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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队为什么能及时撤出武汉,原来与一位苏联顾问的建议有关

(缴获的日军武器)

万家岭大捷给中国的民心士气带来了一股暖暖的春风。当英国记者阿特丽走进万家岭,她惊喜地看到那里的战利品堆积如山,步枪、机关枪、膏药旗、防毒面具、望远镜、指挥刀,甚至还有许多日本兵贴身携带的“千人针”以及神符。就连前线将领用来款待她的食品,都是从日军手里缴获的菠萝蜜罐头。

离前线越近,阿特丽越相信中国人能够守住武汉,但是李汉魂提醒她,一旦日军大规模施放毒气,中方阵线就很难守住了。

未几,李汉魂的话便不幸变成事实。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日军实施了毒气战,更主要的还是双方实力差距太大。在整个武汉会战中,中方有一百零九个师参战,日军只使用了九个师团、五个支队,但照旧可以占据主动进攻的地位,而万家岭大捷作为一个局部胜利,难以改变这一总的实力格局和趋势。

到万家岭战役结束时,武汉已处于日军南北包围和夹击之中。不过蒋介石早早就做好了撤离武汉的准备,据说他做出这一决策,与苏联顾问团团长崔可夫的建议不无关系。崔可夫认为,武汉全凭铁路、长江和后方联系,又是个湖沼地区,前进后撤,都必须通过轮渡和架设桥梁。如果战败后再从武汉后撤,就可能遭致和南京保卫战时一样的惨重损失。

(苏联顾问团团长崔可夫)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汉宣布弃守,但是由于撤离及时,除了辎重损失较多外,日军没有能够捕捉到中方的任何一支大部队。

武汉失守,南面的长沙随即处于日军的严重威胁之下。七十四军奉令保卫长沙,五十一师、五十八师被用汽车、火车紧急输送至长沙外围进行布防。

十一月十二日晚上,七十四军到达长沙附近,军部即驻于长沙南郊,但他们没想到的是,第二天长沙就被大火焚毁,而放火的居然不是日本人,是误以为日本人已经兵临城下的自己人。

就算日军进了城,难道就可以把一座千年古城焚之一炬,让老百姓流离失所?中方指挥中枢在遇到可能的危险时,总是习惯性地表现出盲目、被动以及对国民生命财产的极度不负责任。这幕几乎与花园口决堤同出一辙的重大悲剧,足以把人心浇凉。阿特丽站在旁观者角度,说出了一番很辛辣的话:“危险总是存在于后方那些神经衰弱的分子之中,他们急于退却而不敢冒被杀的危险。他们讲的话可能比前方将领还更爱国,但是他们自己却并不想死。”

本要迎战日军的七十四军临时改变任务,被调入长沙城内处理善后事宜。因为军纪严明,七十四军与当地民众关系融洽,并在帮助长沙居民恢复家园期间留下了良好的口碑。

(电视连续剧《战长沙》,长沙大火)

得知抗日的英雄部队到了长沙,一些后方的抗敌演剧队纷纷赶来长沙进行慰问演出。经过演剧队的教唱,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抗日救亡歌曲开始在军营中回荡:《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头》……

演出过程中,带队演出的著名戏剧家田汉慕名造访了五十一师。通过广泛收集素材,他以张灵甫和张古山之战为原型,编写了话剧《德安大捷》。剧目公演后,张灵甫及其七十四军更加声名远播,为国人所熟悉和了解。

作为《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田汉还泼墨润毫,亲自为七十四军创作了一首军歌。在嘹亮的歌声中,七十四军官兵被部队辉煌而光荣的战史所感召,他们齐唱、合唱、轮唱,一遍又一遍地激励着自己和战友:“我们是国家的武力,我们是民族的先锋!”

(节选自关河五十州《虎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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