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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 葛兆光:汉化、殖民与帝国

引言:三个争论的概念

2010年,罗威廉(WilliamRowe)在他为卜正民(TimothyBrook)主编“哈佛帝制中国史”书系所著《中国最后的帝国——大清王朝》中,曾经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汉人”与“蛮夷”之间是否只是文化习俗的差异? 他列举了“汉”与“非汉”之间的一些差异,比如,汉人“以筷子进食,密集的定居农业,从夫而居的父系家庭制度,适切的葬礼与祭祀祖先,或是至少对精英阶层而言,习得汉字书写的能力”,而“蛮夷”则否。我不知道他的这些举例,究竟是深思熟虑的归纳,还是随意而为的示例。不过,应该说他的做法很有趣,同时也提醒我,要说明“中国”,大概需要先对中国的核心政治—文化区域,也就是汉族及其文化做一个界定。

因此,我在《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一书中曾经提出,作为汉族中国的——而不是兼容各族的中国的———文化,其特征大概可以概括为:(1)汉字书写以及通过汉字思考;(2)家庭、家族、家国,以及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秩序、礼仪制度和儒家学说;(3)三教并存的宗教信仰世界;(4)阴阳五行的知识、思想与技术;(5)天下中央的世界观。后来,我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再次说明了这五个方面。我想,所谓“汉族中国”的文化———包括语言文字、乡村秩序、婚丧礼仪、律令制度、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世界观念的综合文化———也许在这五个方面,可以与其他族群的文化做一个大致的界分。所以,我说这些文化特征,是汉族中国“有”(或者比较明显)而其他族群“没有”(或者不很明显)。

可是,在历史上谈论汉族中国的文化,常常会涉及三个相当棘手的概念。首先,是争论不已的所谓“汉化”;其次,说到“汉化”又涉及一个意见相当分歧的概念“殖民”;再次,讨论“殖民”则不能不讨论,中国是否与近代以来的各种帝国一样,也是一个“帝国”?

这篇文章就试图重返历史,讨论这三个棘手的概念。

一、如何重新理解“汉化”?

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汉化”。

一说到“汉化”,有的欧美学者会很反感。最具有标志性,也是最为中国学界熟悉的,当然是罗友枝(Evelyn S. Rawski)关于清朝“汉化”的论点。在1996年夏威夷举行的全美亚洲年会上,罗友枝以前任会长身份发表演讲《再观清代: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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