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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见闻】杨盛翔:沙洲归来再读史

作者简介:

杨盛翔,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任教于陕西师范大学,为本科生开设世界古代史、世界通史、世界中世纪史等课程,研究领域集中于中世纪晚期的西欧政治思想史领域。

自敦煌东归已经两个月了,由于窟内无法留影,回来后的日子又颇为忙乱,未经整理的记忆已经开始在脑海中渐次褪色。我们感谢戈壁滩上的干旱保存了伟大的古代遗产,然而当西安用一场鲜活的朝雨迎接下车的同学们时,我从年轻的脸庞上看到的仍然是疲惫过后的惊喜和满足。回到熟悉的生活中,荒原上的风、骆驼刺的触感、在特定情绪下与师生的聊天,都仿佛清晨初醒时的梦境一般若即若离,但与此同时,另一些认识却在沉淀中越发清晰起来。

我们当然不应忘记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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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座古今交汇的城。

莫高窟藏经洞的封藏恰如历史的定格,五万件敦煌遗书记录了千余年间的学问和世态。从十六国到宋元,文献的长河聚合了无数支脉,而后竟汇入这一间逼仄而幽暗的石室,悄然断流、长眠。当1900年王道士与工人挥锄凿破一堵虚有其表的泥墙时,他开启了一扇穿越时间的门,两个千年在这一刻不期而遇。既然毫无准备,未施粉黛,相遇难免有些尴尬。年青的伯希和在六合饭店展出了手上世所罕有的孤本、善本,令皓首穷经的京城宿儒们捻须长嗟。这一幕的戏剧性比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再度发现古代希腊、罗马的皇皇巨著,亦毫不逊色。王国维、陈寅恪、向达奏请政府抢救劫余文物,刘半农、姜亮夫散去个人资财,从法国抄录经文,依稀重现了当年彼特拉克、瓦拉、波吉奥踏访人迹罕至的修院,搜罗古代拉丁遗稿时的艰辛和欣慰。

“古史是层累的造成的”,此言不虚,但这是窟外的历史。窟内的古卷还是原原本本地裹成千余包放在那里,落满了古时的浮尘。窟外的历史在不停地流转渐进,窟内的历史却还停留在封存的那一刻。无论先人是出于废弃、逃难离开了这里,还是另有原因地留下了这座“三界寺的图书馆”(荣新江先生新说),国史都因此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化石和旧照。

今日的敦煌是一座新生的城市,这座十余万人的小城有质朴的民风和现代化的市政建设。古与今交汇,为敦煌留下了两件宝贝——丰富的自然矿藏和灿烂的人文遗产,这支撑了矿业和旅游业这两大敦煌经济的支柱。城外的敦煌是莫高窟、阳关、玉门关,城内的敦煌则是隶属嘉峪关的一座县级市,是党河风情线和沙洲夜市。古与今,断裂和延续,就这样大大方方地并陈在来客的眼前,这就是西北的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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