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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大道} 元代以来喇嘛教对蒙古社会的影响

喇嘛教在西藏社会既是文化观念上的教义崇敬信仰,又是具有宗教色彩政治统治权力的象征,形成寓政教一体的社会特征。喇嘛教在西藏发展中曾产生过红帽系、黑帽系、花帽系和黄帽系之间的激烈斗争。进而由于宗教派别势力之争,引向政治权势之争。

30米卷轴唐卡“凉州会谈”,萨迦班智达是吐蕃最具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王得知萨迦班智达在吐蕃的地位和影响之后,决定邀请萨迦班智达来凉州会晤,商讨解决吐蕃与蒙古汗国的和平统一问题。1247年,萨班与阔端在凉州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并达成共识,将西藏地方正式归属蒙古,使得西藏的生灵免受战争涂炭

13世纪初,成吉思汗征西夏时,曾与西藏的高僧有过接触。其后凉州王阔端将喇嘛教引入蒙古社会。忽必烈成为元朝开国皇帝后,尊萨迦派高僧八思巴为帝师,建立了蒙古统治者与喇嘛教首领之间的密切关系。其后宗喀巴创建格鲁派(黄教)后,漠南蒙古部首领俺答汗与格鲁派以达赖、班禅为首的喇嘛教首领,建立了“施主与祭司”的密切关系。

元代,喇嘛教高僧来蒙古地区弘扬、传授佛教哲理和普渡众生的佛法理论,使喇嘛教战胜了蒙古人原始皈依的萨满教等阻力,成为蒙古社会宗教文化的主流而发扬光大。喇嘛教以慈悲济世,普渡众生教义,使蒙古人虔诚地匍伏在神佛面前顶礼膜拜,形成蒙古社会从王公贵族至平民百姓,虔诚崇敬喇嘛教的巨大影响。喇嘛教在蒙古地区建立大量寺院,蒙古人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男性出家当喇嘛,在寺庙里聆听高僧宣法、诵经、传艺,学习宗教哲学、天文、地理、绘画、艺术和藏医、藏药等技术知识,并对蒙古文字创造、宗教哲学、医学、艺术等发展,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精通蒙、藏、梵文的高僧,把大藏经、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经典,译成蒙文,在蒙古社会广为传播。因此,喇嘛教成为启迪蒙古人思想,获得文化知识的园地。

自元初,蒙古统治者将喇嘛教引入蒙古社会,它不只是一种宗教信仰,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喇嘛教的教义,来肯定他们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清代统治者,更深知蒙古人对喇嘛教崇信的观念,大力扶持鼓励发展喇嘛教,以利用喇嘛教来麻醉人民的思想,巩固其对蒙古各部和边疆民族的统治地位、使其成为维护安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柱。

一、13世纪阔端、忽必烈与喇嘛教的关系

据《蒙古佛教史》、《蒙古政教史》、《智者喜宴》等文献记载,1227年(火猪年)成吉思汗征西夏时,率领蒙古武装渡过黄河进攻积石州,破临州、洮河、西宁等地,进入吐蕃“密那克之地”击败吐蕃军队。沿途摧毁许多佛寺,时有穿着西夏服吐蕃红帽系的蔡巴·噶举派喇嘛巴东库哇、旺秋扎喜等人被俘,他们通过翻译向成吉思汗讲佛法的因果关系,成吉思汗接其教义,尊其为“长老”。吐蕃卫藏地区封建领主闻讯,即派遣蔡巴噶举派贡噶多吉为代表,前去会见成吉思汗,申其愿归顺蒙古,并请求派遣喇嘛携带佛像、佛经前往蒙古地区传教。同时“祀奉之三宝物(佛教术语:指与佛、法、僧有关的物品)和僧众,……(奉)成吉思汗成为(吐蕃)佛教之施主和法王。”成吉思汗接受其请求,并发布诏书,免除佛教僧人差税、兵役,不准在寺院驻兵。又据《安多政教史》载:有一个在青海出生名叫:西格格西僧人,在萨迦学经后,前来蒙古传经,拜见成吉思汗,因他能作法降雨,受到敬重,留在成吉思汗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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