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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悦读】为什么很多人难以理解革命作家丁玲的逻辑(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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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注

奉上宏文一篇,按原文逻辑五次隆重推送,各位小伙伴,你看与不看,它都在这里,而你们则变得不同。

可以说,《丁玲传》以尽可能完美的方式、用“丁玲的逻辑”书写了丁玲完整而丰富的生命史。它同时涉及了所需的三个层面:外在性或客观性的丁玲一生行止,内在性或主观性的丁玲心路历程,分析性或阐释性的在历史关系格局中评价丁玲。在这部传记的“后记”中,作者道出写作意图,即“贴近丁玲复杂丰富的内心世界”来写丁玲的一生,以“让传主眉目清晰”。尽管是一部如此丰富而复杂的生命史,但作者指出,丁玲仍有她之为“丁玲”的独特性所在,那就是其“性格”的三大鲜明特点:“孤独、骄傲、反抗”。

这一概括方式可以说并非传记书写本身所需,而是写作者对丁玲人格的一种体认方式。这也是“难题”所在。尽管从个人性格而言,确可说丁玲有这样的气质,但是仅有这样的气质,并不能使丁玲成为革命者,并与中国革命历史相始终。贯穿丁玲一生的,与其说是一种“性格”,莫如说是一种生存态度和独特的生命哲学。那就是“丁玲的逻辑”。

最能显示这种“丁玲的逻辑”的,是她用小说塑造的女性人物。从上海时期的梦珂和莎菲,到延安时期的贞贞和陆萍、桑干河畔的黑妮,再到晚年的杜晚香,人们普遍能辨识出这个女性形象序列的巨大变化,但也很快能意识到她们的某种一致性。这种巨大变化和内在一致性,共同构成“丁玲的逻辑”,正如她丰富广阔、多变多舛的生命经历。“性格”可以解释丁玲的“一致性”,但无法解释她如此强大的生命可塑性和承受能力。

理解“丁玲的逻辑”离不开“革命”。可以说,“丁玲的逻辑”就是“革命的逻辑”。瞿秋白曾评价丁玲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对“火”的向往,包含着对“在黑暗中”的现实的反抗,和对“光明”的未来的追逐。这是革命者的内在精神气质。晚年的丁玲仍如是说:“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走在时代最前面的一股力量,是代表时代的东西”。这种理想主义的气质,固然可以说是20世纪进化论史观的投影,不过,没有这种气质就不可能有任何革命的行动。这是历史赋予丁玲而被她内在化的一种精神气质。

在丁玲的意识中,“革命”有其具体所指,那就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革命。丁玲早在她少女时代的湖湘,就已通过母亲的好友向警予而知道了革命,更在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与瞿秋白、王剑虹等交往的时期,直接进入革命文人圈,但是,直到1932年才加入共产党。而一旦加入,终其一生她都对革命保持着“爱情”般的忠诚。特别是“新时期”仍旧如此。许多研究把“新时期”丁玲对革命信念的表白,视为受周扬等宗派挤压而被迫做出的“表演”。这可以解释丁玲在某些场合与周扬针锋相对的行为和言辞,但无法解释她“新时期”之后写作的200多篇文章。在这些作品中,丁玲仍旧是那个“革命的丁玲”。考察一下丁玲如何言说她理解的“党”是有意思的,因为其中很少理论性的阶级分析,而是情感性的表白和信念式的执著。她说:“共产党员对党只能一往情深,不能和党算账,更不能讲等价交换”,表达的正是一种“忘我”、“无我”的投入状态,而且是一种情感结构式的精神状态。在这里,革命体制的酷烈和挤压,可以与革命信念剥离开来,“受难史”也可以转化为“考验”和“磨砺”。由此衍生出一种独特的反抗性革命哲学,就像她在1940年代给予陆萍的赠言:“人是在艰苦中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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