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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直选领袖民主制”到“威权主义领袖国家”

无疑,马克斯·韦伯本人从来没有使用直选领袖概念对抗政党国家(Parteienstaat),更没有把它用来为希特勒那样的卡里斯玛政治家和纳粹党的极权主义统治辩护,他甚至没有预料到在可见的未来会出现如此局面。这样的前景已经超出了他的视野之外,而且他也绝不可能欢迎这种局面。……但是,政治观念有其自身的动力。它们时常会摆脱初始的特定意义范畴自行其是,甚至与其创造者的动机完全背道而驰。——沃尔夫冈·J. 蒙森

因此,蒙森认为“韦伯的普选总统概念作为在议会之外直接选择领袖的手段,显然可以在反议会制,甚至极权主义方向上加以重新解释,对这个客观问题简单地视而不见是不可能的。相反,我们应当追问的是,究竟为什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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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直选领袖民主制”到“威权主义领袖国家”

文/[德]沃尔夫冈·J. 蒙森

译/阎克文

选自/《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

标题为编者所加

马克斯·韦伯视帝国总统为直接受人民委托、被召唤来在议会权力之侧与之外行使独立决策权的政治领袖,这个理论的重要性绝非仅限于塑造魏玛共和国的合宪总统制。在这个方面,他的建议只是部分如愿以偿,但赋予帝国总统一定程度的独立庇护权的愿望却没有被认真考虑。《魏玛宪法》中的帝国总统制,实质上是自由主义权力平衡理论的产物,这与韦伯“帝国最高级官员”的恺撒式直选领袖地位的理论相去甚远。然而,韦伯的理论却产生了极大影响。魏玛时期以牺牲帝国国会的权利与责任为代价确立总统权力的努力,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于韦伯直选—卡里斯玛支配的理论。在19世纪20年代,这个理论对于总统内阁制的理论合法化更是发挥了有力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并没有明确强调帝国总统的具体宪法责任,因为他相信,平民大众的拥戴将赋予一个处在总统职位上的强大政治家足够的政治分量,这将超越宪法对其职务的形式限制,使人们在宪法之外也能感受到他的影响。即使在形式上的代议制—公民投票制的宪法框架内,也没有什么能阻挡一个公民投票产生的“选战独裁者”的统治。马克斯·韦伯忠实的学生卡尔·施密特利用了以直选帝国总统作为政治领袖的概念,通过彻底压制韦伯囊括进来的全部宪政要素,把这个概念发挥到了可能的极致,以迫使总统永葆其卡里斯玛领袖禀赋。他的理论把帝国总统的直选权威视为代表了人民的总体政治意志——这与政党多元化格格不入,虽然是片面的,但在概念上却顺理成章地扩展了韦伯本人的设想。在韦伯的著作中,帝国总统也被设想为极不活跃的无领袖议会的一种抗衡力量,一个在官僚制社会的无领袖趋势中让领袖人物脱颖而出的阀门。诚然,施密特给直选总统的形式赋予一种与代议制原则直接对立的性质。在他的理论中,直选帝国总统的权威是人民共同意志的代表,这与任何性质的政党多元化都背道而驰:帝国总统“实质上被想象为这样一个人物:他越过政党组织和官僚机器的界线与框架统合了全体人民的信任,他不是某个党的人,而是享有全体人民信任的人。真正合乎宪法规定之本义的帝国总统选举,比一个民主国家的任何频繁选举都重要得多。这将是德国人民的有力拥戴,这样的拥戴是不可抗拒的。以这种方式确立帝国总统的地位,还有选择政治领袖以外的目的和意义吗?如果全体人民乐于把他们的信任给予这样一个人物,他就不可能还是一个政治上无足轻重、只是发表冠冕堂皇的演讲然后在别人的决定上签名的人物”。由是,卡尔·施密特便给帝国总统的领袖地位观念牵强附会上了一种反议会的偏见,把议会之所以丧失了真正的意义归因于政党的多元化和物质利益集团占据了支配地位。这个分析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隐约可见于韦伯的支配理论,尽管韦伯确实从未打算质疑政党制度本身。他认为,战后德国议会中那些“没有使命感的政客”一事无成,恰好说明了直选帝国总统的必要性。在卡尔·施密特看来,帝国总统应当立即成为一个政治领袖和议会之上的一种“pouvoir neutre”(中立权力)——因为议会处于排他性党派利益集团的支配之下。人民的政治统一这个任务从议会转给了总统,议会“本来是在自由谈判中达成共识、把党派利益转变为超党派意志的独立人民代表的活动舞台,现在却变成了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多元化分配权力的舞台”。总统应当成为“宪法的守护者”以对付各政党的排他性利己主义,就是说,魏玛宪制不是宪法法律意义上的宪制,而是“德意志民族的合宪统一与完整”。随着大联盟在1930年的土崩瓦解,当魏玛国家进入最后的危机时期之后,卡尔·施密特的这些理论便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知名政治家和公众人物都要求大力扩张总统权威,至少也要使用《魏玛宪法》已经正式赋予的所有权威,希望以此治疗德国的政治创伤。这些努力都是基于马克斯·韦伯1918到1919年间一再力倡并坚信不移的帝国总统制理论,强调总统相对于帝国国会的独立领袖地位,并限制副署的必要性,尽管议会制度现在受到的威胁日趋严重。早在1926年,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就赞扬韦伯支持直选帝国总统是一项伟大业绩,特别是因为它提供了一条摆脱魏玛共和国支离破碎的政党政治的出路。这个理论为首相在帝国总统支持下诉诸人民提供了可能性。“只有这样,就像宪法中明确规定的那样,才完全有可能让一个领袖去创建一个新党以替代那些毫无生气的过时小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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