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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与女伶

导语:女伶是风流的工具。自我器化的女伶,作戏的女伶,她们是没有历史话语权的玩偶。文人的本色与作戏,呼号呐喊与逢迎玩弄,看来他们才是真正的历史出演者——历史的女伶。

在中国古代社会,良家女性被限定在家庭领域中,往往要求远离公共领域,与外界形成隔离。而女性优伶却是一个例外。由于特殊的职业性质,女伶进入公共领域,她们“冲州撞府妆旦色,走南投北俏郎君”。女性优伶进入公共领域,更在于其女性优伶“色艺两绝”、“色艺俱绝”、“姿艺并佳”,而且,“娇喉莺啭”,“遏云妙响”,“姿容姝丽,意度闲雅”,“殊有林下风致。” 自然有与常规女性不同的女性韵味,因此,很容易产生“意态从来看不足,揭帘半面已倾城”的性别效果。成为一种社会男性的性想象和性寄托的女性对象展示。正如胡紫山《赠宋氏序》所言:“以一女子而兼万人之所为。”(《紫山大全集》卷八)

但是男性文士对待女性优伶却往往是具有双重人格特征的。历代文士多有将女性以及女性优伶列为“女祸”“红颜祸水”的。认为她们是卑贱者,“为笑谑之具哉!” 以明代而言,主流社会崇尚朱熹儒家哲学,男性文士有称“家中不用优人”,高攀龙在《家训》中称:优伶与势利、声色、酒食相涉,若与优伶往来,,其害极为深重,一为妨碍士人读书;二为消蚀高尚之襟怀,使人趋于粗俗;三为在潜移默化中引人为恶。然而文人在言论上力倡不近女优,但实际生活中对女性优伶趋之若鹜的却大有人在。甚至连孔门之后衍圣公到了北京以后,也是公然召教坊女伎唱曲。《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谈到“乃至出票拘集教坊妓女侍觞,则全是勋戚举动。又非礼虐之,其持票者至曲中,必云圣人孔爷叫唱。诸妓迸匿,或重贿之得免。夫圣人可施之叫唱耶?”南明时期,清兵攻占南京,有些男性文士逃难之中,还沉湎优伶“演戏”,祁彪佳在《祁忠敏公日记》中称:“六月初一”,“知止祥兄已从南都避难归,亟至旧宅看之。止祥尚有歌者携归,时文载弟留酌,遂欲演戏,予力阻而罢”,逃难刚归,即要鸣锣开戏。其时,曾有发生因为家班女乐被抢而反正的,钱澄之《所知录》有载:“御史董某巡按江西,贪虐,索得仁家女乐。得仁愤甚,遂以正月二十七日杀御史,举兵反。” 王得仁本已降清,只因女乐被御史所抢,愤而反之。类似吴三桂之于陈圆圆。纽琇《觚剩》卷四《圆圆》说苏州女优陈圆圆,“年十八,隶籍梨园,每一登场,花明雪艳,独出冠时,观者断魂”。这些都可见女伶于文人士大夫之族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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