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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动员:青年人跟谁走(下) | 土逗专栏

抗战“拉伸”为14年,更显艰难困苦。在全民抗战的洪流中,如何争取青年人的参与斗争,是抗争动员中的重要工作,围绕争取青年和动员青年,国共两党使出了各路奇招。

作者|高启凡

编辑 | 钱多多

美编 | 黄山

四、昆明学潮:国民党“三青团”的失败

此种情况迫使蒋介石于1939年春开始采取措施。蒋介石重申了国民党的执政地位,确定了党领导团的原则,并把三青团的工作任务和活动范围主要限制在青年组训和学生运动的领域内,从而抑制了三青团的“第二党”倾向。然而,党团关系的调整并没有取消三青团在组织上的独立性,相反,建团之初,蒋介石将主要重任交给了复兴社成员,只分配CC系在团内扮演适度调节复兴社势力的角色。复兴社进入三青团之后,利用三青团组织的独立性,处处与CC派掌握的国民党组织相对抗,导致抗战以前CC派与复兴社矛盾不断继续和扩大。由此一来,战前CC系与复兴社之间的派系宿怨,转变为党团之间的对峙和冲突。蒋介石本来希望通过三青团来统合和弥缝党内各派,结果反而陷入更深更浊的派系斗争的泥淖中[1]。这种党团对立的趋势在抗战期间一直存在,甚至在面临政权合法性危机时,其党派的利益仍旧高于政权利益。

譬如1941年年底时因《大公报》一桩著名的新闻误报“飞机运洋狗”,使得舆论空前哗然,吴晗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他在一年级的中国通史课上愤怒地说:“南宋亡国时有蟋蟀宰相,今天有飞狗院长,可以媲美。”[2]他的话像是在一堆干柴上点燃了火焰,不同政治倾向的学生都被动员起来。尽管后来国民政府的政要、报社主编王芸生都做了澄清,但还是由此引发了一场带有政治诉求的学潮。

1942年1月5日,西南联大新校舍的“民主墙”上出现“打倒孔祥熙”的标语。学生迅速编辑并出版壁报《呐喊》,发表《铲除孔祥熙》、《重燃五四烈火》、《告国民党员书》、《告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书》等文章。留校的中共党员刘平御组织的平社继起响应,《呼声》、《正义》等壁报陆续出现。学生自治会主席郝纯治和副主席竹淑贞等暗暗发动群众。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邹文靖、钟正等找到教育系教授、三青团直属分团部书记长陈雪屏,要求以联大三青团的名义表示抗议,陈拒绝,邹等即起草《讨孔宣言》,宣称“孔贼不除,誓不罢休”,签名者共26人。

当时,西南联大既有国民党,也有三青团的基层组织。在此次风潮中,蒋介石感到这些组织都未能发挥作用,深感“无人已甚”之苦。学潮中,部分三青团员成为“倒孔”积极分子,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为了掌握“领导权”,也有意识鼓励三青团员参加。关于此点,当时人回忆说:“游行回来,同学们又讨论成立组织继续搞下去,但跳上台最卖劲的是几个三青团员,一些进步同学看到这情况,便纷纷退出,这个‘讨孔’运动也就偃旗息鼓了。”[3]国民党省党部的这一招虽有效,但蒋介石却极为恼火。1月24日日记云:“本周最使人忧愤者仍为西南联大所鼓动之学潮,我青年团干部糊涂散漫,一任反动派从中利用与主使而昏昧不悟,事事几乎非余亲自设计与拟稿不可,实足为本党前途忧也。”25日日记云:“青年团干部幼稚昏昧,是皆余不能善教之道,愤激悲伤何为耶!”26日上午,蒋介石觉得三青团干部“投机、官僚”,为此大发雷霆。下,痛斥三青团书记长张治中“投机无智”。所谓“投机”,指的就是部分三青团员投入学潮。据张治中回忆,他当时曾草拟了一份改进和加强三青团的工作意见书,呈交蒋介石;这时候正好昆明发生“倒孔”运动,有人报告蒋,说这是青年团发动的。蒋非常气愤,只在我的意见上打了许多圈、点、杠和问号,不加批复,但另写一张手条,大发脾气,指责青年团干的是反革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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