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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界英才英敛之是如何走上职业之路的?

钟颖川谈历史
2017-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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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慧眼识才英敛之

“康主政有为胶州疏内‘蔽于耳目,狃于旧说’诸语,实今日之顶门针、对症药,痛快切当,言人之不敢言。” ----《直报》主笔英敛之

严复对汉纳根说,是英敛之。

读者对英敛之也许很陌生,英敛之是谁呀,好象没听过呀。其实,你不熟悉英敛之没关系,我提个人你肯定知道,英若诚,中国人民艺术剧院的领导,老艺术家,他是英敛之的孙子。

英敛之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可是数得着的人物,他是著名的《大公报》的创始人。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又创办了辅仁大学。后来潜心研究宗教。

他的儿子是英千里,12岁便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学成回国后,到辅仁大学任教授。英千里的英文水平颇高,钱钟书曾回忆说:“蒋介石曾说要找两个国内英文讲得最好的人给他做翻译,一个是我,一个就是英千里。”

英敛之的孙子是英若城,曾孙子就是英达。

看到这儿,你知道了吧,现在活跃的英氏家族的起头人是英敛之。但你不知道的是,正是汉纳根慧眼识珠,才使得当时年仅20多岁的英敛之开创了他的新闻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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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敛之,是满洲正红旗人,1866年生于北京(一说为1867年)。幼年家贫、出身寒微的英敛之,没有受过完整、系统的学校教育,而完全靠自学成材。少年时代先是习武,因为清律规定,八旗子弟习武后可以入军籍,得到一份粮饷。弱冠以后,他又对做学问发生了兴趣,从习武转而学文,由一介武夫而成为文人。这一时期是他求知欲最为旺盛的时期,从经史子集到稗官野史,无不广泛涉猎。被人称为才子。

当时,听了严复的介绍,汉纳根很欣赏这个还不到30岁的小伙子,于是,就在这年,英敛之被汉纳根聘为《直报》的主笔,从此,英敛之走上了新闻之路,开创了一个属于他的事业。

甲午战争失败后,一些有识之士清醒过来,开始冷静的观察世界,观察自己,正如梁启超所说:“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争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政治上的半殖民地化,并不代表整个社会也是沉沦的。晚清70余年,中国逐步陷入了一种受侵略、受奴役的境地。中国民众遭受着苦难,但是沉沦仅更多的体现在政治上(特别是政府行为),它也没有阻止帝国的官僚们,开明士大夫和广大的民众从未曾放弃探索中国富强之路。他们的努力也成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马关条约》的签订,人们就自然会想到这一回可真要弄得国将不国,濒临灭亡的边缘了。于是,要求维新,变法成了社会的最强音。

英敛之是天主教徒,在他与外国传教士的往来中,他最早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倾向维新。英敛之对满清王朝统治的岌岌可危十分忧虑,对康、梁变法维新的主张深表赞同,还并曾写了《论兴利必先除弊》一文,上书光绪皇帝。在文章中,他将北京谚语所说的“皇上是傻子,王爷是架子,官是搂子,兵是苦子”的话加以发挥,对康有为的政见持肯定态度。其中说道:“康主政有为胶州疏内‘蔽于耳目,狃于旧说’诸语,实今日之顶门针、对症药,痛快切当,言人之不敢言。”

在康有为等主导的维新变法期间,《直报》在英敛之的主持下,开始了大篇幅的发表了反映维新派的观点,启迪民智,鼓吹变法的文章,一时间,《直报》成了天津的维新变法舆论中心。这些文章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探讨西学与西法的关系。

《直报》认为,自从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各国商教并行,所以我国也应该讲求因应之方,为此特别开辟专栏进一步探讨西学与西法的关系。《直报》认为学西学仍然是中国的主题。它在《倡西学论》一文中进一步强调,“泰西之学也,分门别类,领异标新,言无不尽,法无不备,根深蒂固,体具用宏,得之于一朝,行之于百世。”但是中西学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汉儒重经术,故所言者仁义,西儒重艺学,故所务者富强。”“中西异制而强弱异势,古今异政而盛衰异时,天下之民未有不欲己国之强盛者,亦未有不痛己国之衰弱者”。而且从我国当今的情况看,“兵则练矣,枪则备矣,机器则有局,船政则有厂,而于开矿务、筑铁路等政亦无不次第举行”,但是中国仍在战争中惨败,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学习西方未得要领。

在当时,一英敛之为主的《直报》就敏锐的提出,西学不仅包括科学知识,而且还包括政治制度。洋务派所学的科学知识仅是西学之皮毛,没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是中国的大失误,所以中国必须探本溯源学其根本。学西学重要,学西政更重要。

《直报》还重点介绍了西方的议会政治,它认为“西学之大要在众政,即在自由众政。非但民政之国,即君政亦必先经议院。正所谓政以众成,众政之善理甚易见。并且批评一些人对议会政治的片面理解,认为中国与西方相比,其不同在于西方议院主自民,官得以考其政治得失;而当今中国各局主自官,民不得以论其政治之是非,这是中国落后的根源所在,所以中国目前当务之急是实行民主政治。《直报》认为“以众政施之于今日之华,则犹病热甚者之于芒硝。如疑其寒泄而不服,惟死而已矣”。

《直报》的上述观点,到今天恐怕都有其现实意义,没有过时。

2.研究政俗结合之道。

《直报》还曾发表了《中西政俗得失论》一文,文章在极力提倡中国实行西方议会政治的同时,还积极主张改良风俗,并建议二者并行。文中称,风俗可以辅政,善俗可救恶政。在舆论宣传上,《直报》主张中国在政体上应实行君主立宪制,它认为巴力门(议会)之无分贵贱,以及经商讲武,美不胜书。还认为西俗与中国现有的许多风俗不同,比如西俗“以不能生财为耻,尤以无益于世为耻”。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反对传统的“重义轻利”思想。《直报》还认为我国法律有很多欠缺,所以今日中国必须讲求法律,不然法之所不及,天下将欺而侮之。如果讲求法律成为风俗之后,虽无善政,犹堪为国。培其善俗、政刑之外,特举风俗遗之后人,“使后世衰危之秋,四国望之,不敢启妄心”。

《直报》关于政俗结合的一系列文章与严复提出的变法理论密切呼应,推动了救亡维新运动的开展。虽然目前由于材料所限无法证明它的发行量、辐射范围和受众面有多大,但从《直报》所反映的观点看,它对于中国北方维新思想的培育,以及促进戊戌维新期间天津舆论界维新运动的高涨不无关系。

《直报》在历史上的贡献,不仅是充当了舆论阵地,直接宣传了维新思想,还培养了两名中国优秀的报业人才。

完成天演论的翻译工作后,1898年10月26日,严复与友人王修植、夏曾佑一起创办了《国闻报》,成为天津华人自办的第一张报纸。报纸每日出版,主要报道国内外新闻,登载时事政论。《国闻报》的稿件除由北洋水师学生译自外国报刊外,还派员到国内各地采访,并在巴黎、伦敦等地派驻记者,提供快讯。

严复在“发刊词”中阐发他的办报思想:要通上下之情———提倡民主;通中外之情———提倡科学,促使中国维新变法,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国闻报》创办后,使他的夙愿得以实现。他将《天演论》在《国闻报》上连载,在当时思想界引起巨大反响,进化论成为维新派鼓吹变法、挽救民族危亡的理论依据。

《国闻报》敢于言人所不能言。戊戌政变的第七天,《国闻报》在“视死如归”的标题下,报道了“六君子”被害的消息。对维新志士们的死难表示哀悼,对他们的牺牲精神表示了最后的敬意。这一消息,在全国算是绝无仅有的。

后来,1900年,天津兴起了义和团运动后,汉纳根关闭了《直报》,到了1902年,英敛之在天津紫竹林天主教堂总管柴天宠的资助下,在天津创办了《大公报》,兼任总理和编撰工作。英敛之在创刊号《大公报序》中说:“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抑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并且将报名解释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这就是说,针对当时那种国破民奴、封建专制主义乌云笼罩全国的严重局面,他们办报,同戊戌时期一样,仍然要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学术思想文化,对国民进行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工作。

当时,《大公报》以敢于骂酷吏、不避权贵受到舆论界重视。1906年7月1日,与《北洋日报》等联名发表《告天津各报大主笔》书,发起组织中国近代第1个新闻团体“报馆俱乐部”,作为同业“研究报务、交换知识”的场所。

而严复作为英敛之的好朋友,不仅入股成为《大公报》的股东,还亲自书写了大公报的报名,我们现在看到的报名,还是严复那时书写的。

由德璀琳到汉纳根,再到严复,英敛之。天津的报纸的发展轨迹清晰的展现在我们面前。而汉纳根所起的作用是无法抹杀的。

本文摘自本人所著的《大清洋帅--汉纳根》一书

孫郎谈古之浅谈王审知与闽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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