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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抗郑成功,清初在广州的一项政策遗祸几百年

广州往事
2017-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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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广们可能还记得,广州以前有个宜民市,大概在如今的第一津一带。其实这个地名和清朝初年清政府与郑成功的对抗有关,当时清政府在这里实行的政策,遗祸多年,甚至直到几百年后的民国。

郑成功的水师屡败清军

明朝末年广州被清军攻陷之后,明朝的遗民和遗臣不断组织力量反抗清朝,尤其是郑成功的部队最为突出。

到了1661年,郑成功从荷兰殖民侵略者手里收复了台湾,并将这个海岛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

郑氏的军队在闽粤洋面上经常将不熟悉水战的清军打得落花流水,除了本身郑氏军队擅长水战之外,也与当时东南沿海居民对郑氏的呼应和不断支持有关。

因此,到了清初的康熙前期,清政府实施了一场涉及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五六个省的大“迁界”运动,广州也被纳入了“迁界”范围。

广州被卷进“迁界”政策

什么是迁界?说白了,其实就是清朝朝廷在处处挨打的情况下实施的一种坚壁清野策略,又名“迁海”,以断绝大陆居民对郑氏军队的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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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勒令沿海的居民在规定期限内后撤三五十里,划地为界,界限外焚毁一切,制造成无人区;内地人民不得越界,民船不准出海,违令者处以死刑,地方官若知情不办处以同罪。

1662年(康熙元年),为加强海禁,令虎门以西、崖门以东番禺、顺德、新会、东莞、香山(今中山)5县(也有一说是番禺、东莞、新安、香山、顺德、新宁6县)的沿海居民迁徙至内地,因为其中有番禺县,不管哪种说法,广州都被牵涉进了这个政策。

“移民市”被遮掩成“宜民市”

负责来粤勘查的是清廷派来的侍郎科尔坤,他定下了“界海清野”的政策。

当时为了堵塞对“海寇”的接济,那五六个县的田园庐舍都被焚毁,那些迁移者被迫背井离乡,大面积失业,只能聚集在珠江河面,生活没有着落。

当时的广东巡抚李士桢责令各县自己就地安置,其中番禺县的水上居民有1万多人,其中很大一部分被安置在柳波涌、泮塘、西村一带,但是由于是渔民,不懂耕作,只得将船上的篙橹和用物变卖以维持生计。

后来,他们又开始在当地河涌捕鱼捞虾或作小买卖谋生,逐渐在第一津一带形成集市,称为“移民市”。清政府为掩盖强迫移民的暴行,改称为“宜民市”。

官府将移民变成浩劫

广东沿海人民饱受这次移民之苦,其中当时属于广州府的香山西南各乡受害最深,时间最长。

1662年3月,清朝下迁界令,香山县首批迁西南黄粱都、沙尾、北山、奇独澳、黄旗角、潭洲等乡。限期3天之内要内迁50里,清朝官兵趁机烧杀抢掠,折腾了5个月,将这一块夷为平地。

黄粱都乡民不舍家乡,为避祸都躲进了深谷,但是被当时藩府总兵欺骗,以为只要去大营里报到,点明人数就可以回到家乡恢复生活,结果大量乡民自投罗网被屠杀。后来有人埋葬了乡民的骨头,竖立了“木龙岁冢”的木牌以作纪念。所谓“木龙岁”,指的就是1664年。类似的烧杀抢掠更是不胜枚举,就连当时的香山知县也看不下去,却也没有办法禁止。

番禺茭塘、沙湾各乡近海的居民也死的死,走的走;主持新会勘界的官员趁着夏季洪水期,将界沟挖到了城边,逼迫农民们离开还长着早稻的良田;虎门以东的新安县,第一次迁去境土的三分之二,第二次又续迁了东西24围,以至于县境太小只好一度并入东莞,香港、九龙、新界都成了界外之地,煮盐业和制香业一蹶不振,被驱赶的难民有的甚至全家服毒自杀。

疍民揭竿而起

如此压迫之下,番禺的疍民首先反抗,市桥的疍民首领周玉、李荣组织了贫困渔民,建立了舰队开赴广州,周玉自称“恢粤将军”,奉南明的永历为正朔,杀败了省城一带沿岸据守的官兵,不过没有攻打广州,先后转战顺德、江门、香山,都一路取胜。

但是这支孤军力量太过弱小,后来在大石海遇到了“舟师”,2000多人战死,周玉、李荣一个被抓一个失踪(也有说法是他们在离广州西关80里的地方烧毁藩兵战船10多艘,最后决战地点是在顺德河面)。这次反抗最终宣告失败,只剩下余部和继起者在香山、新安活动。

7年后才开始准许回迁

1669年(康熙八年)正月,清廷下令复界,拆除了界沟,改为设置沿海墩台,准许居民回到原居地复业。

但也不是全部都允许马上迁回,有的又往后拖了十几年,比如香山西南各乡和新安大屿山的居民,直拖到台湾降清(1683年)之后才准迁回。

但是他们回迁时故土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了,因此需要他们从头开始开垦,不过力量不够,所以除了原有的回迁民之外,官府还向外地“招垦”,并纳入州县官员的政绩考核。当时江西、福建,以及广东的潮州、惠州、梅州的很多农民全族迁来,由此形成了“客籍”群体。

影响遗留到了民国时期

清政府当时实行的这个迁界移民政策,对当地居民影响深远,除了受到迫害之外,当地的氏族文化都变了,比如有的地方客家人的迁入,改变了以往的单一族群文化,人口构成、语言、风俗、建筑样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且,这一政策在几百年后的民国,又一次影响到了界内广州的居民。

当年清朝时在广州西门外至彩虹桥一带,安置了大量从沿海内迁的居民,被称为移民市,这些居民在这里建造了一些建筑,后来清政府下令回迁,这批移民回到家乡,留下来的空置建筑,就被广州的贫困人民加以利用居住,因此这批贫民虽然祖祖辈辈都住在这些建筑里,但实际上是没有房屋契证的。

到了上世纪20年代,当时的广州革命政府因为财政紧张,想要增加收入,推出了清理官产和公产的政策,其中移民市(即宜民市)的产业大部分属于官产,很多居民拿不出合法的产业契证,就面临着被当局没收或缴纳大笔钱财承领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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