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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兆飛:士族譜牒的​構造及與碑誌關係拾遺(上)

中古史研究資訊
2017-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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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族譜牒的構造及與碑誌關係拾遺

從《出土墓誌所見中古譜牒研究》談起*

(上)

范兆飛

近二十年來,中古史研究的基本面貌似乎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傳統領域如退潮一般,漸次衰落,而新興領域如環境史、醫療史、社會史、新文化史等從邊緣一隅,日益興盛,“蚕食鲸吞”至中古史研究的腹心地帶。值中古史傳統領域節節敗退之際,陳爽所著《出土墓誌所見中古譜牒研究》(以下簡稱“陳著”)一書的出版,〔[1]〕對於日益偏離和拋棄中古史傳統領域的研究者而言,多少能夠糾正他們認爲傳統史學枯燥、乏味的慣性偏見,自然也展現出傳統領域和新史學一樣,可以是別有洞天、活力四射的。陳氏在多年整理和浸淫魏晉南北朝墓誌的基礎上,厚積薄發:全書分爲兩大部分:“史論篇”和“史料篇”。“史論篇”共有八章:第一章介紹中古譜牒研究的史料及學術史;第二章介紹中古時代的官譜與私譜,著重討論譜牒由私入官的制度運作,以及譜牒的社會功能;第三章從出土墓誌探尋久已亡佚的中古譜牒,曾經發表於《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4期,這是陳著在學術上的爆破點,也是對中古史學界的重要貢獻;第四章接著討論中古譜牒的形式與內容,力圖復原《陳國陽夏謝氏譜》的原貌;第五章從譜牒入手,考察中古時期的婚姻、人口和嫡庶問題;第六章討論中古譜牒在唐代以後的歷史變化。“史料篇”爲中古譜牒文獻的輯錄和彙編,在篇幅上占全書一半以上,共爲兩章,第一章從傳世文獻中輯錄中古譜牒,第二章從出土墓誌中輯錄中古譜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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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論,陳著秉持鮮明的傳統史學風格,大膽假設,仔細求證,從而見微知著,新見迭出。尤其是第三章《出土墓誌所見中古譜牒探跡》,注意到墓誌特定的刻寫格套,特別關注中古墓誌的首敘、尾記和碑陰等特定位置所載的內容,發現它們幾乎都是家族的譜系內容,進而闡幽發微,大膽推斷這些譜系記載即爲中古士族譜牒,并給出令人信服的論證。不僅如此,陳著在此基礎上,力圖復原中古譜牒原貌,嘗試解答學人不能予以考實的種種難題,諸如譜牒、家族、人口、婚姻等,陳著所考所論無不讓人豁然開朗。可以說,陳著以墓誌中的譜系記載,作爲探照燈,爲我們展現了一幅中古家族與社會發展演變的清晰畫卷。

實際上,在新資料的持續刺激和學人的積極推動下,中古史傳統領域的研究,近來已經呈現出回暖之象;其中,一度被學人批評爲“跑馬圈地”和“內卷化”的士族研究,〔[2]〕漸有“重整旗鼓”之勢。而陳著在資料運用、文獻整理、研究話題和精密考證等方面,具有中古史研究“預流”之意蘊,堪稱樸學典範。關於譜牒在中古時代的重要作用,宋人郑樵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於簿状,家之婚姻必由於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於秘阁,副在左户。……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3]〕在筆者看來,包括士族研究在內的中古史研究,欲再度振興,必須帶著新資料、新問題和新視角,重新回到最基本、最原始和最重要的話題,而譜系正是這樣的“學術燃點”。圍繞士族譜系相關問題的再探討,尤其是譜系中蘊含的政治意義和社會價值,再度成爲學人較爲關注的學術話題。故本文擬從陳著對於士族譜牒研究的貢獻和啟示入手,謹就中古士族譜牒的構造、內容及其與碑誌關係的源流,略陳管見,不當之處,敬請賜教。

一、文獻資料的開拓

中國歷史的連續性舉世無雙,以二十四史爲代表的中國歷史文獻記載的連續性,同樣罕有匹敵,但是,各個重要斷代的文獻資料差異極大,甚至各個重要斷代的史料都有其特殊的時代性。不論數量還是質量,中古時期的史料情況,和先秦史料不同,和宋代史料也迥然相異。因此,不同斷代的史料性質和數量,決定不同時段的研究者對於資料的處理方法均有不同,甚或決定其研讀資料的深淺和粗細程度亦有相當的差異,即便魏晉南北朝史和唐史學者對於資料的態度和解讀都是不盡相同的。中古前期的資料以正史爲骨幹,墓誌等石刻資料爲重要輔助,史料總量相對有限的客觀現實,決定魏晉史研究者務必精研和辨析資料,最大限度地挖掘史料的有效信息。中古史研究尤其是魏晉南北朝史繼續推進的最大瓶頸,就是舊史料的極爲有限和新史料的相對匱乏。鑒於中古文獻尤其是中古前期資料的匱乏,即便近年有若干南北朝的新墓誌得以刊布,但從總量而言,遠遠不能與唐代及其以後的資料相提並論。故此,中古文獻資料內部價值的“開拓”和“再發現”,就顯得極為重要。

換言之,考古發現的新資料當然激動人心,但是,魏晉史研究的一個優良傳統卻是,學者基於大膽假設的原則和小心求證的方法,發皇古義,從舊史料中發現“新資料”和“新問題”。陳著在此方面有極好的展示:正如陳氏在後記中闡述其書撰寫緣由云,“通過逐一對照墓誌錄文與圖錄,豁然發現了墓誌圖版中格式清晰分明的譜系記述,自以爲就此找到了打開探究中古譜牒的一扇窗戶。”(頁570)陳著結論中的最大貢獻和創見,無疑是在衆所習之的中古墓誌中,竟然發現了士族譜牒的線索;這一發現本身構成陳氏復原若干中古士族譜牒的起點和理據,進而使湮沒無聞的中古譜牒,“再現人間”,藉此進入具體的實證研究層面。除此之外,陳著對於墓誌的使用也值得讚賞。關於墓誌資料的研究方法,不足之處正如陳著所言,“仍停留在文字考釋和史事考辨的基礎工作階段,以墓誌證史、補史爲出發點,大都爲單個墓誌的家族個案研究,鮮見綜合性的類比研究。”(頁157)筆者深以爲然,中古墓誌的綜合使用,確實有待加強。學人曾經倡導,中古墓誌的研究需要從“墓誌的史料分析”過渡到“墓誌的史學分析”。〔[4]〕尤其近十年來,已經刊布的唐代墓誌多達一萬余方,如何突破單個墓誌考釋的碎片型研究,整合利用大規模的墓誌資料,顯然是學者共同面臨的難題。陳著第五章《譜牒所見中古婚姻、家庭與社會》從墓誌和譜牒入手,注重其“隱性史料”,編排和分析中古時期的歷史人口,考察中古婚姻與家庭的情況,可謂綜合利用墓誌資料的有益嘗試。無論如何,新資料的發現畢竟構成新的學術增長點,例如,學人對吳簡的研究可謂如日中天,對新出墓誌的研究也趨之若鶩,等等。但與此同時,其它石刻資料的使用,尚有繼續深入挖掘的空間,例如,馬長壽先生曾經利用關中地區造像記的題名研究關中部族的演進,可謂典範之作。〔[5]〕可惜,後來者僅有侯旭東等人,利用造像記繼續跟進研究,〔[6]〕成果相對缺乏。因此,在熱衷追求新資料的同時,也要注意對舊資料的“新發現”,以及其中可能蘊含的“新問題”。譬如,在形形色色的中古石刻中,存在的大量題名,正是學人尚未廣泛開發的“寶藏”。陳寅恪先生在給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一書撰寫的序言中提倡,“吾國史乘不止胡姓須考,胡名亦急待研討是也。”〔[7]〕晚近也有學人利用吳簡等資料對六朝時期的單名和雙名問題進行探討;〔[8]〕有理由相信,以北朝造像記碑陰包涵的大量題名爲代表,無疑是研究中古時期家庭結構、胡漢問題和地域社會的資料源泉。

與此同時,中古文獻資料內部價值的發掘和開拓,就顯得尤爲重要。中古文獻的數量和性質,決定中古史研究者對於資料的閱讀要求,與宋代以降的研究者或有相當的差異。對於任何一個史學研究者而言,不同資料的對讀都是一項最基本的前提和技能;而陳著將資料對讀的方法,擴展至文本資料和墓誌圖版對讀的層面。這正是陳著重要發現的起點。與此同時,陳著的這種對讀法,契合近年來中古史學界所倡導的“圖文互證”,尤其是近來以畫像石等圖像資料作爲中心資料所展開的一系列學術會議,並由此催生一大批學術成果。各種各樣的圖像資料應該成爲、也必須成爲中古史文獻開拓的方向和領域。具體言之,陳氏觀察到墓誌圖版的首敘部分具有一定的格式和體例,其譜系書寫具有“平闕之制”的特征,進而闡發其中蘊含的文書價值和社會意義。陳氏的系列發現,提示研究者在閱讀和研究墓誌時如果僅閱讀錄文,而不覆核圖版,那就不會發現此類重要問題。關於墓誌錄文忽視平闕轉行的問題,學人已經有所提示,“僅收釋文的圖書,一般只標識轉行,不標識平闕;……而圖版、釋文兼收的圖書,則乾脆平闕轉行均不標識。”〔[9]〕實際上,現在出版的大型墓誌錄文書籍,幾乎都存在著類似的問題。這就提醒研究者在閱讀錄文時,必須要認真對讀圖版等資料,從而掌握立體豐富的學術信息。考古發現中爲數衆多的“無圖之圖”,如墓葬形制、器物組合、石刻位置等非文字的信息,所具有的政治文化意義,同樣應該納入研究者的視野。舉例言之,魏斌通過考察廬山、衡山、茅山等一系列具有多重宗教色彩的“信仰景觀”,揭示同一地區不同宗教的接觸和影響,藉此呈現不同的“信仰景觀”或“宗教景觀”。〔[10]〕與此呼應的是,仇鹿鳴發現,作爲龐然大物的德政碑等巨型石刻資料,首先是政治話語的展示和政治理念的傳佈,其“政治景觀”的宣示功能,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其碑文的“可讀性”。〔[11]〕此類研究強調石刻景觀背後蘊含的政治過程及其社會影響,一方面是對碑文內容的重新解讀,另一方面也不啻於對文獻史料的縱深開拓。更不用說,近年由中青年學人倡導的“史料批判”,已經形成氣候。〔[12]〕陳著第五章強調墓誌中“隱性史料”的價值,自然也是開拓文獻資料的有益嘗試。其實,學者強調巨型碑石的“政治景觀”、不同宗教的“信仰景觀”,以及“史料批判”、“歷史書寫”等等,殊途而同歸,究其本質,最大的優點都是將中古文獻形成的政治環境、宗教氛圍以及史家態度等各種未被史料明確記載的“隱性史料”和“形成過程”,視作可供研究的對象,正是與傳統研究強調考訂文獻和史實虛實真偽的最大差異,其方法論固然受到西方史學理論的影響,但顯然有利於對文獻史料的縱深開拓,也顯示出有限的中古史文獻中蘊藏著巨大的潛力和空間。

如果說陳著的圖文對讀是對文獻資料橫向開拓的話,那麼,陳著從宋元以降的宗譜和縣誌中挖掘各個家族呈報譜牒的原始表奏,則是致力於縱向開拓中古文獻資料的努力和積極嘗試。陳著從元代汪松壽《汪氏淵源錄》中輯得《舊譜晉汪旭上譜表》,又從民國版《龍游縣誌》中輯得劉宋徐琪的《應詔上譜狀表》,同書亦載王僧孺《奉詔改定徐氏譜》,陳著第二章《中古時代的官譜與私譜》正是依賴這些資料,結合中古傳世文獻,還原出六朝譜牒從私譜轉入官牒的具體過程。陳著第六章從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發現所藏清代譜牒檔案,與中古時期的譜牒進行比較和分析,也是縱向開拓文獻的有益嘗試。不僅如此,陳著還在第六章中援引朝鮮族譜的實例,開闢域外記載與國內文獻比較、互證的蹊徑,例如陳著指出,朝鮮古譜《慶州李氏世乘》和《光州金氏世系》,“與六朝古譜在形式與內容上確有某些近似之處”(頁229),一方面固然強化了本書第三章的核心觀點,另一方面則在更大的範圍內提示族譜的價值和意義。

二、士族譜牒的構造

如前所述,陳著的最大貢獻就是,通過對讀圖文資料,揭橥墓誌首敘、尾記和碑陰等處所載譜系資料即爲“消失”的士族譜牒。其研究方法和結論是基本準確的。需要指出的是,陳氏在其潛意識中也認識到,墓誌所記的譜牒極可能出自“抄錄或節錄”、“譜牒殘章”(頁142、157),但由於陳氏對於中古墓誌特殊位置所載的“譜牒”深信不疑,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陳氏都直接將墓誌中的譜牒,視作可資信賴的譜牒,加以整體研究。例如,陳著第五章涉及的中古歷史人口問題,作者直接認爲《荀岳墓誌》、《崔猷墓誌》之類中的譜牒,構成墓主完整的家庭人口檔案,并據此認爲可以復原墓主極爲完整的人口數量、性別比例、婚姻生育等家族問題。那麼,我們自然產生這樣的疑問,陳著根據中古墓誌復原的所謂“譜牒”,若果真來自士族譜牒,是抄錄完整的譜牒嗎?換言之,一份完整的中古譜牒,應該包括哪些內容呢?

衆所周知,中古時期的譜牒幾乎全部亡佚,唯有幾件殘破的碎片得以存世。陳著多次引用吐魯番出土文書中的《高昌某氏殘譜》和《某氏族譜》,尤其重點引用李裕民先生的研究成果,〔[13]〕以爲根據。中國古代的譜牒,從形式上看,大致分爲文章譜牒、表格譜牒和線圖譜牒三種。〔[14]〕吐魯番出土的兩件北朝殘片譜牒,顯然屬於線圖譜牒,又稱“譜圖”,此類譜系記載形式完全不見於其它中古文獻和石刻資料。不僅如此,文書整理者的題記也應引起注意,“本件原剪爲紙鞋,現存八片,不相連屬。其中書寫人名的方框,有的上邊畫紫、紅、或黃色;有的左邊畫綠色;有的方框塗紅地、黃地或白地。”〔[15]〕當然,文書摹本沒有註明塗色的方框,李裕民認爲無從考索其具體含義。關於其中的黃色和白色,有沒有可能是標明“籍”的含義呢?梁武帝时期,南徐、江、郢逋連續兩年不上黃籍,尚书沈约上言曰:“晉咸和初,蘇峻作亂,版籍焚燒。此後起咸和三年以至乎宋,並皆詳實,朱筆隱注,紙連悉縫。”〔[16]〕黄籍还包含户主的父亲和祖父的姓名,以及他们的官职和头衔,甚至可能还包含叔伯、伯祖父和叔祖父的此类信息。〔[17]〕另外,我們對比大概出自同地的幾件戶籍賬冊,如極為有名的《西涼建初籍》、《北涼承陽籍》和《前秦建元籍》,〔[18]〕其行文和這些籍賬的錄文,多有相似之處。據此,我們似乎可以推測,吐魯番出土的“某氏譜”具有“籍”的性質,其中不同的顏色(尤其是黃色和白色),或許表示人們擁有不同的籍?〔[19]〕當時,譜、籍和狀性質雖然不同,但也多有重疊之處,如史籍謂譜學家賈弼“好簿狀,大披羣族”,〔[20]〕又如前舉鄭樵所謂“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等等。因此,陳著援引其文字資料,和墓誌首敘、尾記等部位所載的譜系資料比較,證實首敘或尾記關於譜系的資料屬於士族譜牒,基本精當。不過,這兩件被學者命名的《某氏殘譜》或《某氏族譜》,多少含有“譜籍”的性質,不見得是純粹意義上的“譜牒”。不僅如此,兩者書寫形式的不同也應引起注意:吐魯番出土的文書殘譜是線圖形式,是迄今爲止六朝乃至中古譜牒中唯一特殊的例證;而陳著所證實的“譜牒”,卻無一例外都是文章譜牒。因此,至少就形式而言,它們截然不同,各自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作爲陳著證據的另一旁證,即傳世文獻中的家譜殘句。陳著較多援引《世說新語》注引的“某氏譜”,證明墓誌首敘和尾記所存的譜系行文,符合胡寶國先生關於魏晉家譜“無具體事跡,主要記述人物的婚宦和血脈”的觀點(如頁80)。陳著引用的絕大多數例證(如頁79—80),確實符合這種情況。但是,類似《王氏家譜》、《桓氏譜》這樣的譜牒記載,就溢出陳著所言的標準之外,也需要加以考慮,如《王氏家譜》:“初王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21]〕又如《桓氏譜》:“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學博士。道恭歷淮南太守、偽楚江夏相。義熙初,伏誅。”〔[22]〕這些譜牒多少保存著“家傳”或“雜傳”的特征。在中古文獻中,史家屢屢將“國史”和“譜牒”相連,例如,任彥昇敘述瑯琊王儉祖先云,“其先自秦至宋,国史家諜详焉。”〔[23]〕

如此這般,作爲支持本書主要觀點的兩個旁證,即吐魯番出土的殘譜,實際上含有“籍”的性質;而傳世文獻注引的《某氏譜》,無疑是中古譜牒的節錄本。那麼,這兩個旁證就存在或多或少的疑問,在某種程度上就會削弱其證明的效力和可信度。當然,筆者基本讚同陳著的主要觀點,只是認爲陳著復原的“士族譜牒”,幾乎都是抄自墓主家族譜牒的節錄本;而抄錄的原則,則是實用理性原則:大多數墓誌譜牒中,都追敘高曾以內擔任重要官職的祖先。〔[24]〕在譜牒或譜系的追祖過程中,所刪減的部分,正是那些仕宦不顯、地位不高、聲望較低的家族成員。換言之,中古譜牒強調所錄成員的仕宦、地位和婚姻等方面,衣冠人物、高官顯宦才是譜學家青睞的記載對象。《宋史·刘烨传》所载情形相似,“唐末五代乱,衣冠旧族多离去乡里,或爵命中绝而世系无所考。惟刘氏自十二代祖北齐中书侍郎环雋以下,仕者相继,而世牒具存焉。”〔[25]〕我們看到,正是由於“仕者相繼”才得以保存“世牒”。比較而言,宋元以降的族譜,則以“敬宗收族”爲特征,不以職位較低而失錄。〔[26]〕在這個程度上,中古譜牒具有“官僚化”的實用主義特征。也正因此,墓誌所載的“譜牒”更由於碑誌面積所限,更不可能抄錄完整的譜牒,只能是基於彰顯家族顯赫的宗旨,抄錄那些擔任高官的家族成員。

徵諸文獻,史家稱讚譜學家姚察云,“至於姓氏所起,枝葉所分,官職姻娶,兴衰高下,舉而論之,無所遺失。”〔[27]〕梁代谱学家傅昭,擅長記述譜系人物,史稱“官宦簿伐,姻通内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28]〕這種風氣一度影響至唐代,谱学家路敬淳在譜牒的根源枝派方面,近代以来,无及之者。〔[29]〕又如,于邵撰於天宝九年至大历十年(750—775)的《河南于氏家谱后序》,开篇叙述家谱的最初版本,由唐初著名的政治家于志宁主持修集:“其受姓封邑,衣冠婚嫁,著之譜序,亦既備矣。”〔[30]〕又如,陳著援引元人汪松壽《汪氏淵源錄》所載東晉汪旭《上譜表》,追溯其姓氏源流云,“臣承黃帝之後,玄囂之苗裔。周武王弟周公旦、魯伯禽之後。……謹治舊譜婚宦職狀,詣闕拜表以聞”云云(頁37),證明姓氏源流和婚宦職狀一樣,同爲中古譜牒的重要構成部分。顯而易見,中古譜牒所記至少應該包括以下內容:姓氏源流、房支分化、成員官職和婚姻嫁娶等。據此看來,中古墓誌首敘和尾記所載的譜系內容,即便確爲中古士族譜牒,但是,若與譜牒原貌相比,肯定是經過大幅刪減或刻意選擇的版本。

以此作爲參照,我們發現,陳著根據墓誌所復原的二百一十一份譜牒(頁265—537),幾乎沒有一例完全滿足這些內容。必須指出,陳著的“史料編”,是根據傳統文獻和墓誌記載輯錄和復原的“中古譜牒”,所占篇幅逾全書二分之一。可以想象,這些資料將是學人繼續研究士族譜牒和相關問題的重要基礎,其遴選和復原的標準,“只輯錄以某氏譜、某氏家譜爲名的譜牒”(頁232)。〔[31]〕陳著復原的二百余份中古“譜牒”,所載內容基本只有婚宦職狀,而無姓氏源流和枝葉分化等情況。實際上,陳氏根據《人名譜》和墓誌資料所復原的《陳國陽夏謝氏譜》(頁143—152),已經極爲詳贍,但也沒有謝氏源流和房支分化的記載。其實,關於中古氏族譜——包括《人名譜》——的內容問題,曾經引起海外學者的廣泛注意。例如,矢野主稅和姜士彬(David G. Johnson)曾經指出,中古“某氏谱”最常见的条目显然包括:“某个人物的族名,郡望,曾祖名讳及最高官职,父亲名讳及最高官职,他本人的最高官职,有时包括他的生卒年龄,其它任官经历,妻子的姓名;有时也会记载其它资料,如母亲的氏族,姊妹的名字,其他亲戚,以及形形色色的私人信息,等等。”〔[32]〕核以陳著從傳世文獻輯錄的中古譜牒,大致符合這些特征。但是,這些內容只是中古士族譜牒的部分內容,姓氏源流和房支情況同樣是譜學家關心和記載的內容。

另外,我們再以後世的姓氏書作爲佐證加以說明。例如,以《元和姓纂》和《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爲代表的姓氏書,在進行祖先世系的敘述時,大致可劃分爲上古祖先、秦漢祖先、六朝祖先和高曾以內的祖先四個階段。前引《王氏家譜》中的王翦、王離、王吉和王駿在中古時期,尤其在唐代墓誌中,經常是瑯琊王氏和太原王氏共同塑造的祖先。如《琅邪王氏錄》曰:“王氏之先出自周王子晉。秦有王翦、王離,世爲名將。”〔[33]〕又如,隋末唐初,王世充鄭國處士王仲的墓誌,明確將王翦等人視作祖先追敘的對象,“翦三世名將,位重秦朝;朗一代偉人,望高魏室。”〔[34]〕這些祖先建構,尤其關於六朝以前的祖先記憶多數是不可靠的,甚或荒誕不經的,筆者曾經把這類祖先稱爲“虛擬”的想象祖先。〔[35]〕當然,這種祖先記憶的方式是基於大宗原則的構建,“在奉行最典型的父系世系原則的中國古代,對虛擬祖先的追敘、對父系世系的擬制以及對本姓的改變或封賜,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被允許及習以爲常的。”〔[36]〕

基於這些標準,我們瀏覽陳著復原的譜牒資料,發現其中幾乎沒有“虛擬”的想象祖先,也幾乎看不到六朝之前的祖先記憶(僅有《楊胤墓誌》等少數墓誌所載的譜系例外)。陳氏復原的士族譜牒,絕大多數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墓誌首敘和尾記所載的士族譜牒,其祖先都是高曾以內的祖先,多數墓誌僅追敘其曾祖或祖父。陳著也注意到這個現象,只是簡單地歸結爲“詳近略遠”的原則。筆者認爲這些祖先攀附偽冒的可能性極小,即高曾以內的祖先,多數是具有血緣關係的真實祖先。實際上,傳世文獻中的“某氏譜”,所載祖先雖然多數是高曾以內,但也不乏追溯姓氏起源者,如《嵇氏譜》載,“譙有嵇山,家於其側,遂以爲氏。”〔[37]〕又如《百家譜》所載,“宋恭公子石食采於褚,其德可師,因而氏焉。晉初有褚馨,平東將軍。”〔[38]〕更爲典型的是,陳著亦曾引用的王僧孺《奉詔改定徐氏譜》所載徐氏祖先信息,從顓頊之苗裔,到大廉次子若木,封徐國君,因地賜姓曰徐氏。迤邐四十余世,迄於秦漢,止於漢魏之際。由此可見,《靈山徐氏譜》世系的構造,包括姓氏起源等內容。換言之,一個完整的“某氏譜”,尤其是文章譜牒,在祖先追敘方面,應該包括“虛擬”的想象祖先(其中,包括昭穆有序的世系傳承,而不論真偽)、血緣清晰的高曾在内的真实祖先,以及年齒清楚的子嗣後裔等相關內容。故此,筆者認爲,陳著復原的所謂“士族譜牒”,更準確地應該稱爲“節錄本”。再進一步,關於墓主姓氏源流的記載,其實經常出現在墓誌的正文和銘序之中,不獨中古墓誌如此,漢代碑誌也是如此。因此,從這個角度看,墓誌的首敘、尾記、碑陰和正文中的譜系資料,應該是相互補充、而非彼此對立的,它們極有可能擁有共同的史源:即譜牒、家狀等資料。

陳著根據《人名譜》的書寫體例,復原平原明氏的譜牒格式爲:“[一世]:褒,晉徐州刺史。[五世]:儼,州別駕。……[六世]……[七世]……”(頁126),以及陳國謝氏的譜牒爲“[一世] ……[二世] ……[三世] ……”云云(頁143—152)。陳氏勾稽譜牒內容和形式至爲詳盡,頗具參考價值。只是,陳著關於譜牒復原的樣式,筆者稍有懷疑。姑且不論《人名譜》的材料來源極可能是正史列傳,而非士族譜牒;〔[39]〕如此,《人名譜》就不能作爲復原的基本參照。退一步講,即便《人名譜》確系汪藻根據家譜所撰,其譜牒撰寫的格式必然受到宋人的影響。從《人名譜》的文本形式來看,它基本符合歐蘇譜式的表文特征:即,先以譜表的格式列舉世系,橫線製表,其後則按世代行輩具列譜文。這種做法雖然符合漢代《史記》以來譜系敘述的“古法”,即章學誠所言的“譜外有牒,表之注也”。〔[40]〕但是,在譜表和牒注中,以“一世”、“二世”等明確劃分世代次序的書寫方式,大概形成於何時呢?《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每個姓氏表序的記載方式,是以“某世孫”的方式,但多是跳躍氏,而非蟬聯相屬。結合世系表和表文,我們可以推斷,《人名譜》表文結合的書寫體例,應該受到舊譜、歐陽修《新表》以及歐蘇譜式的多重影響。而且,我們在現存的中古士族譜牒中,包括陳著所搜集復原的譜牒,以及存世的敦煌氏族譜殘卷和吐魯番氏族譜殘卷,基本上都是文章譜牒,間或只有一兩例線圖譜牒,我們完全看不到“數世:某某”的記載方式。也就是說,明確標明“數世”體例的大規模出現,大概是在宋元以降的線圖譜牒和表格譜牒中。可以肯定,宋元以前世系的圖表原則,並不規範,王鶴鳴先生判斷,“有的以六世爲一圖,有的以七世爲一圖,有的以五世爲一圖”,但又云“有的是十世一圖,有的九世一圖”。〔[41]〕王氏的觀點前後矛盾,應無切實根據。中古時期的譜牒幾乎都是文章譜牒,線圖譜牒和表格譜牒極爲罕見。陳著關於《平原明氏譜》和《陳國陽夏謝氏譜》的復原,目的是從內容和形式上探究中古士族譜牒的原始風貌。爲穩妥起見,陳著似應刪去“一世”、“二世”、“三世”等表示人物世代、而原譜應該沒有的說明性術語爲宜。

另外,陳著在研究過程中充分尊重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廣泛搜集相關研究論著,基本沒有遺漏海內外學人的重要成果。略有遺憾的是,陳著對《人名譜》研究的學術史,未能充分留意。陳著對《人名譜》研究情況的忽略,使得文中的若干論斷性表述出現問題。例如,陳著認爲,“國內六朝史學界對於《世說人名譜》的重視和利用遠不夠充分,號稱世家大族個案研究的論著雖汗牛充棟,徵引和利用《世說人名譜》者屈指可數。……首開《世說人名譜》資料研究利用的是田餘慶先生”(頁125)。前半句的觀察是準確的;但是,後一句的判斷略嫌率意,田先生充分利用《世說人名譜》的價值,自然令人讚歎;但首次提示《世說人名譜》重要性者,則是周一良先生在青年時期为哈佛燕京学社撰写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序》,其中已經有所谈及。周先生認爲,汪藻《世說人名谱》系蒐辑旧谱而成,保存了宋代以前家谱的格式体例。〔[42]〕不僅如此,正是在周先生少作的啟發下,一批海外學者如仁井田陞、牧野巽、多賀秋五郎、矢野主稅和姜士彬(David Johnson)等學人都對《世說人名譜》進行了較爲詳細的研究。仁井田陞、牧野巽都認爲,《世說人名譜》雖非六朝譜牒的原貌,但多少保存了舊譜的體例和痕跡。〔[43]〕多賀秋五郎更進一步,指出《世說人名譜》固然是六朝舊譜的反映,但經過刻意挑選,用以展示家族的顯赫聲望。〔[44]〕與此相反,矢野主稅認爲《世說人名譜》是汪藻研究的產物,其條目遺漏了六朝譜牒中至關重要的婚姻元素,故無史料價值。〔[45]〕姜士彬贊同矢野氏的觀點,他認爲,《世說人名譜》不是中古譜牒的真實樣本,并斷言汪藻的史料來源是正史而非譜牒,其根據是《人名譜》中的人物在正史中幾乎都有列傳。〔[46]〕陳著屢屢提示中古譜牒的四個特征:世系、官爵、婚姻和特定格式(如頁22),那麼,《世說人名譜》何以缺少極爲重要的婚姻內容,陳著似乎也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三、引譜入誌的源頭:漢碑中的譜牒

譜牒對於中古士族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柳芳的《氏族論》、鄭樵的《氏族略》都對中古譜系發展的線索進行了比較清晰的勾勒。中古譜牒保存的載體,多爲紙張,除卻幾件敦煌和吐魯番出土的殘片之外,絕大多數氏族譜已經亡佚。陳氏在前輩學人如陳直等先生的啟發下,致力揭橥中古時期的“引譜入志”現象,讓人有撥雲見日之感。如果陳著所言屬實,我們必然要追問,譜系刻於碑石的情況,是魏晉時期憑空出現的“独特誌例”,還是淵源有自呢?在漢代史傳中最早出現的“官譜”,即《鄧氏官譜》。清人姚振宗曾據《後漢書·鄧禹傳》臚列鄧氏家族“累世寵貴”的表現,推論云:

此傳云云,似即據《鄧氏官譜》。……按范書列傳所載,如耿氏弇、竇氏融、馬氏援、樊氏宏、陰氏識、梁氏統、張氏純、張氏霸、桓氏榮、班氏彪、袁氏安、崔氏駰、楊氏震、荀氏淑、李氏郃,諸家與此鄧氏禹,并東京世宙,當時皆各有其譜牒,以次注續至晉宋時。〔[47]〕

姚氏的推論能否成立呢?或者說,如果當時確曾存在這些譜牒,是依託於碑誌而存在嗎?

圖1. 《三老諱字忌日記》(《校注》,頁33)

東漢建武二十八年(52)的《三老碑》(又名《三老諱字忌日碑》),出土於清咸豐二年(1852)。陳著對此碑進行引用,僅指出其譜系記載並不重視官爵的情況(頁28)。茲查核其碑陰所載,文字都在“”形表格之內,左欄是史實敘述,右欄橫線劃分爲四格,俱爲家族譜系記載。右欄首格記載祖父、祖母名諱和忌日;次格記載父母名諱和忌日;三格和四格記載兄弟姐妹名字。其中人物關係各依行輩,上下爲父子,左右爲兄弟。王鶴鳴先生提示,這種譜系表現方式與後世家譜存在明顯的淵源關係,是當時比較流行的表列式譜表。〔[48]〕王先生還將這種“石質化的譜牒”,稱作“譜碑”,但沒有明言與後世什麼家譜存在淵源。我們似乎可以推斷,這種“刻譜於石”之法,正是六朝以降“引譜入誌”的淵源。又如,刻於延熹三年(160)的《孫叔敖碑》,由孫氏子孫所在地的縣令段光等人所刻洪適跋云,“又以其雲來長幼之序,仕學生產之實,刻於碑之陰,雖自譜其家者,亦不如是之詳也。”〔[49]〕常建華先生根據文末“譜紀也”判定,這是“刻於石碑的譜牒”。〔[50]〕當然也有學者根據文中的齟齬和矛盾,推斷該碑並非東漢原作,而是南北朝後期至隋唐期間的續刻或擬托。〔[51]〕原碑不存,就錄文記載形式而言,碑陰分爲兩個部分,前一部分是史實追敘;后半部分則是譜牒記載,凡二百八十餘字,俱爲孫氏家族譜系。那麼,《孫叔敖碑》的譜系記載方式,究竟是漢代樣式的,還是六朝樣式的呢?

陳直、王鹤鳴和陳爽等先生在討論漢代譜牒問題的時候,幾乎都是簡單引用《三老碑》、《孫叔敖碑》等墓碑中的譜系記載,證明漢代存在“刻譜於碑”的風氣和傳統。實際上,漢代其它的三老碑並無譜系記載,如《陽三老石堂畫像題字》,殘留文字雖然在長方形界框內,〔[52]〕其中畫像缺失,並無譜系記載,抑或相關文字和畫像同樣缺失?我們自然產生這樣的疑問:學人經常徵引的兩份漢代墓碑所載譜系之情形,具有足夠的代表性嗎?其它墓碑中的譜系記載情況如何?茲以毛遠明先生校注的《漢魏六朝碑刻校注》作爲主要對象,檢核“東漢碑刻”部分,其中明確爲人物碑誌、且文字相對豐富者,整理其譜系記載情況,列表如下:

表1.《校注》碑誌所見漢人譜系表[53]

圖7.《司馬芳殘碑》碑陽(《校注》頁92)

圖8.《司馬芳殘碑》碑陰(《校注》頁93)

當然,筆者無暇檢索所有漢碑中譜系記載的相關情況,也無意考證每一份碑誌中譜系記載的真偽和書寫方式。筆者感興趣的話題是,陳著所言的六朝“引譜入誌”說如能成立,其歷史源頭在漢代嗎?如此來看,《校注》所收漢碑,就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和典型性。通覽上表,我們發現,碑誌正文之前的首敘,只有一例記載譜系情況,即學者經常引用的《三老碑》。上表其它碑誌,在碑文之前,都不存在類似“首敘”的文體,當然也就沒有相關譜系的記載。前文引述姚振宗曾云,東漢存在“累世寵貴”的大族譜牒,一直延續至晉宋時期。這些家族的譜牒存在於碑誌嗎?檢核碑刻,我們發現,當時名震一時的“東京世胄”,絕大多數在其碑誌中完全沒有“刻譜於碑”的習慣。我們以弘農楊氏爲例加以說明。汝南袁氏和弘農楊氏累世公卿,洵爲東京名族,貴震天下,史稱“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爲奢僭;能守家風,爲世所貴,不及楊氏也。”〔[55]〕現存漢代楊氏碑文,有稱爲“四楊碑”的《沛相楊統碑》、《太尉楊震碑》、《高陽令楊著碑》和《繁陽令楊君碑》。其中,《繁陽令楊君碑》不見於《校注》,而載於《隸釋》,碑文開始載“(上缺二十九字)弟富波君之少子也”,〔[56]〕前缺二十九字當爲楊氏譜系,但也屬墓碑正文,應該不是碑文之外的“首敘”部分;尾記部分亦無關於譜系的片言記載;其碑陰一百三十四人,俱爲故吏、處士、故民等。〔[57]〕其它三份楊氏墓碑的碑陽,沒有出現譜牒記載的痕跡,《楊著碑》碑陰俱爲門生,《楊統碑》碑陰俱爲故吏,〔[58]〕《楊震碑》碑陰俱爲其孫之門生。漢代“四楊碑”的記載內容和方式,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即絕大多數漢碑不存在六朝墓誌首敘之類的內容;它們也沒有尾記,極少記載墓主的譜系;碑陰俱爲墓主或其家族人物的門生或故吏。不少碑陰題名爲墓主的門生或故吏,反映漢代“二重君主關係”的身份秩序和社會情境。〔[59]〕結合上表,我們發現,大多數漢碑在碑文以外的地方,如碑陰,都是將門生故吏作爲記載的主要對象,而非家族譜系。其中,《武斑碑》、《景君碑》、《潘乾碑》和《魏元丕碑》等碑中的門生故吏,還出現在類似“尾記”的部分。

圖2.《許卒史安國祠堂碑》(《校注》,頁205—206)

形成對照的是,關於墓主譜系的記載,逐漸有溢出碑文、侵蝕漢碑中其它部分——如尾記和碑陰——的苗頭和傾向。1980年,山東嘉祥出土一批畫像石,其中一塊刻有長篇銘記,圖版清晰,稱作《許卒史安國祠堂碑》,朱錫祿等整理者對其銘文加以釋讀和錄文,趙超對錄文情況進行分析和討論,《校注》據相關成果加以標點和校注。應該說,《校注》錄文和點校基本準確無誤。但是,其中“國子男,字伯孝,年適六歲,在東道邊。孝有小弟,字閏得。夭年俱去,皆隨國”一句,存在明顯的問題。這句話顯然就是安國(或“□安國”)子嗣的簡單譜系。毛遠明將之錄於文末,未加任何說明文字;趙超在這句話前面說“右邊一行爲”;朱錫祿則在前面明言“畫像右方也有題字一行,共二十八字”。〔[60]〕對照畫像石,我們可以清晰看見,朱氏所云是準確的,但他卻將這句話置於錄文之末,不太妥當,因爲這樣就會誤導讀者,趙超和毛遠明的錄文就是因襲其誤。因此,這句帶有譜系性質的語句,原本位於畫像石的右側,並且和銘文之間的浮雕上刻有密折紋、人首蛇身和魚等畫像。結合《三老碑》的情形,這種表示墓主譜系的詞句,並非在碑文之末,而在類似“首敘”的位置。由此看到,譜系出現在《三老碑》中類似首敘的部分,並非孤例。

譜系不僅出現在漢碑碑文之前的首敘位置,還出現在碑陰中,《鮮於璜墓碑》鮮爲學人關注,其碑陰云:

君三子,大子讳宽,字颜公,举有道,辟大尉府掾。中子讳黼,字景公,郡五官掾,功曹,守令,幽州别驾。小子讳晏,字鲁公,举孝廉,谒者,雁门长史,九原令。

胶东君讳弘,字元誉。中子讳操,字仲经,郡孝,灌谒者。子讳琦,字瑋公,举孝廉。子讳式,字子仪,故督邮,早卒。督邮子讳雄,字文山,州从事。子,即君是也。〔[61]〕

碑陰由兩部分文字構成,“誄文”和“世系”。〔[62]〕碑文亦載其世系云,“汉胶东相之醇曜,而谒者君之曾,孝廉君之孙,从事君之元嗣也。”〔[63]〕與之相較,碑陰更爲詳細。不僅如此,碑陰所載世系,和碑文世系齟齬不符,學人據此判斷碑文可能不是由一人所撰。〔[64]〕筆者同意這種意見,碑陰文字必爲補刻,從書體走勢觀察,碑陽和碑陰書體也不盡相同;而且,碑陰“誄文”和“世系”兩部分,也有所差異。這段文字,除卻沒有婚姻資料的記載之外,和陳著復原的六朝“譜牒”相差無幾。同時,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漢代對於墓主家族人物的官爵閥閱,已經表現出足夠的關注。

更有趣的一份漢碑是《司馬芳殘碑》,碑陰分爲上下兩部分,上半部分爲故吏名稱,居於碑陰上半部的中心位置,下半部分文字殘缺,《校注》釋讀其文字云:

太祖(下闕)/上世故(下闕)/休永葉(下闕)/爲雍州/德不遵/瑩十二(下闕)/ 馬天德(下闕)/馬長驅[至](下闕)/孫雍州司(下闕)/瑜司馬(下闕)/[軌](下闕)/闕申(下闕)/恩判(下闕)/月申(下闕)/先零(下闕)/令(下闕)/皇(下闕)。/

但其碑陽最末一行云,“晉故扶風王六世孫寧遠將軍樂陵侯追”,這行與碑文字體不同的文字,讓學人對於該碑的建立時間產生分歧:東晉說、北魏說以及東漢說。〔[65]〕仇鹿鳴結合前人舊說,提出新見,認爲“司馬芳碑最初是由其故吏舊屬在其死後追念其功德而立,至北魏時,司馬準在碑陰題名下補刻一段關於其家世的文字,并在碑陽刻下‘晉故扶風王六世孫寧遠將軍樂陵侯追’一行。”〔[66]〕應該講,仇鹿鳴的推斷很有道理,從該碑建立和補刻的角度,對於紛紜舊說賦予比較合理的解釋。但是,閱覽該碑還是疑竇叢生,碑陰故吏的名稱居於中心位置,而非從左至右,這與漢碑慣例不符;另外,既然北魏司馬準補刻世系,自矜門閥,不該如此潦草從事:即,碑陽末行爲整行書寫,從上縱貫而下,而碑陰卻僅佔下部一半的篇幅;尤其考慮碑陰世系最末一行僅有“皇”字,餘行和左側沒有文字內容,尚有廣大留白空間可資利用。如果說司馬準如此編造世系,便能以假亂真,迷惑世人,令人難以想象。那麼,筆者以爲碑陰下半部分的“世系”記載亦爲原刻,僅有碑陽末行文字爲北魏司馬準補刻。那麼,關於仇說中的兩個疑問:“太祖”和“雍州”問題,筆者以爲“太祖”不是指晉太祖司馬昭;而是指“大祖”,始祖之義,“大”和“太”古語經常通用,“太祖”本身即有始祖之義;其次,從文脈查看,如果碑陽末行和碑陰世系俱爲一體,於理不合:碑陽已經說明“晉故扶風王六世孫”,結果到碑陰再次回到“晉太祖司馬昭”,司馬昭是司馬亮之兄,又貴爲太祖,司馬準的祖先追溯豈能如此昭穆顛倒、輕重失序?至於雍州,從前文看,司馬氏有兩位先祖任職雍州,而非一人。自《禹貢》、《周禮》以下,已有雍州。光武時期已經“復置雍州”,後來罷廢;獻帝時期,只是“又置雍州”,〔[67]〕並非初置。因此,筆者認爲,碑陰世系記載爲立碑時所刻,又要保持“故吏”群體在碑陰的存在感,故上下分置。該碑中故吏和世系並存的情形,在某種程度上標誌著東漢“二重君主關係”向六朝“貴族主義”或“家庭主義”的過渡。進言之,結合漢碑中的德政碑、石闕銘、摩崖碑等石刻資料,我們可以看到,“門生故吏”群體構成漢碑首敘(如《開母廟石闕碑》)、尾記(如《少室石闕銘》、《石門頌》),尤其是碑陰題名的重要元素;而“祖先後裔”和“婚姻仕宦”爲標誌的貴族主義尚未形成氣候,僅僅在個別墓碑中以“點狀”的情形零星出現。故此,刻譜於碑在漢代確實存在,但只是涓涓細流,不是學人所論的那麼廣泛和常見,遠未形成歷史的主流。與此同時,譜系雖然沒有成爲首敘、尾記和碑陰等部位所記載的主要對象,但碑文中對於墓主姓氏源流和高曾祖先的追敘,已經形成比較固定的體例,並對中古碑誌的書寫格式產生深刻影響。

*本文系上海市高峰高原學科建設資助“中國史”的階段性成果,在修改過程中,承蒙仇鹿鳴、陳偉揚等先生惠示寶貴意見,專此致謝。

〔[1]〕陳爽《出土墓誌所見中古譜牒研究》,學林出版社,2015年。

〔[2]〕陳爽《近二十年中國大陸地區六朝士族研究概觀》,《中國史學》第11卷,2001年,15—26頁;仇鹿鳴《士族研究中的問題與主義——以<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爲中心》,《中華文史論叢》2013年第4期,287—317頁。

〔[3]〕鄭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氏族序”,中華書局,1987年,439頁。

〔[4]〕陸揚《從墓誌的史料分析走向墓誌的史學分析——以〈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爲中心》,《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第4輯,95—127頁。

〔[5]〕馬長壽《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

〔[6]〕其中較具代表性者,如侯旭東:《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以造像記爲中心的考察》(增訂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倉本尚德:《北朝佛教造像銘研究》,法藏館,2016年。

〔[7]〕陳寅恪《北朝胡姓考序》,收於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中華書局,2007年,1頁。

〔[8]〕魏斌《單名與雙名:漢晉南方人名的變遷及其意義》,《歷史研究》2012年第1期,36—53頁。

〔[9]〕王素、任昉《墓誌整理三題》,《故宮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6期,34—40頁。

〔[10]〕魏斌《宮亭廟傳說:中古早期廬山的信仰空間》,《歷史研究》2010年第2期,46—64頁;《句容茅山的興起與南朝社會》,《歷史研究》2014年第3期,22—41頁;《書寫“南嶽”——中古早期衡山的文獻與景觀》,《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31輯,2015年,138—162頁。

〔[11]〕仇鹿鳴《從〈羅讓碑〉看唐末魏博的政治與社會》,《歷史研究》2012年第2期,27—44頁;《權力與觀衆——德政碑所見唐代的中央與地方》,《唐研究》第19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79—112頁;《讀者還是觀眾:石刻景觀與中國中古政治》,《文匯報》2016年5月27日,W06版。

〔[12]〕孫正軍《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文史哲》2016年第1期,21—37頁。

〔[13]〕李裕民《北朝家譜研究》,《譜牒學研究》第3輯,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66頁。

〔[14]〕錢杭《論“結繩家譜”——中國譜牒史研究之一》,《江西師範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81—86頁。

〔[15]〕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武漢大學歷史系:《吐魯番出土文書》第3冊《某氏族譜》,文物出版社,1981年,179頁。

〔[16]〕杜佑《通典》卷三《食貨三》“鄉黨·土斷版籍並附”,王文錦、王永興等點校,中華書局,1988年,59頁。

〔[17]〕《通典》卷三《食貨三》“鄉黨·土斷版籍並附”,59—60頁。

〔[18]〕張榮強《<前秦建元籍>與漢唐間籍賬制度的變化》,《歷史研究》2009年第3期,16—38頁。

〔[19]〕增村宏《黃白籍の新研究》,《東洋史研究》第2卷第4號,1937年,332—346頁。

〔[20]〕《通典》卷三《食貨三》“鄉黨·土斷版籍並附”,61頁。

〔[21]〕蕭統撰《文選》卷四六《序下·任彥昇王文憲集序》注引《王氏家譜》,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072頁。

〔[22]〕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卷中《規箴篇》注引《桓氏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574頁。

〔[23]〕《文選》卷四六《任彥昇·王文憲集序》,2071頁。

〔[24]〕參見拙稿《中古士族譜系的虛實——以太原郭氏爲例》,《中國史研究》待刊。

〔[25]〕《宋史》卷二六二《劉燁傳》,中華書局,1977年,9075頁。

〔[26]〕羅香林《中國族譜研究》,香港中國學社,1971年,76頁。

〔[27]〕《陳書》卷二七《姚察傳》,中華書局,1972年,351頁。

〔[28]〕《梁書》卷二六《傅昭傳》,中華書局,1973年,394頁。

〔[29]〕《舊唐書》卷一八九下《儒學下·路敬淳傳》,中華書局,1975年,4962頁。

〔[30]〕董誥《全唐文》卷四二八《于邵·河南于氏家譜後序》,中華書局,1983年,4366頁。

〔[31]〕這種嚴謹審慎的態度當然值得肯定。只是如此處理,帶有譜系性質的姓氏書類及其它相關文獻,就成爲遺珠。如前文引述的《瑯邪王氏錄》顯然也是譜牒類書籍,而未被收錄。

〔[32]〕David G. Johnson, 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 Boulder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77, pp106-107.中譯本參見姜士彬《中古中國的寡頭政治》,范兆飛等譯,中西書局,2016年,135頁。另外,参见矢野主税《世說敘錄の価値にっぃて》,《史學雜誌》第66編第9號,1957年,71—85頁。

〔[33]〕《文選》卷四六《任彥昇·王文憲集序》引《瑯邪王氏錄》,2071頁。

〔[34]〕周紹良、趙超《唐代墓誌彙編》開明004《鄭故處士王君墓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7—8頁。

〔[35]〕參見拙撰《中古郡望的成立與崩潰——以太原王氏的譜系塑造爲中心》,《中古太原士族羣體研究》,中華書局,2014年,254—274頁;《胙土命氏:漢魏士族形成史論》,《復旦學報》2016年第3期,1—11頁。

〔[36]〕錢杭《宗族的世系學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83—84頁。

〔[37]〕陳橋驛《水經注校釋》卷三〇《淮水》注引《嵇氏譜》,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535頁。

〔[38]〕佚名編選《唐鈔文選集注匯存》第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809—810頁。

〔[39]〕矢野主税《世說敘錄の価値にっぃて》,71—85頁。

〔[40]〕陳直《南北朝譜牒形式的發現和索隱》,原載《西北大學學報》1980年第3期,後收於氏著《文史考古論叢》,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218—230頁;周一良《<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引得>序》,收於《周一良集》第5卷《雜論與雜議》,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8—9頁。

〔[41]〕王鶴鳴《中國家譜通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18、308頁。

〔[42]〕周一良《<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引得>序》,1—28頁。

〔[43]〕仁井田陞《支那身分法史》,東京大學出版會,1942年,147頁。牧野巽《近世中國宗族研究》,日光書院,1949年,53頁。

〔[44]〕多賀秋五郎《古譜的研究》,《東洋史學論集》第4卷,1955年,45—110頁。

〔[45]〕矢野主稅《世說敘錄の価値にっぃて》,85頁。

〔[46]〕姜士彬:《中古中國的寡頭政治》,140—143頁。

〔[47]〕姚振宗《後漢藝文志》,收於《廿五史補編》第2冊,中華書局,1955年,2378頁。

〔[48]〕王鶴鳴《中國家譜通論》,66—67頁。

〔[49]〕洪適《隸釋》卷三《孫叔敖碑陰》,中華書局,1985年,39—40頁。

〔[50]〕常建華《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39頁。

〔[51]〕徐少華《孫叔敖故里封地考述——兼論<楚相孫叔敖碑>的真偽與文本時代》,《江漢考古》2008年第2期,80—86頁。

〔[52]〕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第1冊,線裝書局,2008年,78—79頁。

〔[53]〕關於該表資料出處,俱出自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線裝書局,2008年。至於碑文各個部分的名稱,采用陳著關於墓誌的分類,以便明其源流和比較分析。其中,“○”表示有譜系記載;“×”表示沒有譜系記載;“△”表示門生或故吏。

〔[54]〕有的學人認爲“安國”是人名,姓氏缺失,參見趙超《山東嘉祥出土東漢永壽三年畫像石題記補考》,《文物》1990年第9期,89頁。

〔[55]〕《後漢書》卷五四《楊震傳》注引《華嶠書》,中華書局,1965年,1790頁。

〔[56]〕《隸釋》卷九《繁陽令楊君碑》,104頁。

〔[57]〕關於該碑碑陰題名的研究,參見徐沖《東漢後期的“處士”與“故吏”再論——以<隸釋·繁陽令楊君碑>所載“處士功曹”題名爲線索》,《中國中古史研究》第2卷,中華書局,2011年,48—72頁。

〔[58]〕《隸釋》卷一一《楊著碑陰》,133—134頁。

〔[59]〕關於這種關係的討論,參見川勝義雄《魏晉南朝的門生故吏》,《東方學報》第28號,1958年,175-218頁;PatriciaEbrey, Patron-ClientRelations in the later Han, Journal of the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103(3), 1983, pp533-542。

〔[60]〕濟寧地區文物組、嘉祥縣文管所《山東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漢畫像石》,《文物》1982年第5期,60—70頁;趙超《山東嘉祥出土東漢永壽三年畫像石題記補考》,《文物》1990年第9期,88頁。

〔[61]〕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第1冊,256—257頁;高文《漢碑集釋》,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286—287頁;

〔[62]〕張傳璽《東漢雁門太守鮮于璜碑銘考釋》,《北京大學學報》1984年第2期,47—60頁。

〔[63]〕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第1冊,256頁。

〔[64]〕天津市文物管理處考古隊《武清東漢鮮于璜墓》,《考古學報》1982年第3期,351—366頁。

〔[65]〕相關學說史,參見仇鹿鳴《<司馬芳殘碑>考釋——以中正成立的年代爲中心》,收於氏著《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299—311頁。

〔[66]〕仇鹿鳴《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302—303頁。

〔[67]〕《晉書》卷一四《地理志》,中華書局,1974年,第430頁。

(未完待續。原刊《唐研究》第二十二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引用請參原刊。感謝范兆飛先生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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