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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读】余英时:胡适日记中的一二·九运动

沙弥按:什么才算历史?怎么区别回忆与历史?西方一本史学普及读物(《人类简史》?)中给过一个通俗的解释:上溯三代,记忆逐渐模糊,真相开始隐入黑暗,必须借助于记载才能准确回顾事实,如此就算进入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近代史刚刚处在回忆与历史的灰色地带,还称不上严肃的历史时期。按中国史学的传统,就是近代的人物与史事都还没到“盖棺定论”的时期。随着各种史料及当事人口述史的不断涌现,近代史的面目将会不断改变,尤其当各个势力出于政治的、文化的、教育的现实目的,对史料的取舍、编造、论断皆都别有用心之际,情况更是显得复杂。唯有保持思维的独立性,运用自己的理性思考,不盲不私,秉持一心,庶几免于沦为任何一方的洗脑之害。然而,保持独立的思考能力,又谈何容易!睡前读到此文,遥想当年胡适挟十余年积累的莫大人气与名望,谆谆循循,却劝不了北大数百学生,可知不偏不倚、维持独立之难。

然而,也正是那段过往的史实,才更让我们明白:无论何时,既要提防左,又要警惕右;顽固和狂飙是政治的孪生兄弟,对政治人物来说都是可资利用的招牌,并无本质的区别。几十年前,激进改革的力量一心左转,乃至于对胡适这样温和宽容的人都扬言要“打断腿成拐狗”,以可见其内在思想的荒唐。今日,激进改革的力量一心右转,却也喊出了“民主之后杀你全家”的口号,亦可见其内在思想的荒唐。这种荒唐,根本来自于无知,对所主张追求的理想制度一知半解,甚至连半解也无。但这种人却往往自许行动家,偏能靠着耸人听闻的口号或气势惊人的大言蛊惑人心,被推许为导师、先驱一类的人物,实在让人遗憾不已,却有莫可奈何。

批评的困境在于,在权势者一心左转的当前,对此类向右的“先驱者”龇牙,不免有欺善怕恶、落井下石之嫌,更易招致迎合权势的讥讽。几十年前,胡适收到学生那份“打成拐狗”的恐吓信时,想必也有类似的苦恼。但胡适终究还是没有改悔,盖他始终坚信,只要向前走,且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走得快走得慢并无大碍。否则,急于求成之下,走上了错路或歧路,后果就堪虞了。近代史的发展,也证实了他的远见。

“一二·九”运动80年后读余英时的这篇文章,再看胡适等人当年的苦恼与困惑,越发可知道路选择重要性。不然,今日的中国,也不至于仍旧陷在胡适他们曾经面对过的冲突与困境中了。】

1932年以后,在民族救亡的激情一天比一天高涨的情况下,连北大的学生也和他(胡适,编者注)越来越疏离了。青年学生愈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便愈应冷静,也愈应把握时机追求知识,“把自己铸造成器”,以为将来救国的凭借,这是他一生所持的坚强信念。早在康乃尔大学读书时期,他已坚决地宣传这样的主张,并因此招来一片毒恶的咒骂(见《留学日记》卷九,二四“《致留学界公函》”及三三“《致留学界公函》发表后之反响”两条)。在抗战前几年的北平,他仍然用同样的话告诫青年。这一主张的是非,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这里不必涉及。我想指出的是,他此时此地重弹旧调,确是本诸他自己的信念,并不是因为他是北大文学院长,必须维持“秩序”的缘故。这里让我略引他在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日记来说明他和青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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