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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书香——《历史的拐点》

东方知行社
2017-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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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分享的是一本关于历史、关于社会变革的书,即著名学者、时政评论家马立诚老师的作品《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在这本书中,马立诚老师为我们解读历史上决定中国人性格与文化基因的十三个拐点,讲述中国历史上十三次改革变法的台前与幕后的博弈。

Q: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历史的拐点》第三版,那么这一版与前两版相比,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增加了哪些内容吗?

A: 根据研究的深入,又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比如在北魏孝文帝元宏的改革这个部分,孝文帝力主南迁,意在向农耕文化学习,改变游牧民族的若干习俗和文化。他做主把治理的中心从大同迁到洛阳,这个过程当中,遭到了很多一直生活在草原上的人的反对。因此就形成了南迁的贵族和留守在北部草原的贵族的矛盾。最终元宏强迫大家南迁,同时要求鲜卑族改穿汉服,讲汉话,从而进一步遭到了鲜卑族保守人士的反对。后来北魏垮台的重要原因,就是元宏去世以后北部草原贵族起来造反了,鲜卑族的统治就失败了。前两版书里,对元宏南迁导致了鲜卑贵族内部的分裂、最后北部草原贵族造反使得北魏统治失败的这一部分内容,写得没有很充分。这一版把这个内容写充分了。这是后来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看了些史料,追究了北魏政权垮台的原因之后,得出的一些结论,补充在这版书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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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马老师过去其实是媒体人的身份,那为什么会对历史研究这么感兴趣呢?

A: 因为我在新闻界,主要做过三个媒体。一个是中国青年报,一个是人民日报,还有一个是凤凰卫视。有意思的是,在这三个媒体里,我干的都是评论部。那么写评论,侧重的就是理论方面的修养、知识的累积,包括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方面的知识。三十年媒体工作我都是在做评论,那因此我学习的重点都放在学问上。其中历史就是一部分,我个人也对历史很感兴趣,咱们中国人普遍对历史感兴趣。

Q: 在序言的部分,有一个代充,收录了您和雷颐老师对谈的内容。我想知道这部分内容放在序言,它是意义是什么?

A: 好的,你这个问题问得真好。《历史的拐点》这本书写了中国历朝历代十三次重大改革的始末,最早从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改革一直写到了慈禧发动新政,跨度非常长。中国有一部历史书叫《资治通鉴》,就是历史和今天其实是相通的,那么历史上的改革和今天的改革也是相通的。通过写这本书呢,可以知往,可以见今,也是想给今天的改革提供一个借鉴。所以我就把和雷颐的对话放在了前面,概括出中国历史上多少次改革的共同规律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作为对于今天从事改革的一种借鉴,或者说起一些参考的作用。那么我和雷颐的对话中提到了哪些我们认为有助于今天我们理解改革的规律呢?主要是以下这么几条。

第一条,改革是有时间窗口、机会窗口的。改革要注意时机,有的时候不利于改革,有的时候不利。那么发动改革、推动改革,就是要抓住改革的窗口期。如果错过了窗口期的话,那么改革就事倍而功半,往往会遭受挫折。我们举了清末的例子,清庭一再地错过了改革的时间窗口,主要是不愿意放弃权力。结果在保守的理念的趋使下,一再地错过时间,导致最后的失败。

第二个,各方面要做妥协。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十几次,大的改革也有十几次。改朝换代是依靠暴力,大规模地使用暴力对社会的进步、社会积累的财富都有破坏。往往我们看到的改朝换代的结果是社会并没有大的突破与进展,包括制度建设。反倒是改革能够积少成多地推进制度的创新。我和雷颐还是推崇改革,注重制度创新。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改革应该有的智慧就是各方面能够做出妥协。要讲策略,讲方法,各方面势力、力量的博弈要注意协调和妥协,而不是说“毕其功于一役”,不能陷入你死我活。

我和雷颐在对话中,从我们的认识的水平,总结了历朝改革的得与失,提出一些改革的规律,放在前面。

Q: 对于书名中的“拐点”一词,您给我们讲讲。

A: 好,这本书写的是的重大改革,那重大改革往往成为历史的节点。举个例子来说,离我们比较近的清朝的洋务运动,它就形成了一个历史的节点。洋务运动之前,我们没有什么近代工业,而洋务运动的发展使中国初步具备了一些近代工业,比如钢铁、采煤,建设了铁路,建设了现代武器生产基地以及机器制造业、现代纺织业,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向工业化走出了第一步,这当然是一个拐点。

Q: 打开这本书我才明白原来舆论监督不是我们近代才有的,也不是所谓来自西方的,在中国的春秋时期,子产就支持舆论监督,您给大家讲一讲。

A: 好的,这是中国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故事。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的总理、宰相,推动了各方面改革,其中最为后世传颂的就是“不毁乡校”。当时的郑国人有一个传统,就是父老乡亲愿意聚在乡校里议论各种事情,小到邻里、收成,大到国家治理,这就形成了一个舆论场。这个舆论场就对郑国的行政发挥了一种从民间来的监督的作用。子产的手下就听到了从乡校里传出了批评的声音,就报告给子产,请示是不是应该把乡校关了。但是子产的伟大就在于,他对这个难题做出了这样的回答:“你怎么能这样对待父老乡亲呢?他们议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改进治理的线索,他们是给咱们官府治病的一副药。你想堵老百姓的嘴,但老百姓的心你是堵不住的,还是要继续保留乡校。”

所以你刚才讲得很对,舆论监督、来自人民的监察力量,实际上在中国是有这个资源的,舆论监督并不都是舶来品。所以我们怎么样挖掘我们自己祖宗的资源,来借鉴我们中国老祖宗的做法,也是对我们今天有着很大借鉴意义的。

Q: 很多人都觉得商鞅是一个悲剧人物,因为他最终死得很惨,但实际上他的改革成果有一部分还是保留了下来。您给大家评价一下商鞅吧。

A: 过去大家都赞颂商鞅改革,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的新发展就对商鞅改革提出了一些批评,我自己是站在这个立场的。商鞅改革之前,秦国地处偏僻,是中原各个国家嘲讽的对象,所以秦王很想振兴自己的国家。其中,商鞅提出的变法帮了秦国很大的忙。但是商鞅变法为什么在今天遭到很多学者的置疑呢?主要是因为变法的军国主义性质。要大炮还是要黄油,他是要大炮的,他要把秦国变成军力第一的国家,这个目标是实现了的。

但是他的改革措施极其严苛,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比如说他宣布全国所有的贵族的职级、权利、待遇一概作废,重新定了二十个等级,拿回了敌方的一个脑袋可以涨一级,这样就趋使全国的人都去从事战争。这就埋下了后来商鞅被贵族报复杀掉的一个原因。这么做使得秦国的战力得到了极大增强。他只让秦国人做两件事,一个是打仗,一个是种田,增加后勤供给,不准任何人经商,凡经商做买卖的一律逮捕。

因为他害怕遭到反对,他还不允许大家说话,比较极端。改革中途,有一拨人从全国各地来,称赞他,但他命令把这些人逮捕发配。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他太过了。商鞅还有两个做法,一个就是把儒家的诗书都烧掉,医学农业的书留一点儿,这就是秦始皇130年后焚书坑儒的前奏。另外一个是在秦国实行郡县制,开启了后来秦始皇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实行郡县制的先声。

他的改革优劣互见,而他的手段残酷,目标单一,即增加战争力量,正符合君主的内心。但是他却被自己决绝政策把激起的仇恨杀害了,而改革的政策却在秦国贯彻下去了,这了造成了秦国的强大。秦国自此以后在征伐中不断取得胜利,直到130年后秦国统一中国。另外商鞅首先提出了“连坐法”,这一条对中国的危害很大。所以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家对商鞅的改革目标和手段都提出了很多批评。

Q:这本书当中基本上是按照朝代的顺序来写的,您在写赵武灵王怎么看待“西服”这一章节中突然加了李鸿章是怎么看待服装改革,是为什么呢?

A: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是有名的故事,他把中国人的长的大的衣服改为短打扮,学习西北少数民族骑兵的风俗,为了改进战争装备、建设骑兵部队。说到底,这是一个服装的改革,不是什么根本制度的改革。从当时赵武灵王所处的国情来看,连这一点儿变革都遇到很大的困难,赵国的保守势力太强大。由此就会看到中国的改革之难。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文化优越感,就是把古来的文化推崇到很高的地步,因此造成了僵化。我12月份在日本参加了一个关于明治维新讨论,戊戌变法失败后,日本当时的首相曾经问康有为、梁启超,明治天皇和光绪皇帝发动改革的时间差不太多,也都是遇到西方的压力,为什么明治维新成功了而戊戌变法没成功。梁写了一封信说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太强,日本的文化优越感没有那么强,也就是日本背的历史包袱和古文化包袱没有那么大,所以对西方制度、器物、文化引进学习的过程比较顺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赵武灵王改个衣服都不行的原因。

我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感触很多,我是想从“换个衣服都不行”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改革之难,那关于衣服的事儿我就想把它放在一起,李鸿章也是保守,不赞成穿西服。我是想抓住“衣服”这个事做文章,把历史上关于衣服的改革之难写到一起,可能会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以及改革者的困境。

Q: 您对王安石的经济改革怎么看?

A: 就像刚才讨论商鞅变法一样,多少年以来,对王安石变法也存在着很多争议。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的新发展对王安石的变法有诸多的批评。原因在哪里呢?王安石变法在经济方面采取了管制经济、命令经济、计划经济的做法。举个例子,他变法当中三个最主要的法其中一个叫“市易法”。市易法是国家拿出一部分钱,物价波动的时候,有的东西卖不出去价格低,用国家的钱把它买下来,物品价格高的时候再卖出来,这样是有利于国家的。但是在推行的过程中,演变成了市易司用国家的钱大量买进民间的商品,垄断了交易,极大地压制了民间的贸易,打击了民间的商人,挤压了民间的自由空间。

另外一个法是非常著名的“青苗法”,现在看起来也有很多问题。它的出发点有合理的成分,农民在谷物没有收割的“青苗”时期生活有些困难,因此常常向地主富人借钱借粮,粮食收获之后再还。王安石看到这一点,命令国家拿出钱来贷款给农民,各地政府就强使农民向政府供货,也有帮助农民的意思。但在推行的过程中,各地官员把还贷的利率升高了,所以在执行过程中走了样,政府垄断了贷款业,导致农民破产,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而市易法和青苗法所得来的钱最后没有使用到农民身上,那么使到哪去了呢,向西厦开战。所以王安石变法的目标,大家有些置疑,就是说他的目标还是用来军国、打仗,没有用在农民身上。第二个,他的变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管制经济过程,是扩大政府权力的过程,是压缩民间商业空间的过程。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的发展对王安石变法提出的否定居多了。

Q: 光绪一直生活在慈禧的阴影之下,一度被囚禁。但是您在这本书中说到,他很爱学习,被囚禁的光绪成了一个“政治学博士”?

A: 光绪的命运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就是戊戌变法,失败了。后来光绪差一点被换掉,当时由于各种因素没换成。第二就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逃跑以后,她跑在西安以后痛定思痛决定还是要向西方学习,要搞新政,后来还搞了一段立宪。她一搞新政搞立宪,那光绪的政治生命又部分地复活了。而光绪在挫折期间,就是戊戌变法失败到慈禧新政这段时间里,三十多岁的他没有荒废,一直在学习,这一点很值得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借鉴的,在困境里没有自暴自弃。当里已经“西风东渐”,包括政治学已经从西方传来了很多著作。当时他通过手下买来了五十多种,一本一本地看,很不简单。

Q: 最后一个问题,您想通过这本书表达什么?

A: 改革是救国之道,我们要鉴往而知今,总结中国历史上改革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与教训,争取我们这一次大的改革成功。

作者马立诚,当代著名政论家、学者。曾任中国青年报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评论员、凤凰卫视评论员,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曾被美国《亚洲周刊》评选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50人之一。著有《交锋》(合著)、《大突破》、《交锋三十年》、《历史的拐点》、《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等。其中,《交锋》累计发行量超过200万册,《交锋三十年》获2009年第五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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