对改革自有不同的期待,彼此会相去很远,所谓共识,只能是某个时段的某个交汇点,对某些人群来说是起点,对某些人群来说是间歇点,对某些人群却已是达到极限的终点。

下图(改革前农奴)

统治者的改革,目的是加固其统治,如果真有“人民的福祉”这回事,也比王权和霸业离他要远。开明的统治者比起昏聩的统治者视力要好,他比较能够看到国家的危机,因为整个国家是他的财产,家国一体,他是最大的爱国者。俄罗斯这个曾经战胜了拿破仑,长驱直入巴黎的伟大帝国,却输掉了克里米亚战争,这对沙皇是大的震动,至此,统治者不得不看到帝国的国力是何等衰落,与现代欧洲有多大的距离。亚历山大二世明白,农奴制的人身束缚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帝国的经济发展需求,帝国需要有更高劳动效率的自由劳动力,加之愈益频繁的农奴逃亡和暴动,在在威胁着帝国的稳定,这是沙皇决意废除农奴制的原因。至于道德和人文思想的光环,是他的宣传家和另一些属意于人文思想的人们所赋予他的。1863年镇压波兰起义与解放农奴仅仅相隔两年,其残酷的屠杀仿佛与“解放者”的形象相悖,但其实在亚历山大二世那里并没有什么矛盾,解放或者镇压,都是维护王权和霸业所需要的。

沙皇的开明极其量能去到开明专制,这是改革最远的边界,撬动任何一粒石子,也必得以体制的稳定为准则。王权稳定的基石是古老的利益集团,他们联结为城堡,沙皇居住在城堡中心。利益集团大多数人视力远不如亚历山大二世,因为他们自身的利益没有帝国的君主那么广远。他们成为阻碍改革的最顽固力量,他们距离沙皇最近,总能伏在他耳边念叨路易十六如何经由改革走向断头台的故事,亚历山大二世当然不想重复路易十六的故事。既要改革,又要最大限度维护利益集团的利益,既要改建旧城堡,又害怕撬动一粒石子会引来决堤而出的革命。站在城堡的最高点,规划伟大的蓝图是激动人心的,但动手砸自己脚下的花岗岩就不同了。改革对于沙皇是痛苦的事情,每向前挪一步,都要扯动自己的根。

而为改革所鼓舞的社会各阶层正不断地生出更多的改革诉求,即使是最驯良的那部分子民,也怀抱天真的期待,以为亚历山大二世既然能从地主手中解放了农奴,随后也能从他自己手中把俄罗斯解放出来,制定出宪法使人民得以摆脱专制暴政。种种期待和诉求波浪追逐波浪,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借助了波浪的推动启航,然而他并不想走那么远。船身略微摇晃,他便意识到了倾覆的危险。倒退很快就开始了。

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1881年恐怖分子刺杀了亚历山大二世,从而终止了改革的进程,使俄罗斯陷入长久的停滞。这个说法与滴血大教堂的华丽是相衬的。

但历史是由许多棱面构成,它应该包括任何角度的观察和记忆,帝王的纪念碑传扬他们筛选和组接过的记忆,于此同时,与其相异的别样记忆被压制扑灭,武力的剿杀和时间的流逝抹掉了另一面的当事者,别样的记忆也随之消失。

且让我们看看那些“恐怖分子”,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民意党人,官方判决辞中“杀人成性”的罪犯。

十二月党人是俄罗斯第一代的革命者,他们是贵族军官,持枪起义,虽然儿戏得很,自然也算是暴力革命,他们当即就被暴力镇压了。二十多年后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是第二代革命者,他们完全没有密谋更没有暴力,只是聚在家中谈论一点社会问题,他们也全数被捕,由死刑、监禁、苦役和流放对付他们。到了亚历山大二世当政的时代,新一代的平民知识分子已经成人。车尔尼雪夫斯基只用一支笔,合法地阐述他所期冀的解放农奴和社会变革,他被捕入狱,罪名是煽动革命,尽管没有证据,仍被判处苦役和终身流放,那正好是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刚刚戴上“解放者”的光环。那一年发生的事情还有:几大城市的学潮被严酷镇压,圣彼得堡大学被封闭;民间志愿者为农民学习拼写而开办的星期日学校也被封闭;军队在华沙大街上开枪屠杀游行示威者;……改革解缆的同时,专制的链条已经绷紧了。在革命者的眼中,改革的光照比彼得堡严冬的日光还短,仅仅几年,“反动,全速开倒车”的白色恐怖便来临了。

民意党人成长于那个改革的时代,新思想萌生的时代,同时也是统治者忙于扑火的时代,任一点疑似火星也不放过,是白色恐怖的时代。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时常会因为读一本书或传递一本书而被捕入狱。这些急切地要求摆脱“父王”专制的青年,急切地渴望社会和个人都获得新生,他们通过新思想所看到的世界越来越宽,但现实社会对他们的扼制却越来越紧。在他们还温和得天真的时候,国家政权已经把他们视为危险分子了,在一个叠满易燃易爆品的地方,好动的孩子都很危险。他们去往欧洲留学,这在沙皇看来就很危险,为了避免他们受到欧洲的革命思想影响而变成自己的敌人,亚历山大二世勒令他们回国,这堵死了他们个人发展的道路。他们回国后没有出路,便发起了“到民间去”的运动,这个运动又恰恰让他们看到现实中“解放”了的农奴生活的惨苦,结果还是变成了沙皇的敌人。

下图(苏菲亚·佩罗夫斯卡娅)

苏菲亚·佩罗夫斯卡娅是刺杀沙皇的主犯,也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因政治案被处死的女子。这个女子出生于贵族家庭,她的父亲官至圣彼得堡总督,祖上几辈都位高权重。她在家族的庄园和官邸里度过她的童年,由奴仆和德国家庭女教师陪侍,随母亲旅居过日内瓦。她是从自己家庭的主奴关系开始憎恶农奴制的。十七岁她离家出走,进女子学校,而后接受多种职业教育,获得教师和医士资格。她的革命活动与民意党发展的三个阶段相同。起初是读书小组,传布科学与新思想读物;而后“到民间去”,徒步乡间为儿童种痘,给农民看病,宣传新思想。沙皇对这些和平传道的青年的反应是全面镇压,一年间逮捕四千余人,佩罗夫斯卡娅入狱,同一原由使她四年之内两度被捕入狱,并在其时著名的193人案中受审。其时司法有了一点改革,法庭判决她无罪释放。但一出法庭她立即落入政治警察手中,这是统治者另一只镇压之手,超越法律,行使非法之法,没有边界的巨大和强硬,正好作为沙皇“司法改革”的补充。政治警察一纸密令对她和她那些无罪的同伴实施流放。她在押解的途中逃脱,从而失去了合法身份,只得化名转入地下。她一面逃避追捕,一面积极参与营救狱中的朋友,但越来越严酷的镇压不断粉碎她的希望,合法与和平的空间越来越小,她逐渐赞同并转向恐怖行动。

参与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几位青年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农民的儿子,神父的儿子,工人,中等阶级市民,贵族。他们起初会有各个不同的诉求,起点不在一起,是统治者一概的镇压将他们赶到了一起。专制政权极其严密地防范和追剿自己的敌人,其结果却总是在制造自己的敌人。

所谓专制国家是只有一个中心的国家,只有一个动力系统是合法的,系统以外一切自发的动力都是非法,都具有颠覆国家的危险。要求民权是有罪的,要求社会公正是有罪的,要求出版自由是有罪的,和平的表达或和平的活动也是有罪的,种种合法的或半合法的梦想一个一个破灭,人们能够做的只剩下在恐惧和停滞中忍耐,引颈等待沙皇颁布他的改革举措,寄望于亚历山大二世的仁慈,寄望一种“父亲式的”专制统治。而这些激进分子不相信那仁慈。所谓的革命者,就是那些不愿意等待或者是现实处境逼迫他不能够等待的人。

下图(革命者绞刑现场)

民意党人认为,由于俄国政权的高度集权性质,少量的暗杀行动就能够给予其有效打击,同时能够打破停滞,鼓舞人民,他们把目标指向最高权力的体现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实际上这是一个必死的选择,极其弱小者面对极其强大者。其时沙皇政权的维稳控制已经升级到了全国戒严的一步,亚历山大二世颁布了戒严令,全国划分成若干戒严区,每区的总督都可以绞死触犯戒严令的人;并且特别成立了最高治安委员会,专用于保护沙皇的安全,为此可以使用任何手段;政治警察的围网几乎密不透风,越来越频密的跟踪、监视、闯入民宅搜查和逮捕都不受法律限制。

当事人之一妃格念尔在其自传中写道:“革命者一旦走上危险的革命道路,他的个人生活便彻底毁了,……”一个鸡蛋愤而去撞击石墙,他只能彻底毁了,这便是牺牲。隔岸袖手的人们可以有足够的冷静,指责这个鸡蛋愚蠢,但要说这个鸡蛋是多么大的暴力,引发了多么大的瘟疫,以致于贻害后世,就缺乏公正。

他们失败了六次,二十一个青年人被处死。一次一次撞击的结果,都是石墙巍然屹立而自己粉身碎骨。他们仅剩下几个残余分子,以可怜的一点残余力量再撞了一次,而这一次,高墙顶端那块堂皇的琉璃瓦竟然被震下来碎掉了。妃格念尔写道——“我们大家全都哭了。”

下图(刺杀现场)

亚历山大二世死了。民意党人也全部被剿灭了,这是他们自己预料中的命运。

所谓历史记载总是势利的,它总是向强势的一边倾斜,而弱小者由于发不出声音,往往是被忽略掉的。有一个被忽略掉的事实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以后的几天,民意党人赶在自己被全部剿灭以前发布了致新皇亚历山大三世书,表达了他们以如此暴烈的行动所欲达致的诉求——“在这样的情形中只有两条出路:一条出路是革命,……第二条出路是最高权威自动地对人民让步,允许人民来赞助政府的工作。执行委员会为俄国的利益,愿避免智能与精力的无益浪费以及革命所常带来的可怕的灾害,故敢直接诉于陛下,愿陛下采取第二条出路。……为了使革命运动化为和平的改革,条件是必需的。……一,大赦所有的政治犯,因为他们并未犯罪,不过尽他们的国民义务而已。二,召集全俄人民代表的国会,研究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最好的形式,适应人民的需要与欲望。然而我们以为还应该指出,人民代表的权力的规定,只有在选举是完全自由的时候才能够实现。”为了实现选举自由,他们提出四项要求: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选举演说自由。

这便是他们的全部要求。这样的要求很激进么?很极端么?他们说:“本来我们嫌恶暴行手段的程度更十倍于陛下的臣仆”,但他们还是做了。如此和平的诉求,却要用如此暴烈的方式去表达,那是因为和平表达的渠道完全被统治者堵死。的确,这些青年太天真了,他们企图用刺杀沙皇的极端行动换取世界听他们的声音,然而世界还是没有听见。

下图(亚历山大二世在红场加冕)

有关暴力的问题,到了今天实在是纠缠我们,这指的当然是无权者对付强权的暴力,而强权从来没有这种道德的困扰,他们从来是不惮于使用暴力的。

被囚狱中二十二年的妃格念尔留下了她的一部自传《刻骨铭心》,其中说到她所追求的纯洁生活和她所参与的革命活动相互的纠结和矛盾,她一面指出政府是最大规模的暴力行使者,一面也扪心自责:“人道和情爱与暴力是不能相容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进行白刃战的政府和党是在竞相毒化周围的环境。”再让我们看看1881年3月1日事件的细节本身:雷萨科夫掷出第一颗炸弹,炸中沙皇的铁甲马车,格里涅维茨基把第二颗炸弹抛在沙皇和他自己之间,他和沙皇同时重伤倒地,第三个掷弹手是伊米连诺夫,他看到倒地的亚历山大二世没有卫兵救助,竟不顾自己臂下夹着一个纸包的炸药,也不顾自己会当即被捕,却跑去救助这个血泊中的人。这些极端分子啊,他们内心的自我折磨,早已超过了后世那些书斋里的苛责和诘问。

现在,滴血大教堂矗立在故事发生的地点,但它从来是不打算把故事讲完整的。它要的是人民记住沙皇的恩德,还要的是统治者记住改革的危险。时间流逝,而它不流逝,它成了文物,成了传统,成了文化,成了历史。

人民是否有义务记住统治者的恩德?如果说有,那么人民同样有义务记住他们的罪恶。人们有权利指责革命者的暴烈,但与此同时也应该记住他们的受难和牺牲。

奇怪的是后世的人们很少向统治者投出诘问,却总是把诘问投向革命者,譬如——革命成功以后会怎样呢?革命者掌权以后又怎样呢?但这个问题对佩罗夫斯卡娅们并不合适,他们没有成功,他们太纯粹了,根本没有想过成功以后的事情,他们所以那样做,正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可能成功,他们是殉道者,全都牺牲掉了。获得成功的是另一些人。这个问题只能问另一些人。革命是无权者、被统治者的事情,至于革命党成功以后变身为统治者,那已经是另一回事了。

如果被统治者由此得出的教训是:革命必然带来新的暴行,所以一定不能革命。那么统治者得出的教训便是:改革必然导致政权的倾覆,所以一定不能改革。二者的逻辑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还剩下什么?只剩下轮番地掂量左脚右脚,再走不了路而已。

孫郎谈古之浅谈王审知与闽南文化

声明:本文由入驻搜狐号作者撰写,除搜狐官方账号外,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搜狐立场。

网站地图

用户反馈 合作
Copyright © 2018 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