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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债私还,毛主席连续十年春节用稿费“还债”

1919年12月初,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因积劳成疾,住进了北京德国医院。当时的病情已非常严重,杨家一家都非常着急。正在这时,毛泽东率湖南驱张代表团第二次到北京活动。他得知恩师因病重而不久将永诀人世的消息后,不顾旅途的劳累,立即前往医院探视。

杨昌济明白自己已经病入膏肓,而且时日不多了。他要毛泽东拿来笔墨,强支病体,给他的好友、时任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长的章士钊写了一封信,写完后,要毛泽东给装进信封里。毛泽东一看,原来是一封向章士钊推荐自己和学友蔡和森的信。杨昌济在信中诚恳地对章士钊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欲言救国必先重二子。……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

写完这封推荐信,杨昌济如释重负。1920年1月17日,他便与世长辞了。此时,毛泽东与杨昌济的爱女杨开慧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

1920年,毛泽东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钱款。当时在上海的毛泽东只好向老乡章士钊告急。章士钊当即在上海工商界名流中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随后,毛泽东将此笔巨款一部分给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志,一部分带到湖南开展革命活动。

章士钊曾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后淡出官场。1931年,50岁的章士钊在上海挂牌当律师,且投靠了杜月笙,寄身杜月笙门下近20年。胡适曾在日记中这样说:“(今天)见着章行严(章士钊,字行严),多年不见他了,他现在上海做律师,实在是靠杜月笙等人吃饭。他说,他现在是‘吃流氓饭’!我劝他写一部自传。他现在吸鸦片烟,每天跑马场,甚可怜”。

章士钊的生花妙笔曾在杜月笙门下大放异彩。抗战刚结束,戴笠飞机失事而死。蒋介石示意教育部长陈立夫,要发动一些文化、教育、法律界名人,写几副挽联来悼念。有人知道杜月笙与戴笠交谊匪浅,章士钊在其门下,故让杜请章撰一联。章士钊果然出手不凡,其上联云:“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下联曰:“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遂被各界公认为最佳之联。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又一次与章士钊见面。毛泽东特意为章士钊帮助解决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旅费的事情再次向其表示感谢,章士钊听了非常感动。谈判后期,毛泽东见到章士钊问他:“关于重庆谈判的事,你怎么看?”章士钊在手上写了一个“走”字,并小声说道:“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明确地表示蒋介石对和谈并没有诚意,重庆乃是虎穴之地,不可久留。毛泽东非常感谢章士钊对自己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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