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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一个手枪哑火的刺客,变成了一位成功的实业家

平原公子
2017-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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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这段历史,风云激荡,出现过许多传奇人物,其中有一位叫做王福华的最为奇特。他从一个手枪哑火的刺客,变成了一位成功的实业家。

万福华,字绍武,1865年7月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一个贫寒家庭,读书十分用功,学过医,当过学徒。1900年,万福华到福建汀州管理盐务。目睹清朝的腐败和沙俄侵占我国东北,看到民族危机毅然辞官,并经好友吴旸谷介绍加入了华兴会,认识了黄兴、张继等革命党人,和他们一起联合奔走,唤醒民众。

1904年,万福华与吴旸谷等人在南京组织暗杀团。听说清廷军机大臣铁良要南下,便与章士钊、俞大纯等人策划谋杀他,射手由易本羲担任,万福华和章士钊等人提前两天来到南京下关,一切安排妥当,只等铁良苍惶下船时,趁机刺杀他。

不料这次刺杀计划被时任两江总督的李兴锐之孙李茂桢获悉,他找到章士钊等人苦口劝说,说这样做不仅对他祖父前程有碍,而且原定革命党人利用南京筹款和交通等诸多便利都将付之流水。章士钊和万福华等人商讨终夜,权衡利弊,最后临时决定忍痛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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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关行刺不成,万福华又匆匆赶赴长沙,打算在中秋之夜趁文武官员在万寿宫拜牌时,抛掷炸弹,以配合长沙起义。由于官府已侦知并严加戒备,导致长沙起义失败。革命一时陷于低潮,革命思潮也趋于暗杀。万福华马上返回上海与吴旸谷、章士钊等人组织民新学校,继续革命活动。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帝俄强占东北,不断提出无理要求,上海各界群情激愤,多次召开拒俄大会,并组织了抗俄义勇队。

这时清廷令前广西巡抚王之春在上海与俄人接洽,以出卖东北路矿权,实行联俄政策。王之春因受俄人重贿,欣然奔走效力。他的“割地联俄”主张激起革命党人的极大愤慨,他们认为日俄为一丘之貉,有何可联?且战局未定,若日本战胜,必对我大不利,这将危及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所以王之春成为革命党行刺的首选目标。

万福华与吴旸谷、章士钊、刘师培、林白水等革命同志共同策划刺杀王之春,他们精心布置了一个诱王上钩的圈套。让刘师培仿照与王之春的挚友吴葆初的笔迹,写了一封邀请王之春赴宴的信。刘师培、林白水极力推荐陈自新为射手,他拿着章士钊新买的手枪先时登楼,王到即杀;为防不测,万福华拿一把旧枪守候在楼下。王之春居然中计。1904年11月19日晚7时许,上海四马路一带华灯初上,人群熙攘,王之春如约来到金谷香番菜馆。万福华见王之春下车登楼,心中大喜。但久久不闻枪声,楼上也无动静,正感到疑惑时,忽见王之春与随从匆忙下楼,快步走近马车。在这刻不容缓、危急存亡之际,万福华不假思索,一怒而断,挺身上前,厉声喝道:“卖国贼,吾代四万万同胞行诛!”

此言声震四邻,观者如堵。他举枪射击,然而屡发而弹不出,僵持之时,英祖界巡捕已闻风赶来,将万福华逮捕。万福华一边从容就捕,一边大声历数王之春卖国的种种罪行,围观的群众都十分钦佩。

事后才知陈自新在楼上装作日本人,与王之春笔谈。王之春不见相邀之人,心中起疑,借机反走。陈自新不仅没有行刺,反而乘机脱逃了。万福华手中的枪是易本羲准备刺杀铁良时用的旧枪,被易摆弄多时,撞针已坏。而且在策划此事时,他们竟一点没有考虑可能出现的意外及相应的对策。

案发后,王之春向捕房交涉,说设局行刺,一定有同党,必有主使之人,要求严查,穷治党羽。他多方贿赂,思兴大狱。清廷也向英租界极力交涉引渡,想一网打尽。

章士钊极为担心此案会使东南革命大业遭受意外挫折,便于万福华被捕后的第二天,通过监狱中某革命同志,独自到捕房密访万福华,想商量审问时如何供词。

捕房正乐得其不请自来,马上将他羁押,并询问他住址,想借此将万福华同党一网打尽。章士钊对此毫无思想准备,那时他在上海设有三处接待革命同志的住所,因他住的地方藏有数千册排满排外之书籍,怕暴露,便回答住余庆里八号,而此处正是革命党人出入之地。于是捕房立即派一名侦探和四名印度巡捕来余庆里侦查,结果搜出制造炸药之书,手弹、手枪、腰刀及大批假币。由于黄兴从长沙脱逃来上海后正住此处,另有多名革命党人也住此,这样除章士钊外,还有黄兴、章士钊、张继等11人也受牵连而被捕入狱,余庆里机关被摧。

事发后,革命阵营的同志,极为震动,尽可能设法营救,秋瑾为捐款出力最显著之一人。蔡元培、蔡锷、于右任、刘师培、林白水等同志大力营救,奔走呼吁,海内外同志捐款数千元,聘请了四名中西律师为他们辩护。

在公堂会审时,万福华承认确是谋刺,但这完全出自个人热血作用,与他人无关。当时黄兴是朝廷悬赏五千元缉拿的要犯,众人都为他担忧,好在他用的是化名“李寿芝”,真实身份没有泄露。其实捕房在余庆里曾搜得一本革命党人名册,但捕房中有一位华人书记同情革命,将其谎报为日用小莱帐本,随手撕碎丢弃,这样便没有了实证。这种种原因中最重要的是万福华坚贞不屈,所有责任由他一人承担,保护了革命同志,使他们得以相继被营救出狱。而万福华被判监禁十年,罚作苦工。

被判刑后,万福华大呼:“我之为此,实为国家大局起见,何罪我为?求仁得仁,我得其所矣!”于是昂然随巡捕而去。

后来万福华被判了10年徒刑,民国成立后,于1912年获释。此次刺杀影响极大,这是革命党暗杀团组织第一次付诸实践的行动。后来,吴樾在保定加入北方暗杀团,正是出于对万福华的崇拜。

而辛亥革命胜利之后,万福华出狱,一个清末的刺客,成了北洋时期的实业家,1915年春,万福华来到绥芬河接任东宁屯垦公司经理,公司更名为阜宁屯垦公司。

他到任了解到沙俄官员把邻近的中国土地据为已有,中国人稍有反抗,俄国人就用武力镇压,俄国的农民也趁机到中国来掠夺耕地。万福华为“免我国体主权免受损害”,与俄国人展开了3个月的艰难谈判,最后俄国中东铁路当局不得不交还了多占的铁路线20公尺外的全部土地。绥芬河从此在万福华的励精图治下得到了全面发展。

他为免利税外流,开辟了中华市场。吸引俄罗斯境内和中国内地270余户商户到绥芬河经商。为开垦荒地保护垦民,组成武装护垦队。并勒令俄国、韩国的垦民都要先交租、后种地,否则逐出垦区。同时,组成保卫团。号召垦区内有家室无劣迹者,准备枪支。由公司补助伙食,保卫团与护垦队共同维持地方治安。

万福华大力举办教育,公司拿出5000多元建立学校。到1918年共建学校8所在校学生175人,在当时的东北山区,绥芬河是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今天在当地有很多老人都有文化,这就是当年万福华的办学功绩。为发展交通还修建了从寒葱河到太平岭的交通干道。这条道路至今仍在通行。

万福华先生在1919年10月15日病逝于北京,他生前关心国事,不置私产,他死后亲属因经济拮据,无力将其灵柩送回家乡合肥祖茔安葬,只得寄厝于京郊朝阳门外的东岳庙,直到抗战胜利后才移葬于北京西山的万安公墓。

辛亥革命成功的100年后的今天,在绥芬河市的博物馆内万福华的铜像矗立。为纪念万福华先生,绥芬河有以他主办公司命名的“阜宁镇”主要街道命名为“万福路”、“福华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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