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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 | 苏秉琦:如何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

【编者按】考古学界泰斗苏秉琦先生在大量扎实的考古实践工作基础上提出区系类型学说,对历史考古学界根深蒂固的古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他认为中原地区只是独立发生发展但又互相影响的六大区系之一,并将新石器时期的中国文明状态传神地描述为“满天星斗”。近日,《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一书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发行,澎湃新闻节选部分以飨读者。节选部分原题为《文化与文明——在辽宁“兴城座谈会”上的讲话》(原载《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1期),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去年10月份在“兴城座谈会”上谈的题目是“古文化、古城、古国”,今年还是在兴城,谈“文化与文明”,实质上是继续去年的讲话,但内容有所不同。文化与文明起源问题,这是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大课题。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和学科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文化与文明,这是我们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

苏秉琦

一、背景——历史的反思

回顾历史,中国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被特别提出和被特别重视,正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两个转折点:一个转折点是“五四运动”时期,一个转折点是20世纪80年代初,这也是我们考古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两个转折点。是什么样的历史转折?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历史的反思。“五四运动”前后,当国家、民族面临危机生死存亡的时刻,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个热烈的思潮,就是讨论中西文化问题。那时候中西文化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原因很简单,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落后了,落后的原因是什么?不能不从历史上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究竟比西方在哪些方面落后了,如何赶上去,到底应该向西方学习些什么东西,这个问题可以说在“五四运动”时期基本上找到了回答,那就是科学与民主。这话现在说来很简单,在当时来讲,却是解决了一个历史大问题。因为我们是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自来认为是天下第一,一切都是中国最先进,能够意识到比不上人家,要赶上去,而且提出“科学与民主”的口号,比日本的变法维新提得更深、更明确,这谈何容易呢?当然是大事。我国近现代科学只有在提出科学与民主的时候,才有了发展的土壤。从“五四”时期起,经过半个世纪后,我们又在经历一次历史转折,这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史的反思又一次被严肃地提出来了,那还是1980年前后,提的问题也还是中西文化问题,但现在提出问题的角度与前一次不一样,现在要开放,要引进,还是要讲科学与民主,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事实上还成了更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建设现代化,如果是建设日本式的、新加坡式的,单纯学美国、学西欧、学日本,那能是千万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奋斗的目标吗?不是。我们要建设的是同五千年文明古国相称的现代化。这就自然而然提出,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古老文明的民族的灵魂是什么?精华是什么?精神支柱是什么?我们要继承什么?发扬什么?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考古工作者要严肃对待这个问题,都要感到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们的考古学科就是在这两个转折时刻有了重大改变,其主要标志就是,中国文化与文明起源问题是这两个转折点所引起的历史反思这一社会思潮的组成部分。1981年我在庆祝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会上谈到,一个有自己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的考古学派已经在世界东方出现。说这话是歌颂我们党的光辉在照耀着我们的学科,而并未具体表述我们学科的具体成就。事实上,一个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发现的消息,就引起国内外的重视,相当不平凡的重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动起来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一定要发表英语专访。为什么“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几个大字,牵动了亿万中华儿女的心,引起国外同行的特别重视?谈了多少年的五千年文明古国,为什么现在提出来引起这样广泛的注意?80年代初的历史反思,提出振兴中华,就是它的社会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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