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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新论 | 孙群郎:美国种族限制性契约的司法判决与种族隔离的松动

作者:孙群郎,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美国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

本文原载于《求是学刊》2016年第2期。由作者授权微信公众号“美国史研究”全文转发,如需转载,请在本号后台留言。篇幅所限,注释从略。

摘要:在20世纪前期,种族限制性契约是美国白人实行种族隔离最主要的制度性措施。在关于限制性契约的判决中,对“州政府行为”的解释是一个关键,因为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制约对象是各州政府,而不是私人行为。在1948年以前,大多数州法院将州法院的司法判决排除在州政府行为之外,从而便利了州法院对种族限制性契约的纵容。在黑人、民权组织和某些政府部门的斗争之下,1948年联邦最高法院将州法院的判决也包含在州政府行为之中,从而制止了州法院对限制性契约的纵容。此后,对州政府行为的解释日益扩大,对限制性契约的控制更严,从而在美国种族隔离的藩篱中打开了一个缺口。

关键词种族限制性契约 种族隔离 州政府行为 平等保护条款 谢利诉克雷默案

美国的种族隔离并不是始终存在的,而是伴随着黑人的两次大迁徙和城市化而逐渐形成的。由于黑人向城市的聚集和白人的种族歧视,白人主体民族尽其所能地将黑人局限于狭小的黑人社区之内,其手段之一就是种族限制性契约(racial restrictive covenants),即禁止将房产出售、出租和转让给黑人的私人协议或合同条款。这是一种比排他性分区制、歧视性房贷和地产经纪人的引导更加露骨的种族歧视和居住隔离措施,因而自其产生之日起就遭到了黑人公民和民权组织的反抗,诉讼斗争连绵不断,终于在1948年联邦最高法院的“谢利诉克雷默”(Shelley v. Kraemer)等限制性契约案件的判决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该判决产生了连锁反应,鼓舞了黑人和民权组织的斗志,促进了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采取行动,从而促成了种族居住隔离的松动,为进一步消除种族隔离做出了贡献。

黑人民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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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限制性契约的流行与黑人居住隔离的形成

美国内战以后,虽然黑人奴隶获得了解放,但他们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而是仍然作为分成制雇农或分成制佃农的身份被固定在南部种植园的土地上,遭受前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直到1910年,美国黑人总数的90%仍然分布在南部地区,而且主要居住于乡村。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这一状况,北部工厂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拉动了黑人的第一次大迁徙,到1940年,南部以外地区的黑人数量达到296.0万,占全国黑人总数的23.0%。二战爆发以后,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北部和西部城市的劳动力更加短缺,从而引发了规模更大的第二次黑人大迁徙,到1970年,南部以外地区黑人增加到1061.1万人,占全国黑人总数的47%。 也就是说,已经有将近一半的黑人生活于南部以外的地区。美国学者尼古拉斯·莱曼(Nicholas Lemann)评价道:“黑人大迁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国内人口流动之一。” 与此同时,黑人大迁徙的过程就是黑人城市化的过程,到1970年黑人城市化率达到74%,可以说,黑人成为一个高度城市化的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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