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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纷争肇于康熙,叶开泰与章太炎师徒三代之争

亚视财经网
2017-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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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是中国国医节,至今已有88年。这一节日的来历与叶开泰药号组织领导的一场抵制废止中医药运动有关。当年汪精卫政府要反对中医,废除中药。一个在日本留过学的西医余岩借势发难,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围绕着“废止中医”问题,提出:取消旧医药(那时中医中药被称为旧医药),全盘否定中医中药。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废止中医案”。

为此,葉開泰由时任管事陈让泉连同其他两位请愿者赶赴南京,于行政院议事厅中舌战余岩,据理力争,最终迫使卫生部长薛笃弼现场表态:“对于中西医并无歧视,当本良心主张,对于中西医学,断不有所偏袒。”。1929年3月17日叶开泰召集召开了全国中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提出“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的主张,得到与会15个省132个团体的代表共262人的一致拥护。迫于压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最终于1930年5月7日举行第226次政治会议,正式确立了中医药的合法地位。

为了纪念这次抗争的胜利,并希望中医中药能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弘扬光大,造福人类,医学界人士将每年的3月17日定为“国医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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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节与汪精卫政府

1929年2月,汪精卫政府要反对中医,废除中药。国民党政府卫生机构主管,曾留日学生余云岫(余岩)借势发难,上书中央卫生委员会提交《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力主禁国医引西医。这就是当时臭名昭著的“废止中医案”。

当时在医学界引起非常大的振动,大量的中医药人士纷纷抗议游说,葉開泰闻讯后,由时任管事陈让泉连同其他两位请愿者赶赴南京,于行政院议事厅中舌战余岩,据理力争。最终迫使卫生部长薛笃弼现场表态:“对于中西医并无歧视,当本良心主张,对于中西医学,断不有所偏袒。”

后,葉開泰于1929年3月17日召集召开了全国中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提出“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的主张,得到与会15个省132个团体的代表共262人的一致拥护。迫于压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最终于1930年5月7日举行第226次政治会议,正式确立了中医药的合法地位。

为了纪念这次抗争的胜利,并希望中医中药能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弘扬光大,造福人类,医学界人士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上海是“国医节”的发源地。叶开泰等发起人受到了业内外的高度赞扬。

说起来,中西医生的纷争要从康熙皇帝开始算起。

康熙皇帝与金鸡纳霜发轫的中西医之初

中西医之争由来已久,特别在晚清与民国期间,尤为恶劣,但在21世纪科学、文明的今天,中医已经广泛传播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纠缠了百余年的中医传统与西医现代冲突的中西医学,已可以共“相为谋”,殊途同归。

所谓中西医之比较,实际上是用中医来比较16世纪至20世纪50年代之间的西医主流概念。中西医之争由来已久,

明朝16世纪末,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华,他将西方宗教带入中国的同时,西方医学也跟着被介绍进来。利玛窦撰写的《西国记法》中,载有解剖学和生物医学知识,尤其是描述了人体大脑的位置和记忆功能。

西医知识传入始于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之后,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瑞士传教士邓玉函(Jean Terrenz)。1619年邓玉函抵达澳门,他曾在当地做过尸体解剖,“迨将胸部剖视,则肺干如海绵,其上蓝点甚多”,此为西方医生在华施行剖验尸体的最早记录(范行准《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卷7)。

1622年—1623年,邓玉函在杭州口译《人身说》一书。1634年山东进士毕拱辰从汤若望手中获得《人身说》遗稿,易名《泰西人身说概》。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晞介绍,若按现代系统解剖学原则作分类分析,《泰西人身说概》涉及了运动、神经、循环和感觉系统。

邓玉函参与翻译的另一部解剖学著作是《人身图说》,含21幅配有文字说明的人体解剖图。《泰西人身说概》《人身图说》两书都介绍了当时西方的疾病知识,比如脑溢血、胃下垂、梅毒等。

此时西医在中国仅微乎其微,西医真正发端,起源于“金鸡纳(cinchona)”与康熙皇帝。

1693年,康熙患上疟疾,御医开的中药都不见疗效。当时法国传教士洪若翰(P. Joames Fontaney)等献上“灵药”,康熙服用两天就痊愈了。于是,这个被奉为“西洋圣药”的金鸡纳霜,一度被标榜成西医战胜中医的标志性药物。

这个产自秘鲁热带雨林中的金鸡纳树皮,是当地人用来治病的一种土著药物,类似中医的中医药。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得了疟疾被治愈,金鸡纳也就成了他们随身携带之物。直到1820年,法国化学家佩尔蒂埃(Pelletier)与卡文图(Caventou)从金鸡纳树皮中提炼出“奎宁”,才发展成为抗疟的特效药。可见,当年治好康熙疟疾的金鸡纳霜,只是与中草药无异的土著本草而已(区结成《当中医遇上西医——历史与省思》),中医乐观其成。

四,鸦片战争与中西汇通

鸦片战争以前,中西医整体上并没有什么对立或对抗。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在广州建立博济眼科医局,短时间内就取得了不小的知名度。也没有

受到中医的抵制。

1840年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是西方医学在中国扎根的关键。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让洋务派们看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优越。因妻子患病被传教士治好,洋务派领袖人物李鸿章大力倡导西医,还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官办西医学院——北洋医学堂,

随后,中国医家也开始尝试集两者所长,沟通中西医学。

第一个提出“中西汇通”的是晚清进士唐宗海,他本身是名中医大家,后又研究西医,于1892年写成著名的《中西汇通医经精义》。唐宗海认为“中西医原理一致”,希望“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去彼之短,用彼之长,以我之长,益彼之短”。那究竟何为“我长”,何为“彼短”?他有句被反复引用了100多年的名言——中医长于气化,西医长于解剖。

另一位代表人物就是朱沛文,自幼随父学医,广读当时翻译的西医书籍,还到西医院观察尸体解剖。他指出“中华儒者,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西洋智士,长于格物而短于穷理”,因此中西医应“通其可通,而并存其异”。经过多年临床验证,朱沛文于1892年撰《华洋脏象约纂》,发现了不少古人在论述脏腑上的疏漏,并逐一指正。

虽然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余新忠看来,这批医家基本秉持“以中化西”态度进行汇通,但中医主动寻求变化的努力还是很明显的。高晞称其为中医的“自改革”:“从学术角度来看,‘中西汇通’是跟传统中医发展一脉相承的。中医从来不是保守、停滞不前的,相反它非常开放,不断接受新事物,有着很强的生命力。

五,甲午战争与废除中医

甲午一败,举国震惊,清政府和维新派人士不得不重新审视日本。他们看到,日本的崛起得益于明治维新的成功,而明治维新各种措施中就包括“废除汉医”一项。

知识分子最先提出“医学救国论”。梁启超痛陈“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强身必先强医”之理,认为“保种之道有二,一曰学以保其心灵,二曰医以保其躯壳”,希望采用西医强健国人体魄以达到保种保国的目的。他还在《时务报》上撰文,宣扬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医学改革:“凡世界文明之极轨,惟有医学,无有它学……医者,纯乎民事也,故言保民,必自医学始。英人之初变政也,首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学堂通课,皆兼卫生,举国妇人,悉行体操;故其民也,筋干强健,志气犹烈,赴国事若私难,蹈锋镝若甘饵,国之勃然,盖有由也。”

晚清以降, 最先提出“废除中医”的是清末著名国学大师俞樾,他治经之余涉足中医药,也能处方治病。大约从1860年开始,妻儿相继病逝,俞樾遂有切肤之痛。1879年,他开始撰写《俞楼杂纂》,其中专列《废医论》,分“本义”、“原医”、“医巫”、“脉虚”、“药虚”、“证古”、“去疾”七篇共7000多字,详细论述废除中医的理由。

后人批判该《废医论》时,指其“仅仅从考据角度,从古书到古书,由文献到文献,对古今医药的实践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盛蓝《俞樾与医药》)。就是说这个书生缘木求鱼,无鱼就反而怪木头了。

四,俞樾、章太炎、余云岫师徒三代的废止中医变迁

俞樾、章太炎、余云岫师徒三代

章太炎是俞樾的得意门生,但并不主张“废除中医”,只是承认中医有缺陷,认为中西医应摒弃成见,取长补短。而章的学生余云岫,则是一个中国近代中医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他同汪大燮、汪精卫、汪企张、褚民谊等都是留日学生。这些深受明治维新“废除汉医”影响的海归们,在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皆为政府高官或西医界头面人物,成为民国时期“废除中医”的重要推手(郝先中《日本废除汉医与中国近代医学》)。

1916年,余云岫从大阪府立大阪医科大学预科学成回国,次年出版《灵素商兑》一书,将中医经典《黄帝内经》批得“体无完肤”:“医锢于歧黄,凿空逃虚,不征事实,其中毒久矣。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并称其为“数千年内杀人的秘本和利器”。当然,余云岫也深知操作层面上“废除中医”并不容易,牵涉到中医的饭碗问题,他后来提出“废医存药”,基本延续俞樾的观点。

一部《灵素商兑》撼动了整个中医界,中西医学术交锋由此拉开。1920年,余云岫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用“谎话”、“不合事实”、“没有凭据”来抨击阴阳五行和经脉说。时任《东方杂志》主编的杜亚泉当即发表文章《中国医学的研究方法》,予以回应。

与此同时,《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扛起了批驳《灵素商兑》的大旗。他于1922年写成《群经见智录》,提出“四时五脏六气”观点,从方法论的角度阐示中医理论,捍卫了其学术完整性。恽铁樵承认中医有不好的地方,但坚持“西方医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径,东方医学自有立脚点”。

一场扩散到学界外的中医生存保卫战;不管是“余杜之争”还是“余恽之争”,都仅限于学理层面,围绕中医基本理论展开,没有扩散到学界之外。但到了1925年,情况变得复杂起来。当年,由于西医界的坚决抵制,教育部拒绝了中医进入大学教育体系的要求,中医界多年努力化为泡影,双方关系迅速恶化。

七,余云岫《废止中医案》与叶开泰“国医节”

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课程分文、理、法、商、工、农、医7类,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将中医置于医类之外,是为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中医界的第一次抗争以失败告终,开始了将中医纳入医学体系的不懈努力。

1928年,中医陆渊雷在《医界春秋》上发表《西医界之奴隶派》,辛辣地抨击西医:“现在有少数的西医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好像要把中医一口气吞得的样子。他们的学说是从日本来的,日本的学说又是从西洋学来的。论起辈分来,西洋好比是祖父,日本好比是父亲,这些少数的西医不过孙子罢了。”他还用“奴隶派的西医”来讥讽余云岫等人。

就在双方打笔仗的同时,“废除中医”在西医界的推动下已经开始付诸实践。

1929年2月23日—26日,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西医出身的卫生部次长刘瑞恒主持会议,出席的14人均为西医界代表,且多数支持废除中医,中医无一人参加。

会议通过了4项提案,包括《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统一医士登录办法》、《制定中医登记年限》、《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其中,余云岫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被公认为“废除中医”的纲领性文字(左玉河《学理讨论,还是生存抗争》),他提出4条理由废除中医,并称“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废除中医案”的提出直接引发了反废除中医运动的出现。由此,三百年医药世家叶开泰开始站在抵制废止中医案的前列。叶开泰三百年来,一直是中医药世家,出版的医学著作,以及旗下的著名中医在业界拥有巨大的声望。

葉開泰于1929年3月17日召集召开了全国中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提出“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的主张,得到与会15个省132个团体的代表共262人的一致拥护。迫于压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最终于1930年5月7日举行第226次政治会议,正式确立了中医药的合法地位。3月17日被定为“国医节”,国家成立了国医馆,武汉市设立了分馆。

据当时的《申报》记载,各药店门上皆贴有“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标语;会场内悬挂巨联一副,“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代表们高呼“提倡中国医药,就是保全中国文化经济”、“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

大会持续3天,其间,杭州中医协会提议,“我中医药界受人摧残,至于如此,实堪痛心。应以今日为纪念日,亦即‘三一七’为我们今后永久之纪念日。”根据大会决议,成立“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并推举谢利恒、蒋文芳、陈存仁、隋翰英、张梅庵组成赴南京请愿团,张赞臣、岑志良为随行秘书。

胡适曾说,“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而“非科学”正是中医备受歧视、屡遭打击的根本。这一点,深陷囹圄的中医界自身也非常清楚。科学不要中医,但中医不能不要科学。所以,1930年代“中医科学化”运动兴起,基本方针就是“以我国固有之医药学说,择其确有精义者,用科学方式解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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