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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权力最大的人,控制人的财富甚至思想,比皇帝还牛

浪子读历史
2017-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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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基督教,贵为全球三大主流宗教之首。而在基督教内部诸教派中,天主教的影响力又冠绝群雄。全世界广义天主教徒的总数超过10亿,占全球总人口17%。

而相对于基督教的其他派系,天主教的世俗组织架构,有一个颇为与众不同的特点:即由罗马教宗这个大活人领导。

这的确是非常特别的。不管是基督教系统内的东正教、新教,还是佛教、伊斯兰教,虽然这些宗教体系内,都有各种类似于大祭司的职位存在,不过除了创教初期,在之后的漫长发展演化中,从未有哪个大活人,可以获得唯我独尊的绝对权威,更没有说被捧到类似神明的高度。

唯独天主教教皇例外。在中世纪,教皇的冠冕分三层,分别意味着其他可代表神权、管理神权、统治王权。“教皇上谕”与圣经权威平等;所有天主教徒只能服从,尽管近代来临后,教皇的世俗权力大不如前,但在精神领域,它的权威依然无可匹敌,1870年时,罗马教廷甚至直接宣布“教皇无错误”。此外,教皇还有赦罪权柄。

这几乎就是神仙了!特别是中世纪,当时教皇不但代表道统、控制意识形态,甚至可以很大程度上干预世俗政治——教皇不仅在意大利中部有一个自家掌控的教皇国,更具备干涉各国王权的乏力资格。欧洲国王需由教皇册封,方能合法登基。而若国王被教皇开出教籍。那么起码在理论上,它就同时丧失了对自己国家的合法统治权。这种政教合一的高度集权,在中世纪以后的人类主流文明发展史上可以说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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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欧洲宗教分布

天主教教皇何以如此厉害?这跟欧洲中世纪时的特殊宏观环境,以及地缘结构有着极大关联:

第一,中世纪的欧洲,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外部环境。它们非但要与同处基督教体系,却自诩正宗的拜占庭帝国——东正教系统展开地缘博弈,还要跟新兴的伊斯兰势力,在东南欧与北非反复搏杀。此外,在东北欧,以匈人、蒙古人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武装,还隔三差五的挥师西向,让欧洲文明面临覆亡之忧。而保国卫教之外,为了夺取土地、财富,控制商路,甚至恢复宗教圣地等各种因素,欧洲也有向东拓土开疆的需求。

综上所述,不管是自保抑或开拓,中世纪的欧洲文明,对外战争都十分频繁。而且欧洲所应对的势力在军事上都非常强大,所以这种外战的惨烈程度也是十分之高。

高频率,大范围的外战,这对欧洲文明圈的要求是很高的。欧洲要想获得胜利——或者起码别给人收拾,那非但物质上要达到相当的量级,政治上,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力,如此方可把资源有效集中,以供对外博弈,而且在具体政治军事行动时,大家也能步调一致,齐心协力。

可这个中央集权,恰恰是欧洲的死结。世所共知,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世界,政治上支离破碎,非但分为大大小小几十个王国,王国以下,还有公国、侯国,甚至最低级的骑士。每一级封建领主,都有对应的自主权力,整个欧洲社会在政治层面高度撕裂。

这种封建制度,将欧洲的资源高度肢解,如果未能有效整合,欧洲莫说齐心拓土开疆,连以应外侮都很难做到——天主教世界在中世纪外战中的整体拙劣表现,跟这种撕裂的政治结构关系甚大。

胆问题是,这外战不打又不行——即便你不想搞人,可人家还想搞你啊!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办法只有一个——加强中央集权——换句话说,各地区必须上交部分权力,集中使用。

不过,交给谁好呢?交给哪个国王?但国王之世俗权力,是以其统治的国家为基础的。而国家又是以地缘板块为基础构建。

在《地缘政治:基督教系列》之前章节中,云石君曾经反复提到,欧洲地缘结构支离破碎,没有一个强大到能够一统全欧的核心地缘板块,这决定了,欧洲天然无法产生一个世俗强权。这种情况下,由某一个国王大权独揽,非但其它国王不会认可,而且他们也担心这种权力上缴,会使得新的“皇帝”得到超出其本国地缘实力之外的额外力量加乘,进而反过来威胁到自己的生存。

所以,这个中央集权,其驾驭者决不能是某个世俗国王,而只能由教会接管。教会的影响遍及全欧,可以获得大家的普遍认可,更关键的是,教会说到底还是个宗教机构,即便享有一部分世俗权力,但终究有限,不至于对各国的世俗权力构成根本性威胁。

其次,鉴于欧洲内部政治结构的四分五裂,意味着各国之间的冲突十分频繁。再加上欧洲地缘结构的支离破碎,缺乏一个一个强大到足以压制四方的强势核心板块,故而没有谁能够彻底压倒其他对手,就算偶尔冒出个强势政权,基本实现欧洲大一统(比如查理曼帝国),但也多为昙花一现,用不了太长时间,就会由于地缘结构层面的支离破碎而陷入分裂,群雄逐鹿呈长期化态势。

可是,战争意味着消耗,意味着破坏,意味着人口衰减。这对中世纪时本就比较贫穷落后的欧洲而言,着实是无法承受之重。故而在打的同时,欧洲各国普遍也存在着停战的需求——否则一直这么无止境的耗下去,大家的最后只能是一起同归于尽。

既然要停战,那当然需要谈判,而对立的双方,就算都有停战的想法,可是各自的立场与底线也势必存在较大差距,故而有必要有一个权威足够,且立场公正的势力居间调和。而罗马教会则是最佳之选。而这种调停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裁决者)的身份,又加重了教会的政治权威(当然,教会也会借着这个身份,为自个儿谋利)。

最后,在前文中云石君业已说道,终整个中世纪,欧洲内忧外患屡屡不止,这种高频度的战争,极大的消耗了整个欧洲的资源和实力。

大航海时代前的欧洲天主教世界,财富创造的主要来源依然是农业。可就农业生产潜力而言,鉴于中世纪人类整体发展水平比较落后,欧洲除了环地中海板块,其他大部分地区纬度较高,气候相对苦寒,土地开发的潜力有限,故而其之农耕生产能力相对落后。

没资源,还动不动打仗,这种格局下,中世纪欧洲人的生活质量就可想而知了。他们非但得承受沉重奴役和压迫,其生活环境也十分糟糕。这意味着欧洲普通百姓的生活缺乏希望,更无乐趣,甚至随时被死亡的阴影威胁。这种情况下,欧洲中下层的绝望心理和反抗意识自然也十分强烈。

绝望,就会带来自暴自弃——那谁来劳动和生产?而反抗,那就更糟糕,会导致社会动荡,秩序解体。

那么,怎样才能阻止这种局面出现呢?

上策是,给他们更多的财富,至少可以解决稳定可持续的温饱问题——但问题是,那时的欧洲,没有这个条件。

既然物质层面解决不了,那就只有从精神方面做文章了。通过天主教的精神抚慰和麻醉,起码可以让民众更有勇气的面对惨淡的人生,老老实实的卖力干活、不造反,哪怕一生潦倒也无怨无悔(只要安贫乐道,死后就可以上天堂享福)——这等于说,天主教又帮那些世俗权力承担了部分维稳职能。

统筹对外征战、调和内部国家、族群矛盾,化解阶级冲突,欧洲的特殊时代与地缘环境,使天主教在宗教之外,还肩负起了了这三大世俗职能。而这也使得天主教会,尤其是罗马教廷的世俗权力相应大大增加。

而对教会而言,既然它接管了部分世俗权力,那它在组织架构方面也要做出一定的调整。首先,世俗权力的严密规范,决定了其不可以再像以前那样,用松散的纯宗教模式来打造自己的组织,而有必要遵循世俗规范,使自己的组织架构更加精细化,实用化。具体来说,即必须有一个最高话事人和最高裁决者,如此方能及时高效的应对现实层面的各类问题。基于这种逻辑,昔日的罗马教会大主教的权威逐渐上升,发展成为政教合一的教皇。

而与罗马教皇的政教合一同步,欧洲文明也走进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终整个中世纪,欧洲非但贫弱混乱,而且思想也受到高度自安置。天主教会极力打击所有“异端”学说,甚至用宗教审判等形式,对新思潮坚决抵制。当时的天主教世界,其之愚昧封闭非但远超同时代的伊斯兰和中国,就和作为欧洲文明渊薮的古希腊、古罗马相比,都差了不止一个层级。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天主教要把中世纪的欧洲社会氛围搞的这么保守呢?通过这种封闭保守,天主教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利益与好处?关注微信公众号:云石,云石君下一节继续为您解读。

本文为云石地缘政治系列第105篇——天主教之第6节。对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感兴趣的朋友,可订阅微信公众号:云石,收看全部云石地缘政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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