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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烽火中的陈嘉庚

历史可以宽恕,但不可以遗忘。九一八事变,炮火轰炸开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而这场侵华战争的开端,仅仅过去了84年。

“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能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前方炮火之一日不能止,则后方之刍粟一日不能停。吾人今后宜更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使国家得藉吾人血汗一洗百年之奇耻,得藉吾人之物力一报九世之深仇。”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

“守土之责,义所难辞;

牺牲虽大,分所甘受”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日本关东军的炮火炸毁了南满铁路的一段轨道,也炸开了中日关系的防线。日本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即大举进攻北大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东北地区山河飘摇,而此时陈嘉庚一手创办的厦大、集美学校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凛冽深秋”。陈嘉庚曾记:“余之营业自民十五年起,至二十二年终,此八年间如江河日下,不但无毫利可长,且逐年亏蚀及支出百余万元。”公司资难抵债,厦大集美校费也成一个大问题。1931年10月,陈嘉庚公司被迫改为陈嘉庚有限公司,当时身为董事经理的陈嘉庚每月工资4000元。然而,他只留100元作为生活费,其余皆汇给集美学校。在陈嘉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的三年间,为了维持厦大,陈嘉庚只好变卖大厦,他说:“金钱如肥料,撒佈才有用”、“钱取予社会,亦当用于社会。”

尽管为筹集校费所累,陈嘉庚仍一如既往牵挂着祖国大陆战场的一举一动。九一八事变后,陈嘉庚在新加坡以福建会馆主席的名义,召开侨民大会声讨日本,“通过发电欧洲日内瓦国际联盟会及美国总统(罗斯福),请履行各种条约,维持世界和平。”

早在1929年2月,《时事月报》曾刊出一条举世震惊的新闻《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公开了当时日本侵华的基本战略。这份奏折又称“田中奏折”,奏折称:

“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它如中亚细亚、小亚细亚、印度及南洋等地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细亚为我国之东疆,永不敢向我侵犯。”

时至今日,田中奏折的真实性依然有待考证,但这份奏折在当时的中国激起一股团结对外的抗日情绪。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揭露日本的侵华野心,1931年底,陈嘉庚授意《南洋商报》,印刷了一万份"田中奏折",在南洋各地广为分发。

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沦陷。一直坚定“守土之责,义所难辞;牺牲虽大,分所甘受”的陈嘉庚于3月6日致函集美学校秘书处:“时至今日,任何人皆应抱牺牲精神,各尽所能以与暴日抗。希勉励学生,激励勇气,勿畏葸自扰!

“敌人前方的炮火一日不止,

后方筹款工作一日不停”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自导自演了一出“士兵离奇失踪”的闹剧,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的严辞拒绝后,日军遂炮轰宛平城。几十年来华族社会的积虑,在卢沟桥的烽火中砰然炸裂,战火如水银泄地,从北平开始蔓延千里,各地抗日浪潮此起彼伏。

同年10月10日,陈嘉庚在新加坡成立“新加坡筹赈会”,宣布“今日大会目的专在筹款,而筹款要在多量及持久”。次年10月10日,陈嘉庚又在“南侨总会”成立大会上慷慨陈词:“抗战严重期间,凡我侨胞自应精诚团结,集思广益,俾能加紧出钱出力,增强后方工作。”大会宣言指出:“敌人前方的炮火一日不止,后方筹款工作一日不停。”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中国的抗战局势低迷。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主张“和平乃救亡图存之上策”。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陈嘉庚以华侨参政员身份,发来电报提案:“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这份提案无疑在主和论、亡国论雾霾下的重庆引爆惊天巨响。20多位国民参政员联名签署,议长汪精卫只得向大会朗读根据陈嘉庚提案提炼修改的十一个字:“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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