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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陪都为何不选地理条件更好的成都或西安?

1937年11月9日上海沦陷,随后日军直扑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12月13日南京沦陷,国民党的中央办公迁到了陪都重庆,按理说当时的西安、成都、洛阳等都是作为陪都很好的选择,为什么国民党偏选中重庆呢?这也让重庆在短短几年内登上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瞩目的舞台。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英、苏四国同盟的出现,中国从近代以来一直饱受列强压迫的角色,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四强”之一。重庆是这一过程的见证者,它在8年抗战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烽火记忆。

实际上这事说来话长,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制造伪满洲国后,日本人就在上海频频制造事端。1932年1月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南京距离上海不到300公里,当时的国民政府缺乏对外战争准备,情急之下移驻河南洛阳办公。3月初,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以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的重要决议。留在南京指挥淞沪抗战的蒋介石稍觉心安:“国都既有根据,则持久抵抗之计划较易实施。”实际上西北地区贫穷,地方势力强大,加上紧邻晋绥,国防地理毫无优势可言。河南是拜1930年中原大战消灭阎锡山、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所赐,蒋介石心里很清楚,即使迁都洛阳,“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那么问题来了,哪里安全呢?事关国防中心区,也就是国家抗击外敌入侵的战略总后方。

参谋次长杨杰撰写《关于国防中心问题的意见书》,论述战前可供国防中心区选择的南京、武汉、成都、洛阳、西安等五处地方。最不被看好的是南京,因其距海最近,安全条件最差。武汉位于华中腹地,平汉、粤汉铁路纵贯南北,长江、汉水汇流,素称“九省通衢”,近代化程度也不低,不过日军海空力量强大,易于溯江而上,并不具备与发生战争的前线保持足够的战略纵深距离。经过一番论证后,谋国之士倾向于成都、西安,前者的缺点是尚无铁路,有待开发,但四川周围崇山峻岭环绕,不失为“绝对的、最后的守备地带”。

军事学家蒋百里提出把国防线划定在北起太原,经洛阳、襄阳至衡阳线上,“此线以东地区,我宜利用空间换取时间,消耗和疲惫敌人,同时积蓄力量,加强战略后方;此线以西,资源丰富,幅员辽阔,足以持久战”。蒋百里断言中日之战必定持久,津浦、平汉两路及沿海的大片国土将被敌占,战时大本营宜设于湖南西部的芷江、洪江一带。蒋百里主张中国应充分发挥地大人多的特点,不战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运用‘拖’的哲学”,“把敌人拖倒了而后已”。蒋百里具有高尚的爱国情怀,他大声疾呼:“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日本讲和。”鼓励国人振奋精神,“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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