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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虎行│山西老虎的前世今生

文博山西
2017-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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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虎出林行,咆哮取人食。

居人虑虎至,荆棘挂墙壁。

虎乃爱其身,惊遁不近侧。

人兮不如虎,甘心堕荆棘。

宋人徐照曾作《猛虎行》,

放在当下,

尤其这几天,

何其恰当。

姑且不论其他,

关于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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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野生老虎的前世今生,

却是早已在关注。

今特推出历史学家刘正刚的一篇考证文章,

以凭吊那些消逝在野莽间的老虎们。

虎是凶猛而又危险的兽类动物,人称兽中之王。所谓虎患是指虎对人及其家畜的袭击。目前史料关于中国境内最早的虎患记载,就发生在西部地区,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这之后文献对西部虎患记载颇少,如宋太宗至道元年陕西“梁泉县虎伤人”。明清西部虎患的严重则空前绝后。本文通过地方志、笔记、文集等资料,对虎患与明清西部的发展结合考察,希望能对当今西部开发提供点借鉴。

晋陕地区

这一地区是我国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宋以前,该地域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地。宋代以后,随着我国政治经济重心的向东与向南转移。这一地区相对地落后了。然而,明清时期,随着我国整体人口压力的加大,这一地区的人口也在内部压力下不断向外迁徙,自明初开始这一地区就一直成为人口的主要迁出地。如洪武时期,河南地区的彰德、卫辉、怀庆、开封、河南、南阳等府都接纳了大量的山西移民。

明清时期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导致了山地与边疆土地的大开发。在人类寸土必争的压迫下,以山区为生存基地的各种禽兽也在不断地伴随着人类的山区开发而被消灭。明清时期,我国各地普遍产生的虎患,可能正是人地矛盾的突出表现。

位于山西、陕西与内蒙古交界的河曲地区,明弘治二年秋七月就发生过“虎狼噬人”的现象。大同府的灵丘位于太行山区,在天启六年秋九月也发生“猛虎伤人”案。到明末清初时,灵丘虎患十分猖獗,清初人宋起凤在《稗说》卷1《兽食虎》记载:“大同灵丘山中数多虎,相率十数成群,当昼噬人。灵丘驻褊帅,常牧放营马山下,虎时就群中残啮去。军人相戒,捕之不得”。老虎不仅吃人,而且还猎食军马,这些活动居然是白昼进行。这只能说明此地的山区土地开发迅速且人口密度高。

事实上,仅山西而言,明清时期,其境内的老虎活动记载已相当多,如嘉靖十一年冬南部的解州运城发生饥荒,“虎入禁垣踞池神庙”。嘉靖年间中部汾州孝义县“郭外高唐、狐岐诸山多虎。一樵者朝行丛菁中,忽失足堕虎穴。……日落风生,虎啸逾壁入,口衔生麋,分饲两小虎……樵遂骑而腾上”。此与清王士祯《池北偶谈》卷20 《义虎》颇雷同。

这条资料说明,该处尽管多虎,但并没有发生虎患,甚至连樵者误坠虎穴,竟能骑虎而上。其原由大概是史料中的虎“口衔生麋,分饲两小虎”有关。也就是说,老虎的食物链并没有中断。虎还没有到食物断绝而袭击人类地步。

明代为了防御北方元人残余势力的南下,中央政府在长城沿线修筑“九边”,并沿“九边”实行军屯,后来的开中又有商屯、民屯的实施。所有这些活动,都使得沿线的大量树木被砍伐,“即山之悬崖峭壁,无尺寸不垦”,进而带来生态环境的大破坏。因而也就加剧了虎患的发生。

在“九边”沿线上的山西宁武县,史载“多虎,村民被噬者甚众。”村民被食甚众,说明虎患出现的频繁。当然,人类的智慧最终会战胜老虎。所以,史料称位于吕梁山的山西岢岚州地处“万山中。最多虎。故居民能以一人杀一虎。”多虎,或许正反映山区的开发力度加大,使虎被迫出山与人为患。而人类在与虎的斗争中,也不断摸索杀虎经验。

民国二十一年,山西虞乡县曾经格毙一只老虎

虞乡县故治在今运城永济市虞乡镇西北

陕西平凉府泾川县打虎能手万夫雄,少负臂力以拳勇称,一日与“范姓友早行深山中,忽林莽出巨虎,缚范以去……万遂撼大树拔之,怒持树往追,经里许,震天一呼,虎为逡巡退步者三,范得以脱,因梃击虎,中其项,虎负狰狞欲迎斗,然项痛竟不能举,万乘势一再击之,虎毙矣。母虎暨虎子相寻至……复相继而毙于其手”。万氏一人在深山之中,连毙三虎,颇有黑旋风李逵沂岭连杀四虎的雄风。

此则史料说,深山中的老虎在清晨即敢只身对二行人大开杀戒以及母虎与虎子相寻至,都可能是老虎在山中觅食困难,而被迫袭击行人。对于虎患问题,地方政府也颇注意,有时甚至还出动军人参与助剿。

钱泳在《履园丛话》卷14《祥异》中载:“陕西汉中府西乡县出一猛虎,伤人无算,猎户与官兵莫能制之。……时村家养牛数十头,正在山上,见此虎至,群牛皆退缩,惟一牛独前,与虎熟视者久之,忽奋力一角穿虎喉,虎立毙。报之县官,遂将此虎赏畜牛之家,并以银五十两奖之,一县称快”。 西乡县位于秦岭与大巴山之间,这里是明清时期人口流动最为集中的山区之一。从村家养牛数十头可以看出,当地山区已多被开发成耕地。大批流民进入山区,长期从事土地垦殖,必然限制了老虎的活动范围,也断绝了老虎的食物来源。老虎出山吃人及家禽已成必然。

四川地区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明末清初长期战争,使四川人口极度减少。四川各地方志往往用“靡有孑遗”表述清初人口的稀少。这可能与战争造成户籍紊乱以及人口外迁避难有关,但四川人少肯定是事实。

四川虎患多发生在城乡尤其是城市居民区为主,这与陕晋地区的虎患多发生在山区不同。笔者认为,陕晋虎患是在人口流动的开发中形成的。而四川虎患出现则是战争造成人口死亡或大部分逃往深山避难,反而使城市空墟。

四川的虎患也是以山区县为多。山城重庆府是虎患多发地区。府属江津县在明成化二十三年“多虎患,县令黄昭祷于神乃息。清顺治年间江津已成为“虎狼之穴,翻屋登梯,号为神虎。”而道光《綦江县志》卷10载綦江“群虎白日出没,下城楼窥破残人户。……行者虽五、七同群,执器械,前后中间必有一失。”老虎不仅白日出没,而且敢袭击手执器械的一群人,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这种情况在荣昌也时有所见,光绪《荣昌县志》卷19载,张懋尝主仆8人赴荣昌县上任,入城四顾无人,天将暮,一群老虎突然窜出,其中的5人当即虎口丧生。

与重庆府接壤的叙州府也是虎患多发区,乾隆《富顺县志》卷5记载,该县清初“数年断绝人烟,虎豹生殖转盛,昼夜群游城郭村圩之内,不见一人驰逐之。其胆亦张,遇人即撄,甚至突墙排户,人不能御焉。残黎之多死于虎”。县城北门玉水井街一带,“久成虎穴,寥寥居民,无一人敢从此采樵。”这些说明清初重庆、叙州的虎患,已不是单一地发生在深山老林地区,而是多发生在城乡居民区。这正反映了四川战后的破败萧条窘况。

沈荀蔚在《蜀难叙略》中载:顺治八年春“川南虎豹大为民害,殆无虚日。乃闻川东下南尤甚。自戊子(顺治五年)已然,民数十家聚于高楼,外列大木栅,极其坚厚。而虎亦入之;或自屋顶穿重楼而下,啮人以尽为度,亦不食。若取水,则悉众持兵杖多火鼓而出,然亦终有死者。如某州县民已食尽之报,往往见之。遗民之得免于刀兵饥谨疫疠者,又尽于虎矣。虽营阵中亦不能免其一、二。”连军营中的士兵都难免为虎所杀,真令人难以置信!

川北的顺庆府也是虎患重灾区,据《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载,顺治七年四川地方官员向朝廷奏称,顺庆府“查报户口,业已百无二、三矣!方图培养生聚渐望安康。奈频年以来,城市鞠为茂草,村疃尽变丛林,虎种滋生,日肆吞噬。……据顺庆府附廓南充县知县黄梦卜申称:原报招徕户口人丁506名,虎噬228名,病死55名,现存223名。新招人丁74名,虎噬42名,现存32名。”作者感慨到:“夫南充之民,距府城未远,尚不免于虎毒,而别属其何以堪哉?”嘉庆《南充县志》卷6载:“县治、学宫俱为虎窟”。

群虎据城为害,肆意吞噬人的生命,反映了四川社会在清初的残破荒凉。这种据城为害的虎患,在清人文集中也有记载。彭遵泗《蜀碧》卷4载:顺治初年四川“遭乱既久,城中杂树蓊郁成林……多虎豹,形如魑魅饕餮。然穿屋顶逾城楼而下,搜其人必重伤,毙即弃去,不尽食也。白昼入城市,遗民数十家,日报为虎所害,有经数日,而一县之人俱尽残者”。这些行为都在白天发生,这或许与城中仅“遗民数十家”有关。

与顺庆府毗邻的保宁府在明末清初的战乱后,也是虎患多发区,史称顺庆、保宁二府“多山,遭献贼乱后,烟火萧条。自春徂夏,忽群虎自山中出,约以千计,相率至郭,居人趋避,被噬者甚众。”数以千计的群虎出山入城,也许过于夸大,但老虎数量可观且集体进城觅食可能是事实。被噬者众,说明该地还处于战争的废墟之上。

除了山区县的虎患严重外,成都平原在清初也是虎患重灾区。康熙初年费密将其耳闻目睹的事编成《荒书》,其中有顺治四年清将李国英入成都,“留张得胜守之,辟草莱而居”。不久张为其部下杀死。“自得胜死,成都空,残民无主,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凡五、六年乃定”。这则史料告诉我们,在顺治四年的时候,四川首府成都已被全面大破坏,守将等也只能“辟草莱而居”,后来的内乱又加剧了整个成都地区的破坏,以致发生长达5~6年的虎患。

与成都府接壤的邛州在明代就有虎患,州属蒲江于嘉靖三十年有虎出没为害,嘉靖四十四年“虎复为患。”康熙赵彪诏编著《谈虎》也云:顺治四年四川“虎患,十百为群,或夜半扶椽瓦而下,尽啮室中老幼。”

▲1647—1739年,中国历史上最严重人虎冲突发生的主要区域

——陕西南部和四川中东部(含今重庆市大部地区)

云南和广西

云南的虎患情况,笔者从有关该省的地方志文献中难以发觉。但云南的虎患其实也有一定规模。如《谈虎》引《滇行纪程》云,康熙时,“余过三尖山口百顷铺,崇冈陟降,屡屡见虎。夜望虎眼甚绿,一开一合,闪闪如灯。土人讳言虎,谓之山王。”类似的资料,笔者一时难以发觉。

广西的虎患也是从明代开始频繁出现且地域广泛。据雍正《广西通志》卷3《祥异》记载,明嘉靖六年南宁府“虎入武缘县城”; 嘉靖十一年“虎入梧州府城”;嘉靖十四年虎入太平府城,“民杀之。嗣后,越十日,凡二虎相继入城,民俱杀之”;嘉靖十五年秋八月在郁林州的“兴业县有虎患,民祷于城隍,七虎俱毙”;万历元年柳州府“融县虎为害”;万历二年怀远县“虎为害”。清代广西虎患相当严重,史料多用“虎暴”来形容。民国《钦县志》卷首《编年大事记》转引雍正《钦州志》载“康熙八年春夏虎暴……二十四年虎暴。”乾隆《廉州府志》载“康熙十年钦州虎蹂近郊,白昼噬人;四十四年冬虎入城。”

与此可见,广西的虎患自明嘉靖以来一直延续到康熙中叶仍十分严重。即使到乾隆年间,虎患也时有所闻。乾隆某年秋,梧州府杂货商王际余,以沿乡卖杂货为业。一日“赴各村索欠去矣,数日而际余不归。……时方多虎,而际余贸易向在山村,人咸以为必罹虎患矣。”人失踪,村民首先想到的是为虎所害,看来该地必发生过多次虎患。

位于西部的镇安府,与云南接壤,南为越南界。清前期“镇安多虎患。其近城者,常有三虎”,地方官员募能杀虎者,“一虎许赏五十千”。老虎甚至就在村民的房前屋后,等待捕食村民。所以史料说“其俗屋后皆菜园,甫出门至园,而虎已衔去矣”。因为多虎,谷仓在门外都无需看护。“人家禾仓多在门外,以多虎,故无窃者。”

广西虎患持续时间之长,或许是广西开发相对滞后所造成的。明代广西官方人口峰值为167万人,清雍正年间下降为100万人左右。当然,随着人口的不断迁入,到乾隆中叶人口增长到2350多万。所以,虎患也随着地域的开发渐趋萎缩。

总之,明清时期,我国西部地区沿山西、陕西经四川到贵州、广西以及云南等相互毗邻的省份均发生过程度不同的虎患,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虎吃人习性的养成,既有环境关系,也有人为因素。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野生动物数量减少,虎觅食较难,在找不到野食情况下,迫不得已才去接近居民生活区,盗食家畜乃至袭击人。虎患的出现,显示了当时人口压力不断加大,山区的开垦不断向纵深方向深入,大面积的山林资源被破坏。

人口对山地的开垦必然导致环境的破坏,不仅影响了动物群的数量,甚至造成某些动物种的灭绝,老虎生存的食物链被破坏。康熙中叶以后,西部社会经济已步入发展正轨,这之后虽偶有虎患发生,但已构不成在广泛的地域内造成威胁,这说明人类的滥垦荒山与过度的捕捉老虎,使虎的数量在急剧减少并濒临灭绝的危险。

明清虎患的消长,对今天西部开发过程中正确处理好土地开发与保护野生动物的关系或许有警示作用。环境与自然资源,是人类及一切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保护自然环境,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环境,是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在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除了进行人口控制外,还要大力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自然环境,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历史学家、暨南大学教授刘正刚

原标题│明末清初西部虎患考述

山西老虎的那些事儿

历史上,山西曾是华北虎的重要栖息地。通过对史料的重新梳理,有专家考证出明清时期山西共计79个州县有老虎分布,发生虎患州县共计33个

老虎是大型肉食动物,处于生物链金字塔的塔尖,老虎的生存与变迁代表着其所在区域的自然环境状况,是环境变迁研究常用的生态指标之一。

历史上的山西曾经森林茂密,草丰水足,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如野猪、狍子、獐、麋鹿、马鹿、梅花鹿、麝等动物较多,有着老虎赖以生存繁衍的良好条件。自唐、宋、元、明、清、民国,一直到1949年后,山西各地历代的郡、府、州、县志中,对当地老虎(如白虎、黑骊虎)的记载屡见纸端。

《山西历史地名录》曾记载一则故事:康熙二十二年,帝西巡五台山台麓寺,忽遇一虎,亲挽雕射之,虎应弦而毙,射虎处因名射虎川。

山西多地地名中有“虎”字,据考证大部分与虎有关,如太原的大虎峪、小虎峪等。

清乾隆四十四年,乡宁县令葛清因为当地为虎所患,遂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当地猎户集体出动除虎害,当时还提前为猎户死、伤制定了抚恤标准。不到三年的打虎行动,该县共打死老虎10只,其中有两只母虎分别怀胎4只、2只,剖开见小虎已基本成型。另外,还打死一只黑骊虎(骊指纯黑色的马之意),8名壮汉都无法抬动此虎。打虎行动结束后,乡宁县在山神庙立碑铭记此事。

1959年,王福麟教授由天津南开大学支援山西建设来到山西,一呆就是近50年。从担任山西大学生物系教授以来,王教授全身心地投入到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环境生态的研究中。

1932年12月,有人在晋南虞乡县白坊村(今属永济市)猎杀一只虎,王教授有这只虎的照片(见文中配图)。外国人曾怀疑此虎是由外地蹿入,1990年王教授走访当地老人证实,白坊村一带在60年前有大片芦苇地,老虎多出没于其中。

他的调查记录还有——

上世纪50年代初,张润小的祖父曾在管涔山打死一只老虎,虎爪传给了张润小。

1957年9月29日,原平县一位民兵队长张三虎,在云中山石佛寺一带,与一只猛虎搏斗,最后老虎重伤逃走,张三虎则全身受伤90余处,成了一个血人,住了一个多月医院。后来,张三虎参加了华北地区和全国民兵表彰大会,分别得到一支半自动步枪的奖励,并被誉为“打虎英雄”。

1962年阴历三月初二,朔县神武乡保全庄,胡贵旦用斧子砍伤一只黑骊虎头部,后来这只虎死在将军墓山。

1970年阴历十二月十一,中条山舜王坪药材厂有头牛摔死在山崖下,厂里人将牛肉吃完把牛骨扔在厂门前。第二天即看见一只老虎在啃食牛骨,该厂厂长兼支部书记侯銮玉遂操土枪击中老虎的腿,老虎负伤逃走,地上只留下一摊血。后来,有人在雪地上经常发现老虎留下的爪印。

1976年12月15日,宁武县车道沟放羊人亢三三放的羊被老虎吃了两只,亢三三把受伤的羊抢回来,回到村子里,嘴里不停念叨“黄棒、黄棒”(当地把老虎称做“黄棒”),回家后连着病了几天才恢复正常。

1979年,原平县道佐大队张全财用茶壶装上炸药炸死一只老虎,该县药材公司收购其3.6公斤虎骨。经查阅,收购虎骨的发货票据号为8007—3。

1984年7月28日,五台山林局林业调查队队长侯占魁率5名队员,在五台县铜钱沟遇见一只老虎站在那里望着他们。听见人们的高声喊叫,那只虎才慢慢从草丛中走出,缓缓远去,结果林业调查队员们安然无事。

1986年5月11日,宁武县一位王姓老汉在自家地里除胡麻,在相隔三四十米远的地方,清楚地看到三只“黄棒”,其中有两只幼虎。

1987年8月27日18时许,繁峙县伯强乡狮子坪村党支部书记郭思树等4人勘察林地时,看到一只黄棕色的大虎。

1990年10月,朔州朔城区王化庄王茂成在莲花山上干活时,看见一只约半米长的小虎,“能见到小虎,意义非同一般,说明还有母虎在繁殖。”

2002年10月,有村民向山西晚报报料,称在忻州五寨县某村发现老虎踪迹,后记者专程前去采访,但无从证实。后采访相关专家,专家推测此时山西已经没有野生老虎生存繁衍的条件。

就是说,山西野生老虎,应该是灭绝了。

晋中居民展示被打死的老虎(民国)方天戟 藏

猛虎之威

不复再见

园囿之中

偶见血腥

而另一种老虎

即如李贺《猛虎行》——

长戈莫舂,强弩莫烹。

乳孙哺子,教得生狞。

举头为城,掉尾为旌。

东海黄公,愁见夜行。

道逢驺虞,牛哀不平。

何用尺刀,壁上雷鸣。

泰山之下,妇人哭声。

官家有程,吏不敢听。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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