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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兰:面子、人情的秩序功能及其当下变异

黄金兰教授

作者|黄金兰,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原载|《文史哲》2017年第1期,155-164页

(本文为节选/请点击页面左下方“阅读原文”获取全文)

摘 要

面子、人情曾在传统熟人社会中发挥出积极的秩序功能:面子曾是有效的行为激励机制;人情则是社会互助与团结的重要手段。然而,随着传统熟人社会的式微,这两种文化机制却出现了功能变异:面子不仅成为片面逐利行为的诱因,也容易导致公共权力的腐化;人情不仅沦为人们敛财或行贿的手段,而且充当着社会分裂的推手。那么,何以会出现这些变异?主要原因在于当下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所导致的舆论结构的改变。

一、面子、人情:源自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的独特文化机制

尽管传统社会都可能是一个熟人社会(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滕尼斯关于共同体的论述中窥见一斑,他所提到的血缘共同体、地域共同体抑或精神共同体,无疑都属于熟人之间的社会结合形式),但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传统社会还是还是有着本质区别。主要体现为,在这两种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基本结合方式不同。在西方,人与人主要基于信仰而结合——滕尼斯说,精神共同体才是“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而在中国,人们之间则主要因血缘而结合——无论是费孝通意义上的“差序格局”,还是瞿同祖所说的“同心圆式的社会结构”,都旨在表明,血缘是中国人一切社会联系的起点。我们甚至可以说,血缘不仅是中国人社会联系的起点,也是其行为指向和人生意义的最终归宿。这一点,不仅深深蕴藏于民间观念当中,也体现在作为官方正统的儒家思想中。冯友兰曾指出,“在旧日所谓五伦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关于家底伦已占其三。其余二伦,虽不是关于家者,而其内容亦以关于家底伦类推之。如拟君于父,拟朋友于兄弟”。

简言之,西方传统社会主要以信仰为纽带联结起来,中国传统社会则主要以血缘为纽带联结起来。纽带的不同会造就不同的人际关系格局:以信仰为纽带的社会关系,人们之间容易形成一种平面格局,在宗教语境中,神灵之下,众生平等;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则容易形成一种“差序格局”——血缘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会天然地造成人们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同时,社会格局的不同会引发人们行为取向上的差异:在平面格局中,人们易于秉持普遍主义;在差序格局中,人们则容易信奉特殊主义。关于后一点,帕森斯曾有过专门论述:“儒家在道德上支持的是个人对于特定个人的私人关系――在道德上强调的只是这些个人关系。为儒教伦理所接受和支持的整个中国社会结构,是一个突出的‘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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