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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源东北的北朝为何没有定都燕京,而是选都平城?

北朝的本质实际上是北魏及其衍生的系列汉鲜体制混合政权,所以北朝政制的一切源头都在北魏建国时期乃至代国时期。为何选择平城为北魏天兴建制以来的首都,就必须紧密结合拓跋鲜卑的早期历史看待。

拓跋鲜卑虽是鲜卑诸部中发源地最东北的一支,但是历经东汉初年与东汉后期的两次迁徙之后,拓跋鲜卑已于桓灵时期便居住于华夏正北的阴山下了(公元2世纪中后期),此距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的北魏建国,已达200~300年,无论是拓跋鲜卑的生产生活方式还是所需呼应的大后方都与东北地区不再有什么关系了。这是拓跋鲜卑不同于后世契丹、女真之处,辽金清三朝奠都燕京,都有兼顾源地东北、北方草原与汉人农地的需求而把燕京作为分都或首都的。而拓跋鲜卑此时的后方有且只有北方草原,其战略考量只需兼顾北方草原与汉人农地取一个中间位置便可,自不必考量与东北沟通作用更强的幽燕一带。

而且代北地区在魏晋时期比如今更富有生产力,汉武帝以来西汉的拓边戍边活动,为河套地区与代北地区留下了一定的农业基础。加之河套代北一线自赵武灵王起至今日都很适宜牧业且对牧业有所开发,可以说此时的河套代北正是其农牧业俱佳的发展时期,从北魏后期迁徙新征服地区汉人来此发展农业以及遍布阴山河套的军镇分布看,这一代地区“农牧兼顾、以牧为主”的生产结构,应当能供应不少人口,远比同时期与北方草原有燕山分割的幽燕要强得多。再加上,代北地区所遭受的战乱影响应当是与河西、辽东一同处于最轻程度序列的,远比处于重度战争伤害的河北、河南、关中、山东、晋中南要更适宜凝聚一个早期政权的民力兵力财力。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北魏政权直到孝文帝前期才以赋税官俸取代畜牧赏赐供给整个统治集团,直到孝文帝时期依旧以肉酪作为宫廷主要食谱。可见北魏统治集团若距离畜牧产品生产地过远,只会加重北魏民力的负担,这对于北魏中前期那较为薄弱的实力是难以承受的。

在地形上,平城四面环山,既适合配合军镇防御北方柔然的侵袭,也适合配合飞狐、军都、蒲阴三陉防御东方后燕势力,也能够配合并州的表里山河与其余太行五陉防御南方的叛乱与来敌,且自平城退入北方草原很容易,敌方自南方攻入平城则很困难,是北魏前期强敌环饲局面下逐步进化其政治组织方式的最优选择;而燕京所在位置,面向南方则全无山险可守,面向北方则燕山隔绝,那么一旦北魏定都燕京,则进攻难于调集北方草原之力,退守难于凭险防守,相当不利。

相比定都燕京附近的慕容燕,北魏远较慕容燕的汉化程度、汉人士族拥护度要低,在其政治组织方式较为落后的早期乃至鲜卑遗风较强的杂糅式中后期都不怎么受以河北大族豪族为首的汉人士族待见,那么如果在此时奠都燕京,而非平城,则极易陷入敌对情绪较强的汉人士族领导的农业族群的汪洋大海之中,步子跨得太大,极其危险。

小结一下,奠都平城的原因有:

1.保持北方草原大后方的牧业供给力度

2.平城农牧生产力要强于同时期的幽燕

3.平城生产力受破坏程度远小于幽燕

4.平城地形适合北魏中前期的攻守需要

5.平城地区作为拓跋鲜卑长期定居地,民风与统治者相合

燕京之龙兴,是唐宋之际以来,北中国治权屡屡落入北方族群、长城内外政治中心东移(注意元上都位于草原东部)与军事重心由北方移向东北综合所致。唐代藩镇起于幽燕、后晋割幽燕而北宋被长期压制、辽金自东北入主北方等一系列军政大势,与关洛自然与河运条件的恶化相互影响,使得北中国的重心自关洛变动到运河沿岸。元明二代统治集团虽然并非源自东北的族群,也不得不受此一大势影响,而继续选择更偏近运河(元明)、更易防东北(明)、更接近此时的蒙古草原重心(元)的燕京了。

在前述军政条件、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到来以前,位于中古农业区东北角的后世燕京当然无法与更接近中古塞北中心的平城,以及深处农业区精华的邺城、洛阳、长安相比,甚至连处于北朝后期军政局势旋涡重心的晋阳都是暂时不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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