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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门心法 中道而行》57:三教兴衰的演绎过程

三教兴衰的演绎过程

汉代的儒学确实很朴实,但也有很多杂质,不像后来的宋代儒学,有很纯正的形而上学的气质。

从汉代进入到两晋以后,当时最流行的学问是《老》《庄》《易》,合称“三玄”。士大夫们普遍都喜欢参玄、炼丹、服药,这成了社会的普遍现象。从文化的角度说,这种风气造就了“竹林七贤”这么一批玄谈高士,在中国文化史上也写下了非常闪亮的一页;可是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看,玄学对于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力量多少有些不足。所以两晋、南北朝时代,整个社会动荡得非常厉害,各路英雄豪杰并起,各显其能,形成了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局面。道教也是在这段时期,渐渐形成了深入民间的宗教形态。

时代的动荡往往酝酿着全新的思想文化,佛法自东汉正式传入到南北朝时期,逐渐在中国扎下根,并很快成长、成熟起来。进入隋唐以后,佛教俨然已是一枝独秀,尤其是玄奘大师从印度取经回来,在长安设置译经场,成为全国最轰动的大事。中国佛教八大宗派就是从两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兴起和形成的。其后,六祖慧能横空出世,南宗禅法经过其弟子马祖道一、石头希迁的传播发扬,迅速传遍天下。虽然后来经历了唐武宗时期的“会昌法难”,其它宗派相继衰落甚至失传,但惟独禅宗不衰反兴,取代了其它宗派的地位,成为此后中国佛教流传千年的核心宗派。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中国文化的整体而言,意义空前巨大和持久,因为佛教的理论、方法,以及野火燎原般的发展势头,激发了中国本土的学术,尤其是儒道之学中潜藏的生机。

在唐代,儒道两家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并且都出现了一批很了不起的人物。儒家人物包括韩愈、柳宗元、李翱等人。韩愈是儒家道统的提倡者;李翱所著的《复性书》,对后来的宋明理学也有相当的启发作用;同时《春秋》之学的兴起,也开辟了儒家学术的新路径。而在道家中,也出现了很多了不起的人物,包括写出了《长短经》的赵蕤、有“药王”之称的孙思邈。史载孙思邈活了150岁,是后来中医药养生之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写出了《千金方》和《千金翼方》,均是传之千古的医学要典。另外,王屋山的道教领袖司马承祯也是一代高道,当年的诗仙李白,就是司马承祯最忠实的粉丝。

正是在盛唐气象的涵蕴之下,中国文化以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面才得以初步形成。自此以后,三教在不同的历史际遇下各自发展,开合分张之际,也不断地互含互摄,因此,融汇三教思想的暗流,越到后世就越明显起来。

从唐末到五代,俨然又是一个两晋南北朝的翻版。这一百来年的时间,既是民不聊生、痛苦不堪的时代,也是民族大融合、大混血的时代。少数民族和中原各大势力群雄并起,割据一方,又形成了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分裂局面。终于,赵匡胤陈桥兵变,宋朝的建立才把中国文化的正统又接续起来,而且通过两宋经济文化的发展,把中华文化的繁荣推向历史的顶峰。在思想史上,尤其是北宋五大儒同时出现,周敦颐、邵雍、二程、张载,他们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史书上说他们的出现是上应天象,五星聚奎,标志着宋代的文运将照耀后世。宋代文化对后世最重大的影响,就是“四书”的形成,把《大学》和《中庸》从《礼记》中独立出来,正式成为了儒家学问中的必修经典,从而使“孔门心法”被重新启发出来。对于“四书”的学修次第,朱熹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不过,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现代人学习儒学,先学习《大学》,因为其中有很详细的学修次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一步非常详细。学修了《大学》以后,最好进入《中庸》的学习,入了门就要去接受心法,要从《中庸》里面去认识、体会“孔门心法”是个什么道理有了《大学》和《中庸》的基础以后,再看《论语》和《孟子》,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史上孔、孟两大圣人的日常行持;才能从他们的生平事迹中,切身体会其学道、修道、行道的光明伟业。当然,不同的人对“四书”的研学次第可能有不同的体会,也不必要求整齐划一。

上面,我们从“道不远人”这一句说开了,谈得比较远,引发出了对儒、释、道三家兴衰消长的一个概述。总之,儒家的道统自秦以后断裂,经过隋唐佛教的激发,在两宋之际重新接续起来,的确有一个历史文化演绎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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