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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红:彩礼啥的,政府就别管了

法史人生
2017-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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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曹一)

十冬腊月,是农耕社会的农闲时节,辛苦了一年的庄稼人,这时候也闲不住,有成年子女的家庭,还得为儿女们的婚事忙活。新时代里虽有自由恋爱一说,可那些没“恋着”的青年男女,一般还要走传统路线,相亲、合八字、送彩礼、订婚、拣日子、举办婚礼。当这些“程序”走完的时候,很多人的身份会因此发生改变,有的人成了公公婆婆,有的人成了岳父岳母,当新娘再回去看自己父母时,曾经的家已变成了“娘家”,而新郎则要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了。每个人在一生中会都遭遇许多事情,不过,这婚姻却绝对是“头等大事”,自古及今,也因此形成了诸多相关的礼俗,举办“婚礼”则成为人们最“郑重其事”的部分,即便是一个平日里大而化之的人,也希望自己的婚礼是一份儿独一无二的美好记忆,几乎无人可以“免俗”。

虽然如今婚姻成立的关键“节点”在于“领证”,不过民间老百姓更在乎的,却是婚姻“礼俗”中的两个环节,一是彩礼,一是婚礼,在农村则尤其如此。近年来,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彩礼和婚礼的花销也水涨船高,成为许多人家的一种负担。在网友晒出来的彩礼清单中,就有很多名堂,比如在某地流行的“一动不动,万紫千红一片绿”,意味着“一动是一台车,不动是一栋房子,万紫是一万张5块的,千红是一千张100的,一片绿是一张50的”,仅“万紫千红一片绿”一项就高达15万元,靠种地或打工,一般娶不起媳妇。至于婚礼,对新人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与此同时,还给亲朋好友带来“随份子”的困扰。有人将彩礼与婚礼的大操大办斥为陋俗,倒也有几分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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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好心,就想办法“规范”婚俗。比如,有的地方出台了“指导标准”,规定彩礼总数“不得超过6万”,不执行的要惩戒;有的地方则规定了可以“办酒”的范围,特别强调“复婚不准操办酒席,再婚除初婚方外,另一方不得操办”,也就是说,复婚是肯定不得办酒,而对于再婚者,则只有另一方是初婚的才可以操办,再婚的一方大概只能像普通客人一样“出席”婚礼了;还有地方明确规定了“红事”的用餐标准,要求“正席不超过十菜两汤,白酒、红酒一般每瓶控制在30元之内,最高不超过50元,每桌不超过两瓶;烟一般控制在每盒6元以内,最高不超过10元,每桌不超过两盒;大力提倡不用烟酒或少用烟酒”。这些地方在出台上述规定或标准时,都有很高大上的理由,如“大力倡导文明新风,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坚决制止巧立名目滥办酒席、借机敛财的不正之风”之类,不过,老百姓对此并不领情,认为其初衷再好,用心再良苦,也掩盖不住权力部门手伸得过长这一事实。

每个社会都有一些自发形成的、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社会风俗习惯,它对人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而非强制性的。人们对它的遵守无需任何理由,“老辈儿人传下来的”一句话足矣。而在所有的风俗习惯中,又以婚俗的强韧与绵长为盛。在云南的泸沽湖畔,生活着一支摩梭族人,他们走婚的婚俗就与汉人大异其趣。记得曾经看过一部相关的纪录片,说在解放后的前三十年里,政府也曾为了“移风易俗”,强制摩梭族人实行男娶女嫁的一夫一妻模式,不过他们始终接受不了这种所谓的“文明”形式,在改革开放后很快又恢复了走婚。一种历史悠远的婚俗,是强制性的法律和命令所不能改变的,惟有当他们从心底有了思变的观念,改变才可能发生。

同样的道理,汉人的婚俗也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譬如说婚礼的流程,我们虽不能说明其起于何时,不过至少在西周时期,即已有了明确的“六礼”程序,即纳采(男方通过媒人把愿意结亲的意愿告知女方,女方如若允婚,男方会派人交纳采择礼品)、问名(询问女方姓氏及生辰八字,占卜婚姻吉凶)、纳吉(求得吉兆,将结果告知女方)、纳征(男家携带财礼至女家,正式缔结婚姻)、请期(确定婚期)和亲迎(新郎按父命至女家迎娶,经过成妇礼,女子正式成为男方家庭的一员)。而在纳采、纳吉、请期等过程中时,男方都不能空着手,需携带礼品大雁,因为大雁“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有顺阴阳往来之意,暗喻妇人从夫之义,还因为大雁一雌一雄终身相守,“不再匹配”,带有女子忠贞不二之意。

六礼中重要的环节之一是纳征,即当女方接受男方家的财礼后,婚姻关系就算正式成立,至此以后女子不可再另配他人。后世的一些朝代,虽将六道程序简化为“纳采、纳征、亲迎”,不过“纳征”却历来是婚姻成立的关键要件。比如唐律中规定,只要女方尊长收下聘财,即视为婚姻成立,所谓“婚礼先以聘财为信”。女方尊长在受聘财后又悔婚的,要被杖六十;男方悔婚的虽无罪,结果却不能再要回已交付的聘财。即便在蒙元“异族”统治时期,也有类似规定,即在“男家婚书”和“女家回书”这一婚姻必备条件中,必须写明聘财礼物数额,以免发生纠纷。在古代,“彩礼”或“财礼”或“聘礼”的数额并不确定,因为它和物质生活水平联系在一起,有点儿“随行就市”且“与时俱进”的意味。在今天也复如此,譬如曾经领数十年风骚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儿”,早已退出历史舞台,而冰箱、彩电、洗衣机这新“三大件儿”也已风光不再,如今风行的“一动不动”,或许也坚挺不了多久。在这过程中,变的是彩礼的品种与数额,不变的则是“彩礼”本身。而彩礼的变与不变,其根源在于社会与时尚,而非政府的一纸命令。如此看那“不得超过6万”的指导标准,实在有蛇足之感。

六礼中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亲迎”,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迎娶新娘的婚礼,作为一道貌似可有可无的程序,实则蕴含了诸多的社会功能,因为即便是复婚或再婚,当事双方也希望择个良辰吉日,通过“办酒”,向亲朋好友们“昭告”一下,同时也期盼得到人们的祝福,而参加婚礼的人凑“份子”及主人备好酒菜款待宾客,也有亲友圈子里接纳新人的隐喻。无论初婚、复婚或再婚要不要办酒,皆属于由当事人自行决定的私域,主人待客的酒席用餐标准及烟酒规格数量,与各地的消费观念及物价水平有关,与主人的经济实力和行事风格有关,实在是无需政府发红头文件去“指导”的。

在涉及到人们的婚姻问题上,政府所唯一能做的,就是由民政部门审核当事人是否符合结婚、复婚和再婚的条件,只要双方完全自愿,达到法定婚龄,非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没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发给他们结婚证并祝福他们就可以了。至于说他们要不要彩礼,要多少彩礼,是不是举行婚礼,婚礼办多大规模,酒席花费多少,交给当事人自己决定即可。政府不可能包办一切,老百姓也无需政府包办一切,政府的权力之手往笼子里缩一缩,大家反而会更轻松愉快一些,而这其实也是法治政府之要义。

(本文发表在今天的北京青年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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