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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读书】石海明:高级指挥员更应具备科技头脑 ——读《战争新高地》一书有感

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
2017-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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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指挥员更应具备科技头脑

——读《战争新高地》一书有感

石海明

(国防科技大学)

石海明(1981-):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国防科技》杂志编委,中国军视网特约评论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光明日报》社科普专家,远望智库特约研究员。

与人合著出版《从物理战到心理战》、《虎狼之翼:关于科学技术与军事变革的对话》、《适应者死亡:媒体狂欢时代的全球战略博弈》、《科学、冷战与国家安全》、《制脑权》等9部作品,与人合译《技术与国际体系变迁》、《思想大战:脑科学与21世纪的军事》、《信息战:以柔克刚的艺术》3部。其中,《制脑权》入选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强素质-做表率”推荐读物,《中华读书报》年度百佳图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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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何以号定其脉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人类漫漫历史长河中,无数军事家都在苦苦探索,希冀获得智慧女神的青睐,一劳永逸地找到那个终极答案,但这绝非易事。

我国兵学圣祖孙子,在《孙子兵法》中明确将“道、天、地、将、法”列为战争之五事,却并不言器,这显然是囿于时代的局限。

拿破仑麾下的约米尼将军,在其名著《战争艺术》中开篇就断言:“所有的科学都有原理,惟有战争的科学独无”“战争并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艺术”。断言战争没有科学“原理”的约米尼将军,在谈到将才素质时进一步宣告:“一个将才的最重要条件,永远只有下列两条:其一,精神上的勇敢,能够负责作重大的决定。其二,物质上的勇敢,不怕任何的危险。”

永远有多远?这位曾受拿破仑器重的将军,参加了多次重要战役,但一辈子也没有赫赫战功。虽被尊为“兵学泰斗”,但有关战争规律及将才素质的见解,无意间漠视了科学技术的价值,今天看来,这不免受时代局限。

相比之下,19世纪欧洲另一位兵学大师克劳塞维茨,在其名著《战争论》中谈到制胜战争的“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学要素、地理要素、统计要素”时,显然已经开始关注到影响战争的科技因素了。

在信息化战争的今天,美国空军少将布莱斯·戴尔在谈到美军优势之时,曾直言不讳地说:“现代战争已成为科技战,许多美军潜在的对手并不了解美国在高科技作战方面,以及卫星制导的智能武器的威力。不管是伊拉克,还是美国及其盟国的其他敌手,我都会告诉你们,美军主宰太空科技方面的所有优势,我怜悯自以为能对抗美军的国家。”

尽管布莱斯·戴尔的言语透露着一种极度的狂妄,但却冰冷地折射出一个事实:在战争与科技紧密耦合的今天,指挥官如果没有科技头脑,就没有现代战争的入场券。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战争新高地》是一部富有前瞻、启人心智的作品。

该书聚焦“太空、网络、海洋、深海、极地、生物及智能”七大战争新型领域,探讨如何抢占战略制高点。显然,这些新型领域都是人类科技创新拓展出的新战略空间,是国家安全的“枢纽”和“命门”。倘若不能在这些领域占得先机,势必会留下受制于人的“阿喀琉斯之踵”。而要成功抢占高地,一切都有赖于现代军人尤其是高级指挥员,拥有一颗智慧的“科技头脑”。唯有如此,才能敏锐地洞察军事变革的“风吹草动”,提前谋划,变道超车。

其一,敏锐的科技洞察力

被誉为“哲人与将军”的恩格斯曾说:“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的改变甚至变革。”

这段话很多人都耳熟能详,在我们国内、军内的文章、著作和领导讲话中引用很广。恩格斯无疑是第一位指出作战方式对技术依赖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列宁后来也肯定说:“战术是由军事技术水平决定的。这一真理恩格斯曾向马克思主义者作过通俗而详尽的解释。”恩格斯关于作战方式出现违反指挥官意志的变革的论述,主要指的是18、19世纪一段时期火器进步与散兵战变革。保守的指挥官倘若不能洞察新科技的意义,就会在战争史上留下笑柄。毕竟,越是级别高的指挥员往往是上次战争中的功臣,他们已习惯于上次战争中那些广为使用的陈旧武器装备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过了时的作战原则与方式。也正因此,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论克里木战争的塞瓦斯托波尔围攻时,分别表达了完全一样的思想。马克思说:“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无论如何证明了长期的和平使得军事学术的倒退同工业发展给兵器带来的改进成正比。”恩格斯则认为:“这次围攻非常突出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即在长久的和平时期兵器由于工业的发展改进了多少,作战方法落后了多少。”

著名军事理论家刘亚洲上将在给《战争新高地》一书写的序言中,也引用了恩格斯的上述这句话,并一针见血地评论说:“这句话确实令人警醒。如果我们的战略指导仍然陶醉于昔日的辉煌,那将要犯重大的历史性错误”。

这并非杞人忧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苏军未能有效阻止德军机械化部队的长驱直入,就是源于对装甲装备的理解有失误。当时苏军的一些高级指挥员满足于国内战争的经验,只重视步兵、骑兵、炮兵等传统兵种的作用,对新兴的装甲兵认识不足,过高估计了反坦克兵器的作用,把仅有的4个坦克军也解散了,从而导致了战争初期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当然,人类军事史上也有成功范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坦克并未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但到下一场世界大战中,当德国法西斯在无限制的扩张目的同现实能力不相适应时,迅速接受了最初从英国诞生的机械化战争理论,并刷新成“闪击战的作战原则。正是由于“闪击战”的实施,使德国将坦克集中使用,能够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突击力,在一些主要攻击方向上形成装甲优势,弥补了德国装甲力量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不足,取得了对一系列国家速战速决的胜利。德国“闪击战”充分印证了“先敌制胜”、“在战争中迟缓就等于死亡”这些古训的现实意义,同时也给世界各国上了一堂重要的军事思想课:军事斗争中注意提高武器的技术性能固然重要,但不失时机地采用新的作战方法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将军的伟大与天才之处就在于,要善于根据军事技术的新萌芽、新进展,及时更新过时的军事思想,变革旧有的作战方式。

1903年,莱特兄弟成功进行了首次有动力飞行,今天看来,这是一次伟大的创举,当时却也被不少人笑掉大牙——费那么大劲糊的飞行器像个空中书架,晃悠几十米就掉下来摔烂,有什么用?当时没有多少人理解这一军事技术蕴含的巨大价值,更意想不到一种新“颠覆性技术”即将出现,延续几千年的平面作战从此将走向立体。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陆军航空兵准将米切尔在《空中制胜论》中最先说出了他对航空技术的感悟。比米切尔更加彻底的是意大利人杜黑。这位前航空局长由此预言,将出现一种全新的战争样式——空中作战。对于杜黑的预见,不少权威人士纷纷站出来,依据浩瀚的兵学圣典对其反驳和诘难。批评了几十年之后,在立体战事实面前,世界才慢慢认可了杜黑对航空技术的透彻洞察力。

其二,熟稔的科技运用力

一支部队,要做到能打胜仗,战斗力是根本。战斗力来自人与武器的有机结合。指挥官只有得心应手地驾驭各种武器装备,各得其所、协调一致地发挥它们的作战效能,才能指挥部队,取得胜利。

对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一典型战例:1941年7月15日,北非战场上的英军对希特勒德国隆美尔的部队发起攻击。当时,隆美尔在部队数量和武器装备的质量上都处于劣势。具体而言,英军约有200辆装炮坦克,隆美尔指挥的部队只有100辆,且半数以上位于前线80英里以西的地方。隆美尔部队2/3以上的反坦克炮都是老式的37毫米炮,对英军的“马蒂尔达”坦克毫无办法。即使是隆美尔的50多门50毫米反坦克炮也只能在极近距离击穿“马蒂尔达”坦克的装甲。可以说,隆美尔部队想要挫败英军的进攻是非常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隆美尔将仅有的12门88毫米高射炮改装成轮式反坦克炮——这种火炮能够在2000码射程内击穿“马蒂尔达”坦克77毫米厚的前装甲。当两军对垒的战斗打响之后,7月15日黄昏,英军参与进攻的坦克就已经损失半数以上。7月16、17两天,隆美尔部队更是大举反攻,将英军赶回了进攻发起线。在3天的作战中,英军共计损失坦克91辆,而隆美尔部队只损失12辆。

在这次战斗中,作为指挥官的隆美尔之所以在部队数量和武器装备质量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还能够取得胜利,在熟练掌握武器装备技战术性能的基础上,近乎完美地驾驭部队的武器装备,是关键原因。

现代军事高科技日新月异,如何掌握千差万别的现代武器装备技战术性能?如何统筹协调好诸多门类现代武器装备以发挥其综合效能?这对每一个指挥员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指挥员必须能够跟上这种变化的节奏。

如在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使用了500多项微电子技术、红外探测技术、航天技术、定向能技术等军事高科技,技术专业达到2000种以上。武器装备的高技术化逼迫指挥员不能墨守成规。于是我们看到,指挥海湾战争的不少美军指挥员已不再是站在前线指挥所里,拿着望远镜,看着军用地图,通过参谋们指挥战争,而是一边看着电脑屏幕,一边按着各种自动操作装置。

这就是变化!

曾负责策划与指挥海湾战争的美军原参联会主席鲍威尔将军曾说:“以参联会主席的身份策划和指挥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我军旅生涯的顶峰,回想起那持续38天的空中打击,它为美军实施地面作战创造了条件,我深感此生干了一番光荣的事业。”接下来,它继续回忆说:“空军参谋部提出了实施空中战役的计划,这个思路是由杰出的战斗机飞行员沃登上校提出的,施瓦茨科普夫安排他8月11日向我汇报了这一‘迅雷’计划。他的汇报使我深受启发,但迄今为止从来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正在计划打一场空中、地面、海上和太空的全面战争,我们行吗?”

鲍威尔在这里的发问,是在问美军,更是在问他自己。如何合理调配参战部队的武器装备,考验着这场战争的指挥员。几十万部队、几千架飞机、几百艘战舰、几千辆坦克能在短时间内迅速集结部署到海湾地区,并形成作战能力,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在38天的空袭中,共出动了22种、44型、各种各样的飞机3000余架,平均日出动2000架次以上,在国家多、机种多、全天候、多批次出动的情况下,始终没有发生碰撞、起飞和着陆事故。所有这一切从一个侧面映射出美军前线指挥员过硬的科技运用力。

其三,理性的科技反思力

在《艰难一日:海豹六队击毙本拉登行动亲历》一书中,作者曾提及这样一个案例:海豹突击队的指挥官佩特•布拉巴尔上校,对美军过度依赖高科技优势,甚至有时达到了对技术的迷信,提出了批评和质疑。他说:“许多美军指挥官有迷信高技术侦察手段的倾向,特别是在技术侦察‘印证’了原先判断的时候,指挥官更不愿派遣侦察分队冒险实施远程侦察。但实际上,‘基地’组织低技术含量的伪装和欺骗手段往往能骗过我们的无人机和侦察卫星。在‘蟒蛇行动’中,尽管先遣小队抵近侦察后发现了“基地”组织真实的兵力状况,但‘海豹’突击队指挥官海德仅以卫星图像为依据,迷信技术,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贸然行动,导致直升机在塔寇喀尔峰陷入敌防控火力网,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佩特•布拉巴尔上校在此所批评的指挥官迷信技术的问题,美国原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也有类似言论。2011年5月25日,罗伯特•盖茨在其任内最后一次来到西点军校演讲,它说:“我十分珍惜这最后的机会,想通过和大家的交流,分享一些我的想法,并通过你们传递给我们整支美国军队,甚至在未来的某一天,等你们领导一支军队时,也能想起我今天在这里所表达的思想。就某种意义而言,面对复杂而不确定的未来,我们这支军队需要有充分的准备,特别是这支军队的领导者,你们的大脑为未来准备好了吗?”接下来,他继续对这些美军未来的指挥官提出忠告:“美国应该对我们用来实现目标而且也能实现目标的所有技术保持谦虚态度:……精确度的优势、传感器、信息与卫星技术已经使美军获得了传统军事能力之外的力量……但绝不要忽视战争中心理、文化、政治和人的因素,它们可能会带来悲剧性的、低效的和不确定性的影响。”

在现代战争中,科技体系纷繁复杂,作战手段五花八门,指挥员的“科技头脑”已然成为感知未来战争神经的触角,但这绝不是将科技摆上神坛,奉为圭臬,除了顶礼膜拜,狂热赞美,便再也发不出什么声音了。相反,面对战争,既要看到科技的伟力,又要看到科技的局限,只有学会反思科技,才能真正把握科技,进而真正赢得信息时代的战争,这正是辩证法的魅力!

“制天权”理论创立者格雷厄姆曾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凡是能够最有效地从人类活动的一个领域迈向另一个领域的国家,都取得了巨大的战略优势。”意大利军事天才杜黑更是说:“胜利总是向那些预见战争特性变化的人微笑,而不会向那些等待变化发生后才去适应的人微笑。在战争样式迅速变化的时代,谁敢于先走新路,谁就能获得用新战争手段克服旧战争手段所带来的无可估量的利益”。

名言之所以是名言,就在于它标示了超越时空的规律。谁也不能与规律为敌,军事领域更加如此。

总之,大国军事领域的较量,是生与死的较量,特别残酷,特别现实,特别直接。古代中国与火药化军事变革擦肩而过,晚清错失近代军事变革机遇,留下杨芳以粪桶御敌耻话,直至甲午海战战败,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镜鉴。

它告诉我们,在科技革命与军事革命的逻辑链条上,原点的迟钝与错失,直接影响着世界舞台上竞争者的不同命运。适者兴、违者衰,主动者赢、被动者败。当前世界新军事革命正进入深水区,孕育新的重大突破,尤其是伴随着无人化技术、空天技术、深海技术、大数据技术、激光技术、生物科技、脑科学等战略前沿科技的蓬勃发展态势,军事领域的较量已暗潮涌动,世界主要军事强国纷纷抓紧谋划,布局未来。在《战争新高地》一书聚焦的“太空、网络、海洋、深海、极地、生物及智能”七大战争新型领域中,战争制胜机理已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而且,这七大新型领域的耦合与叠加无疑增加了战争的复杂性,对指挥员运筹战争的艺术确立了新标杆。

面对新的“变革浪潮”“机遇风暴”,我们能否站立潮头,关键看我们是否有忧患意识、前瞻意识、创新意识,是否能敏锐研判战争空间拓展走势,通过创新发展新一轮战略前沿科技,成为新竞赛规则的重要制定者、新竞赛范式的重要引领者、新竞赛领域的重要主导者,制胜未来而不是尾随未来,打败敌人而不是被敌人打败。

一部好的作品都应当是一座散发理性光芒的思想城堡,一个意蕴丰厚的文化据点,将读者视为智者与同道,引导读者走进来,与作者对话交流,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惟有如此,读者获得的才不仅是知识的扩充,思想的洞彻,更是心灵的充沛,自由的通达。

战争,既是科学,也是艺术,期待着富有使命的新一代军人做出睿智的回答。

《战争新高地》一书启迪人们——面对未来战争新高地,指挥员只有具备一颗敏锐的“科技头脑”,才能精准认知昨天战争的面貌,把握今天战争的脉搏,参悟明天战争的法则。

附录:《战争新高地》序言(刘亚洲)

拿到仕波校长的新著《战争新高地》,眼前一亮。这是本十分难得的好书。

强国强军,战略先行。习主席高度关注战略指导问题,与时俱进创新军事战略指导,并要求我们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精神,加强对战争问题的研究和筹划,努力提高战争指导水平。这对我们加强军事战略研究赋予了更重的责任,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仕波校长是我的好同事、好战友、好搭档。他是真正带兵出身的将军,既是我军部队的作战训练行家,又是具有开阔世界眼光的高级将领和优秀指挥员。特别是任国防大学校长以来,非常重视战略问题研究,对新型领域军事战略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提炼升华,透视世界新军事革命演进之大势,研究未来战争制胜之机理,寻求跨越发展、弯道超车之先机,形成了《战争新高地》一书。书中所思所论,阔人视野,给人启发。

发轫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世界新军事革命,进入新世纪以来加速推进。以信息化为核心,以军事战略、军事技术、作战思想、作战力量、组织体制和军事管理创新为基本内容、以重塑军事体系为主要目标,推动着新军事革命在更广范围、更深程度迅猛发展。科技革命催生军事革命。信息技术、智能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等战略高新科技日新月异,使武器装备的精确化、智能化、隐身化、无人化程度不断提高,颠覆了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传统大规模军队集群交战的作战方式。以新一代太空、网络、智能、深海、生物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群,使战场空间向新型领域拓展,战争形态由物质能量主导型向信息主导型、智能主导型转变。尤其是生物科技与信息、纳米、认知等科学技术的交叉融合,将突破人类传统的生命禁区,重塑未来战争形态,开启“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新境界。新型领域这些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化,对我们的战略指导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是一支英雄之师、胜利之师。新中国成立后,我军也创造了许多光辉战绩。然而,随着新型领域的快速崛起,未来战争面貌将发生巨大变化。尤其应当看到,我军多年没打仗了,对未来战争是个什么样子,怎么打、怎么指挥,老实说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要想取得指导未来战争的主动权,首先必须加强军事战略研究。恩格斯在《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一文中有句名言:“在长久的和平时期兵器由于工业的发展改进了多少,作战方法落后了多少”。这话确实令人警醒。如果我们的战略指导仍然陶醉于昔日的辉煌,那将要犯重大的历史性错误。

观念变革是根本的变革。创新军事战略指导和作战思想,关键是更新战争思维和军事理念,主动适应新型领域发展引领战争转型的新形势,改变对传统战争规律的认识。加强战略研究和战略指导,必须要破误区、换脑筋、转思路。从世界范围看,多年不打仗的军队,总是容易沿袭传统思维、习惯做法,安于现状、抱残守缺。丘吉尔曾说过:将军们总是在准备上一场战争。我们现在不少人嘴上说的是明天的战争,实际准备的是昨天的战争。这种状况必须下大力改变。

创新是一支军队的核心竞争力,也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加速器。军事领域竞争尤为激烈,在抢占打赢未来战争制高点的这场硬仗中,唯创新者胜。创新,就要想前人没有想过的问题,说前人没有说过的话,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面对未来战争新高地,研究新型领域军事战略指导,战争思维和作战理念必须与时俱进。我们要敢为人先、用于冒尖,尊重创新、崇尚创新,完善有利于释放创新潜力、激发创新活力的制度机制,营造勇于创新、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的创新氛围。要真正解放思想,不断打破禁锢,深化军事理论研究,构建具有我军特色、符合现代战争制胜规律的先进军事思想和作战理论体系。

赢得未来战争的关键是人。无论未来战争形态如何变化,武器装备如何先进,人的因素第一这条规律不会变。打赢未来战争,用老思想老观念是不行的。加强新型领域战争的战略指导,首要和根本的是解决好人的问题。如何发掘、培养、集聚一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更是国防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国家物质极度匮乏,但拥有一批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有一批优秀的科技人才,因此创造了“两弹一星”的旷世奇迹。今天,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和广阔的胸怀,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积极培养和集聚人才,大胆使用和呵护人才,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形成创新活力竞相迸发的生动局面。如此,抢占未来战争新高地,就大有希望。

刘亚洲

2016年12月

孫郎谈古之浅谈王审知与闽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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