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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 书生与流氓

蒋祖权说历史_plth1
2017-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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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问题要想解决非得书生与流氓配合起来不可”

丁文江的哀叹

丁文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异数”,不仅能“坐而论道”,更能“起而行之”。不过,这样一位对中国现代科学制度化、在现代思想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学者,现在人们却对其了解无多。因此,厚厚七卷、400余万字、搜罗了丁氏中英文科学、政治、哲学论述的《丁文江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的出版,为人们全面了解、分析丁文江的思想和经历提供了可能,由此,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理解也更加深入。

1887年,丁文江(字在君)出生在江苏泰兴一户乡绅之家。4岁即入私塾, 正式接受传统教育。但一个偶然的机会却使他“改弦易辙”,于1901年年仅14便东渡日本,研修新学。一年半后,又赴英国留学,钻研地质学和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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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暮春,去国十年整的丁文江终于学成归国,决心以科技兴国。他不仅多次跋山涉水,探寻矿藏,而且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创办中国地质调查所,出任首任所长,是为中国科学制度化的嚆矢。他还努力统一科学译名,培养中国第一批现代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这些都为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创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出色的组织、行政能力,1934年他被蔡无培聘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6年元月5日,他在湖南谭家山煤矿考察时因煤气中毒遽尔长逝。

丁文江笃信科学无所不能,不但适用于自然研究,而且能应用于人文研究。当张君劢1923年在清华大学作著名的“人生观”演讲,以宋明理学杂糅柏格森、奥伊肯等西方现代生命哲学“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时,必然引起丁文江的强烈反对。丁文江以马赫、皮尔生等人的经验论科学观为武器,反驳张君劢的论点,成为“科玄大论战”中“科学派”的主将。为了论证“科学的人生观”,他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诠释成一种“道德的”学说:“故天演之结果,凡各动物皆有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之天性,盖不如是不足以生存也。”“所以我的宗教定义是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是人类同动物所公有的。”他把人类的道德奠造在动物本能这种生物学基础之上,以图为“科学方法”介入道德领域提供依据。

由专业性质所决定,丁文江多次到茫茫荒野进行地质考察,有时会同几位助手,有时孤身一人,踏遍万水千山。他曾攀登海拔四千多米的牯牛寨,两次横渡金沙江深谷,栉风沐雨,荜路蓝缕,其中的艰难险阻,超出常人想象。

经年的四处奔波,使他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较一般知识分子有着更为真切的了解,因而具有更为浓烈的“忧患意识”。所以,当胡适发誓“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时,丁文江立即反驳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为改造政治,他与胡适等人于1922年创办了《努力周报》,发表大量文章力促“好人”出来从政。在《少数人的责任》一文,他果决地声明:“要认定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不要再上人家的当,说改良政治要从实业教育着手。”“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

这样,解决的办法自然就是“只要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努力》同仁颇为天真地幻想使军阀从善,以为由“好人”组成政府便可政治清明。循此原则,《努力》核心中的三成员于1922年9月入阁,分任总理、财政部总长和教育部总长, 被戏称为“好人内阁”。然而无情的现实很快就粉碎了他们的一厢情愿,所谓“好人内阁”被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中,仅存在两月便被迫解散。《努力周报》勉力维持到1923年10月亦不得不宣告停刊。胡适在《一年半的回顾》中喟然长叹:“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

然而丁文江却依旧保持着“干政”的热情,依然幻想“改造军阀”。他对各路军阀的籍贯、年龄、出身、天资高低、教育程度、生活习惯、彼此关系、部队数量、训练水平、武器配备等各种情况了如指掌,使同僚大为惊诧。他的一些军事分析评论文章后来汇编成《民国军事近纪》一书出版。他总认为,这些军阀天资彼佳,只可惜因未受过现代教育而不能造福于社会。他有感于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极端落后,一些军官连军事地图都看不懂,曾诚心向军阀孙传芳建议由他来替孙创办一所现代化的军事学校。不料孙传芳哈哈笑道:“丁先生,你是个大学问家,我很佩服。但是军事教育,我还懂得一点,--我还懂得一点。现在还不敢请教你。”

几经活动之后,丁文江于1926年5 月被孙传芳任命为新设立的“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似乎给他一展平生报负和发挥行政才能的机会。他立即开始实施雄心勃勃的“大上海”计划,其中有两点成就颇值得一书。一是把历来没有统一行政中心的南市、闸北、沪西、浦东、吴淞等区首次完全统一在这个新的行政机构之下,为后来“上海特别市”的建立打下基础。另一则是通过长达四个月的谈判交涉,收回会审公廨。但此时要打倒包括孙传芳在内的北伐已经开始,期望有益于社会的丁文江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前夕不得不辞去职务,但仍为北伐军通辑,一度蛰居大连,后又重返学术园地。

对丁文江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一次次力图改造军阀,企盼他们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结果被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中,而且因与军阀合作而久久不为世谅,给他的一生蒙上一段难以消除的阴影。丁文江曾多次揶揄地说:“中国的问题要想解决非得书生与流氓配合起来不可。”语虽尖刻,却透露出一种深深的无奈与失望。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一度消沉的丁文江深受刺激,再度振作起来,又与胡适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然而历经近十年的风雨坎坷后,他们心境已变,了无当年创办《努力周报》时急欲实际从政的热情与信心,仅希望“不倚傍任何党派”以“独立”的身份评论政治。丁文江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又对“天下事”广发议论。在《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中为张学良设计作战方案,俨然一位军事学家;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苦心劝蒋“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但这,仍是一厢情愿。

1933年春夏之际,丁文江去苏联旅行考察了50余天。苏联正在进行的工业化建设和人民的自我牺牲精神,使丁文江极为感奋,在《独立评论》上陆续发表了约20篇充满赞美崇敬之情的《苏俄旅行记》,连续报道了苏联正不惜一切代价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一个工业国的努力”。但另一方面他又扪心自问:“然则我何以不是共产党的党员?第一我不相信革命是唯一的途径,--尤其不相信有甚么‘历史的论理’能包管使革命成功,或是在任何环境之下革命一定要取同样的方式。第二我不相信人类的进步除去了长期继续努力以外,有任何的捷径。所以我尽管同情于共产主义的一部分(或是大部分)而不赞成共产党式的革命。”

他之所以不愿正视暴力冲突、革命,还是源于他的思想深处有种坚信可能用“科学方法”解决一切问题的理性主义。他总相信可以通过“说理”使恶人从善、使魔鬼变为天使,社会由此渐臻善境。但动荡不已的社会现实却一次次将他嘲弄,他也只能自嘲地对胡适感叹:“我们这班人恐怕只能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此中隐含着生逢乱世的近代文人令人心碎的无限感叹与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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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历史学者 雷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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