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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 书生与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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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问题要想解决非得书生与流氓配合起来不可”

丁文江的哀叹

丁文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异数”,不仅能“坐而论道”,更能“起而行之”。不过,这样一位对中国现代科学制度化、在现代思想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学者,现在人们却对其了解无多。因此,厚厚七卷、400余万字、搜罗了丁氏中英文科学、政治、哲学论述的《丁文江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的出版,为人们全面了解、分析丁文江的思想和经历提供了可能,由此,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理解也更加深入。

1887年,丁文江(字在君)出生在江苏泰兴一户乡绅之家。4岁即入私塾, 正式接受传统教育。但一个偶然的机会却使他“改弦易辙”,于1901年年仅14便东渡日本,研修新学。一年半后,又赴英国留学,钻研地质学和生物学。

1911年暮春,去国十年整的丁文江终于学成归国,决心以科技兴国。他不仅多次跋山涉水,探寻矿藏,而且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创办中国地质调查所,出任首任所长,是为中国科学制度化的嚆矢。他还努力统一科学译名,培养中国第一批现代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这些都为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创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出色的组织、行政能力,1934年他被蔡无培聘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6年元月5日,他在湖南谭家山煤矿考察时因煤气中毒遽尔长逝。

丁文江笃信科学无所不能,不但适用于自然研究,而且能应用于人文研究。当张君劢1923年在清华大学作著名的“人生观”演讲,以宋明理学杂糅柏格森、奥伊肯等西方现代生命哲学“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时,必然引起丁文江的强烈反对。丁文江以马赫、皮尔生等人的经验论科学观为武器,反驳张君劢的论点,成为“科玄大论战”中“科学派”的主将。为了论证“科学的人生观”,他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诠释成一种“道德的”学说:“故天演之结果,凡各动物皆有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之天性,盖不如是不足以生存也。”“所以我的宗教定义是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是人类同动物所公有的。”他把人类的道德奠造在动物本能这种生物学基础之上,以图为“科学方法”介入道德领域提供依据。

由专业性质所决定,丁文江多次到茫茫荒野进行地质考察,有时会同几位助手,有时孤身一人,踏遍万水千山。他曾攀登海拔四千多米的牯牛寨,两次横渡金沙江深谷,栉风沐雨,荜路蓝缕,其中的艰难险阻,超出常人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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