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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以后的华侨如何看待民族国家丨检书176

蒋祖权说历史_plth1
2017-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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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华侨生活环境变化很大。生意人懂得他们市场上的需要,那种对经济上、法律上的需要他们都有考虑,我现在选择的题目是谈他们对于国家的概念是怎样应付。

其实海外华人之间,一方面是看到“外国”有国家概念;一方面就是到清末,像孙中山那些人谈民族主义、谈国家的,实际上也是从西方那里学来。不过海外华人谈的又不是同义,因为他们所看到西方的“国家”概念,到底还是当地的殖民地政府。他们也注意到了,就是孙中山提醒他们亚洲人也能有国家,和西方国家差不多,最好的例子就是日本,孙中山多少对日本有所了解。

1938年,纽约华侨妇女走上街头为国内抗战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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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中国派到各地的公使、领事之类的,也写了不少东西,注意到这些问题。那么官方也好、商业圈也好,多多少少已经对西方的国家概念慢慢有点了解,但也没采取什么行动,只是从当地情况去想如何处理华人的生活。等到孙中山那类人出现时,也就是很多年轻革命分子到东南亚、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谈国家的时候,海外华人就有新的了解。

所谓“正统文化”中的士大夫与绅士文化,这些在华侨社会里是不大被了解的,只远远知道有这么回事,是一种理想。华侨社会自己的文化是不用这个词,其文化比较属于各种各样的基层文化,而且每个地方都有其不同的文化,不过总之都属于基层的,和正统文化是有相当的距离。

但是孙中山他们在华侨社会之间去谈国家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出发点和华侨社会有相当关系;他们不是从士大夫阶级、绅士那种观点来看国家,其实那时士大夫并不懂何谓国家。那时谈起国家,是和所谓“反清复明”的传统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反清”才是爱国,“汉人当政”是他们当时说的话,“振兴中华”当时就是个很动人的词。组织上,华侨社会根本和正统文化相对,方法就是根据他们基层社会所了解的。他们自己本来就有一种所谓的“公司”之类的会、党,他们都了解,本来就有,例如我们大家所知道最有名的是西婆罗洲的“兰芳公司”,这个词是荷兰人承认的,其实各地方都有,总之只是名称不同。当时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的一个学生王大鹏,他取了荷兰人所写的、用的,说这个“公司”是一种共和国,什么理由呢?他说因为荷兰人懂得共和国的概念,他们从西班牙帝国那边独立时,就建立了一个Dutch Republic(荷兰共和国),它最初就是如此,就是没有国王的一个国家。荷兰就是欧洲最早的一个republic,就是指近代的republic,荷兰人看到兰芳公司这些客家人在西婆罗洲建立权力时,他们就称这是一个republic,所以王大鹏就说这具有共和国的概念,而华侨之中就正有这个概念。当然这个republic和公司是不同的,其中一点相同的,就是都是没有国王的政权。兰芳公司没有国王,它这个政权相当有意思,我们现在都是靠荷兰人的记录才知道;兰芳公司自己留存的材料很有限,不过还有一些可以比较的。最近学者袁冰凌写了一些相关的论著,也称它为democracy,一种民主。

在华人之间,有一种平等概念,大家都有份参加政权的概念本来是有的,不过这是没有皇帝的一种政权;那里面已有的一种公司与会党(如天地会、三点会),都是没有国王的政权,它也是一种权力机构,而且是相当严密的机构。在那情况下,孙中山很自然地把现代化这个“党”的概念,与“会”“公司”或会党的“党”的概念结合起来,这很容易懂,基层社会里立刻可以了解与接受,所以他把国家和党的概念结合起来,我想海外华人很早就有这种理解。这一点我想在上层社会士大夫阶级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我前天谈的,像辜鸿铭代表那种高层,认为这根本是违反正统礼教的传统。但是你看孙中山将这国家概念和党的概念结合起来,我觉得这很重要,到现在为止,“以党立国”的概念还是存在着;党国就代表以前皇帝的国家,党就是皇帝。我想这是我们可以考虑的,就是为什么孙中山一开始在华侨之间谈,大家就能懂,没有问题,但那些很有成就,很向往士大夫阶级,想当儒商的人,他们就不欣赏,非常反对,对孙中山谈革命、国家概念这一套完全反感。所以华侨社会里,阶级上是有差别的,这在新、马就很明显,大商人都不支持孙中山,支持他的都是一般基层社会的人,他们就立刻理解。所以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党和国可以立刻结合起来,我想海外华人很早就明白了。

同时大概在这情况之下,海外华人有很多讨论。我们看到当时的地方报纸,新、马特别多,美国的、旧金山的也有,其他地方也有,还有些是从日本找到重印的那些辛亥革命前十年的材料,相当有意思。讨论这些问题时,他们已经明白国家这个概念是外面来的;日本是个很好的榜样,日本人借用这个概念很快地就明治维新,结果把中国打败了,这是连士大夫阶级也懂得的,不过基层阶级的人反而不同意,完全责怪满人,利用这个例子唤醒民族概念。民族和国家可以很容易地结合起来,这是当时一般人觉得很自然的事。

但是这里面我也注意到,他们也很明白西方欧洲这些民族国家的国家概念和美国、澳大利亚的有其不同的地方。一为旧的民族国家,以原住民传统为主,以它们统一的、唯一的一套语言、文化、历史的民族概念为主。到了其他地方则为移民社会,国家概念有些不同,像北美与澳大利亚的经验,那是移民与移民之间的斗争,华人(华侨到北美、澳大利亚去)也是移民之一,当地的白种移民把华人当做是新来的,处理上也有所不同。白种新移民群他们重新建立一个新兴国家时,有着另外的想法。华侨材料中便多少明白这点,旧的国家与新移民群所建立的国家有所不同。

华侨登记证(1937年)

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以后,迄上世纪50年代,这三四十年的变化特别大。在中国方面,国民党建立国民政府后,中日关系和其他问题是大家所知的,我就不多谈了。总之,在华侨社会里,国家的概念就深化了,基本上是采取中国人一般认为的国家概念,可以说五四运动在其中有相当影响,主要理由是考试制度废除之后所建立的学校,很快地在华侨社会中发展起来,完全是抄用中国的课程、课本及老师,尤其是华侨社会中一开始是用方言教学,后来要建立中学时就感觉很不方便,中学里都没足够的经济力量来维持每个方言群;新、马那边如此,其他地方也如此,大家就决定接受用国语教学,用的是国民政府规定的课本,老师基本上是要会说国语的,所以就从江苏、浙江那边请了不少老师,因为在福建、广东地方一般还是用方言教学的。这个过渡期相当重要,许多新概念就是从上海那边传过来,就是五四的文章都是以国语写的,以国语谈的,而且老师们都是从最新、最先进的学校里出来的中学生,再到南洋那里的小学去教书,人数越来越多,这影响相当大。关于这点很多人都已经写过,我就不多谈了。

所以这种新的国家概念根本就是从中国来,当地所用的,由孙中山那批人所鼓励的那种最基本的民族国家概念,慢慢改变为中国大陆的那种国家概念,尤其在抗日时期,可以说是很快的、完全的同化结合起来,成为统一的国家概念,这冲击很大。这样一来也影响到外国人怎样去看华侨。以前西方殖民政府也好,其他商人也好,总感觉到海外华人没什么国家概念,文化上水平也不高,比较容易对付、控制,但是后来的这种新爱国概念,与中国政治建立了很密切的关系。其实从康有为、孙中山开始,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各种各样的党派,在南洋、北美、澳大利亚都存在。那么西方政府,不管是殖民地政府或是新移民国家政府,便很关切了,具有国家概念的他们怎可以接受?总之,这里面的斗争留下相当的记录,我也不多谈了。

不过提醒一下,这个过渡期相当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是现在根本不谈文化,而是谈国家,且国家的号召力相当强。其实五四运动中有一点我也觉得蛮有意思,值得我们考虑,就是在华侨之间,本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什么深的了解。现在五四运动对一般年轻人,特别是读书人(文人)而言,这些传统文化根本是可以扬弃、革除的,尤其是那些来自上海的老师、课本,所谈的很先进的口号,如“打倒孔家店”这些话,南洋华人社会中在学的年轻人,很容易就接受了。他们本来就不怎么懂传统中国文化,至少没有对正统文化有所了解,现在更指中国文化没法救国,这是因为传统文化腐败没用了,职是之故,就很容易将之抛弃、漠视,对于五四运动的平民文化、大众文化的口号,对于阶级这种新概念,连以前共产党、社会党、国民党所谈的这种政治概念,都能够完全接受,所以影响很大。

其实我想可能中国社会里,面对这些新概念时还有相当的抵抗力;换句话说,还有一般读书人、文人、士大夫阶级的人,可以用一些中国传统知识来抵抗这些新概念;但在南洋的华侨社会中根本没有这种抵抗力,全部都接受,而且还很热心地去组织类似的党派,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也直接地派人到华侨社会宣传。当时国家概念是主要的,文化概念基本上是冲淡了,国家比文化重要,相当明显。

我现在稍微谈谈,我之所以选择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作为例子,因这样会比较简单一点。一方面我自己比较懂,而且材料很丰富,华人也特别多,我所谈的很多趋势在新、马可以看得最清楚。这两地学校最多,新学校大概从1905年开始就不停地在建,大概每一个地方都有小学,到了上世纪30年代,差不多每个镇市中只要有几百名华人的地方就有小学,建立速度非常地快,这影响很大,因为所学的都是新东西(而且还是上海的新课本),而不是传统的“四书”“五经”。另外,报章也很多,尤其新、马的报刊杂志最多;五四以后白话文的报刊多得很,好坏是另一问题。根据我所看到的及很多新、马学者的研究,这些文章的作者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大陆。他们在各种报章书刊中写文章,都是和上海那套写法一样,所以说影响很大。到了第二代(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学生,也就是本地土生的这些华侨才开始写作,但是写作模范还是那批来自中国新闻界和教育界的人。

还有两点很有意思,新、马英国的殖民地主义也好,或帝国的概念也好,可能是西方国家里面最完整、组织最严密的,而且它有一套理论论述,可能比法国的还要精彩。同时,他们英校中所谈的是英国和西方国家,他们的模范就是西欧那几个国家,最早是英国、法国,接着为后来新兴的荷兰、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所有念英校的学生(多元民族中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他们的国家概念,完全就是西方的。所以到他们在谈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反殖民地、反帝国,建立独立国家时,理想就是西欧的那套模型,而且是要全套照收,建立新兴国家。然而,这和中国自己那套民族国家之间就有不少矛盾冲突的地方。一方面,英国说得很明显,那些受英语教育的人就理解很清楚,这和那些受中国教育的(来自上海的华人所教的民族主义)很难融合起来。所以,最后这地区英语教育与华文教育的矛盾特别严重,其他地方矛盾还没这么厉害,新、马地区是特别严重,其原因可能就在这两种传统国家概念的互不相容。

另外还加上一处新、马特别的地方,也是东南亚国家和其他有华侨的地方不同之处,就是新、马建国的过程是由英国主导,不像印尼反殖民地式那样从战场上夺权,越南亦是在战场与法国決胜负,缅甸则根本是英国老早就站不住而退出。新、马则有所不同,英国在此多留了十二年。它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回到马来亚,到1957年离去这十二年中,英国人利用他们帝国主义的经验、理论、国家概念,在此地进行“训政”,让马来人、华人及印度人这多元民族社会建立一个新兴国家。他们有一套影响相当大的理论,并有十二年的工夫来建立这理论,所以马来亚建国的过程、概念及理想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不同的原因就在这里,英国多留这十二年相当重要。

还有一点,就是五四运动以后这地区因为学校、报纸最多,华人社会区别国家和文化的看法与其他地方不同,可以说五四运动效应在此处最强。另外,我个人的经验也可作为参考。我自己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华侨,华侨身份很明显;我的父母根本要回中国去,我是中学毕业后就回中国念大学的,到南京中央大学,去时很不巧的是处于最困难的内战时期。在南京时,我才知道傅斯年先生去了美国,又回到国内,那时我虽在南京,但没见到他。我们在学生时代都知道此人,却不大了解他对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贡献,所知道的还是他曾是学生领袖、五四运动中很有贡献的一个人,当时也很敬佩他;当然我还有点印象的是他也在政治上有些活动。还是我现在看到王所长的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这本书提醒了我,让我比较了解了当时所不了解的事。

(本文摘自王赓武《天下华人》第四章“辛亥革命后的民族国家”,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原为王赓武教授在2001年4月底于台北举行的“第四届海外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原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四期,程希译。编辑:李大白 陈菲,本文标题和图片均为编者所加。)

图书介绍

《天下华人》,王赓武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版。

本书主要对“华侨”一词的起源、历史著作中的华侨、中国革命与海外华人、“华人散居者”、海外华人的过去与未来等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该书充分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且参考资料详实、研究方法独到,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关于海外华人的学术文集,是读者了解相关问题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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