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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且岸 | 学术独立:"冷战"后对美国中国学的反思

作者:侯且岸北京行政学院教授北师大兼职教授、博导

来源:“通识讲读社”原创

在人类文明史上,学术独立始终是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但是由于政治的缘故、社会历史的原因,真正实现学术的独立往往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求。尽管如此,知识分子对学术独立的追求却是不会放弃的,因为任何学术的良性发展,都有赖于学术的独立。

在整个二十世纪,对学术独立冲击最大的莫过于“冷战”的存在。“冷战”不光引起了世界上两大根本对立的利益集团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激烈对抗,也加剧了文化、意识形态和人类思维方式的二元对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终结,美国中国学界开始了对“冷战”期间的中国研究的深刻反思。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就专门著文揭示人为造成的对立对学术研究所产生的巨大危害性,向国际学术界提出了人们已熟知的中国研究“规范认识危机”论。他从自己最擅长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切入,明确指出大洋两岸的学人受到固有的“规范认识”(Paradigm)的束缚和影响,已经使学术研究深深地陷入难以独立的困境之中。

其实,使中国研究最终陷入困境绝非偶然。“规范认识”的形成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其研究自身有悖于学术发展规律,带有强烈的功利目的则是不可忽略的。可以说,与研究前苏联的“克林姆林宫学”一样,美国的中国研究就是伴随着“冷战”而成长起来的,并直接为“冷战”服务。在“麦卡锡主义”对美国政界和学界的肆虐之后,出于国际战略和国家安全的考量,美国人在搜集情报的基础上,重新开始了对“红色中国”的研究,以及所谓“中苏关系”研究。“战后美国的中国研究最初是产生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政府通过《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美国国会在1958年8月23日通过的一项有关教育的法律。它的目的是授权联邦政府拨款,采取各种方式,对州和地方以及个人提供实质援助,以保证培养出质量上和数量上均适用的人才,以满足国际竞争的需要。该法律与中国研究有实际关联的是:明确规定了对高等学校开展语言和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的制定,将对特定的学术研究的认可和资助用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是美国文化的特点。值得引起重视——笔者注)的投资,以及民间通过福特基金的资助来支持对外国的区域研究。主要是出于‘冷战’和‘了解自己敌人’的动机,学术上的成果则是副产品,并非本来的目的”。而“当代中国研究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怀有一种‘刺探敌情’的心态,主要目的是对最新情报进行分析和为决策服务,而不是开展长期的学术研究。衡量一名中国学家的学术生涯是否成功,往往要看他是否得到一份华盛顿提供的工作,而不是看他是否出版了一本开拓性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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