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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妖魔化的"人海战术":中共士兵是真勇敢,还是被逼送死?

金融圈
2017-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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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公众号“同舟共进杂志”(微信号:tzgjmag)

读黄仁宇的书,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这个极力强调“大历史观”的历史学家,其实也仍旧是一个性情中人,也仍旧有他自己的道德和价值判断的标准。他虽然力主“大”历史,“小”道德,但事到临头,自己也并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然而,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黄仁宇按照他的主张努力尝试着去做了,且远做得比其他许多历史学家要好。我们后人难道就不应当比他做得更好些吗?

第一次到香港中文大学,第一次见到大学服务中心的熊景明小姐,也第一次听说黄仁宇先生出了一本回忆录:《黄河青山》。熊小姐对这本书赞不绝口,而引起我强烈兴趣的,更多的却是因为熊小姐提到了书中讲述的一个细节,即林彪当年如何用“人海战术”与国民党军队作战。那情景,听得人头皮发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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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我终于借到了黄仁宇先生的这本遗著。还好,读到有关林彪的“人海战术”那一段时,我发觉事情原来并没有太超出我的想象。黄当时作为郑洞国将军的副官前往东北参加接收工作,恰好赶上1946年5月四平街战役结束。他写道:“我们抵达前线时,刚好是战役结束后没几天,看到铁轨旁和田野里散布着无数的尸体。一位新一军总部的参谋对我形容何谓‘人海战术’。他说:‘他们会在前线摆出一千人,但空间只有几百码宽,通常只能容下一个连。你会想:这些人不傻,他们只是疯了!但让我问你:你可以砍杀多少人呢?四百、五百或甚至六百?你把这些人打成碎片,可是这些人的后面还有数百人在那里。相信我,他们绝对可以收拾你和你的机关枪!’”至于为什么这些士兵能够如此效命,黄相信林彪使用了“残忍”的手段,他为此引述了战役结束后投诚到国民党一边来的林彪部队的一个作战参谋的说法,即:“林彪对自行撤退的将领处以唯一死刑,有一天他就下令枪决两名连长。”

黄的这段描述,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并非亲历亲见,而是“道听途说”。这并不是说黄听来的事情一定不可靠,而是说当黄不再是以一名国民党军官,而是以一名历史学家的身份来写这本书的时候,使用这种听来的资料理应做到更加谨慎。因为,类似的说法,在国民党人当中曾经十分流行,但未必十分准确。记得几年前在台北国史馆做韩战问题的报告,当时就有听众提问:听说中共作战主要是用俘虏在前面打冲锋,出兵朝鲜,也主要是担心几百万国民党军的俘虏不可靠,因而要把他们派去朝鲜送死?

中共士兵是作战勇敢,还是被逼送死?站在不同的角度,难免会有不同的回答。问题是历史学家必须深入考察表象背后的具体原因,而不能简单地把士兵尸首横陈归结为林彪“残忍”的结果。毕竟,稍有军事史研究经历的人都会了解,在当年,枪决作战中不听命令、“自行撤退”的军官的,并不只是一个林彪,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将领也同样如此。即使事情发生在美军中,也一样要上军事法庭。至于为夺取和坚守一个阵地,投入过多的兵力,造成过多的死伤,也与“人海战术”的主观意图没有太大的关系,黄书中提到的1937 年的淞沪战役和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其实也都有同样的问题。但黄在提到蒋为了固守上海,将数十万军队“挤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因此蒙受重大损失”的作战时,却表现出高度的理解和同情。

事实上中共1946年之所以在四平街附近投入相当多的兵力来阻击国民党军队,其理由与黄解释蒋当年的考虑,也颇有相近之处。黄解释说:“在这个例子中,蒋的考虑远超过战略需要。他必须向西方强调证明,中国决心打一场生死之战。更重要的是,他需要一些牺牲,来巩固他新接总指挥官的名义及实质。在国民党半数以上的部队里,组成分子属于军阀、准军阀和前军阀。……蒋介石绝对要展示他的意志,不能逃避。”

中共1946年发起四平街保卫战,其理由也相去不远。因为当时苏军突然撤退,要求中共军队自行接收东北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并阻止国民党军接收。中共虽试图通过马歇尔达成国共两党事实上分割东北的意图,蒋介石却坚决不让步,不惜武力接收。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为宣示中共决心,故亦不惜一战。而对于林彪来说,他刚到东北掌军不久,东北的各路武装仓促成军,一盘散沙,也需要来一次大战以确立其指挥权威并锻炼部队。林彪指挥投入兵力过于密集,作战死伤多,就说是“残忍”的“人海战术”;蒋介石指挥投入兵力过于密集,作战损失惨重,就说是深谋远虑的“精心策划”和“展示意志”,这似乎多少有些迁就了作者自身的主观情感。

辽沈战役

关于“人海战术”的问题,其实在美国作者描写当年中共军队在朝鲜与美军作战的书中,也有写过。经历了与德国军队和日本军队的大规模战争,同时受过单兵作战严格训练的美军官兵,注意到战争初期一些部队的中共士兵不顾美军优势炮火的打击,前仆后继,一波一波地发起冲锋,以致尸横遍野的情景,也曾形容中共军队这种战法是“人海战术”。但严格说来,这种“人海战术”的战法并不是中共军队作战的一种范式或主观意图所使然,它具有复杂得多的历史背景。从根本上说来,它其实是部队装备长期落后,影响到战术落后的一种反映。这多少有点像19世纪直至20世纪初发生在欧美战场上的那些战争。由于武器的杀伤力有限,交战双方甚至往往会排出整齐的队形,挺胸昂首,敲鼓踏步,发起进攻。由此也就不难发生“人海战术”和惨重伤亡的问题,当年欧洲战争之惨烈,与此亦不无关系。

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中国军队的装备,相对于19世纪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军队的装备,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但中共从1927年建军伊始,就是一支典型的农民武装。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部队的主要作战武器都是从各种不同渠道得来或缴获的制式不一的长短步枪,自动火器数量很少,火炮几乎没有,甚至连所有武器使用的火药,也还都是杀伤力有限的土制黑色炸药。这也是中共为什么始终不打正规战,坚持打游击战的一个原因。装备落后,正规战经验少,在江西中央苏区反国民党“围剿”战争中就曾经吃过大亏。当时来自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坚持用阵地战抵抗国民党军对中共中央所在地的进攻,结果广昌附近接连两战就损失几千人。

抗战中中共也两次主动对日军大举出击,一次即平型关战斗,一次即百团大战,但两次都蒙受严重损失。平型关战斗近两千人主要伏击日军装备不强的辎重部队,歼敌不过四五百人,自己就死伤400余人。百团大战打的主要只是“破袭(公路铁路交通)战”,结果也伤亡数千人。注意到战斗后部队的战斗详报和总结之类,我们很容易发现,指挥员们并不存在利用“人海战术”造成屠杀恐怖的任何主观意图。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共部队的兵源始终是一个问题,这也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讲到的,并不是随便拉来一个农民就能学会瞄准打枪和冲锋杀人的。更何况所有的军官都会格外珍惜自己部下那些熟练使用武器的战士,因为部队的战斗力几乎全靠他们。没有哪一个指挥官会无视自己部队的伤亡。因此,他们每每要检讨自己部队伤亡大的内在原因。而所有检讨中长期以来始终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由于部队作战频繁,扩展快或补充多,大量新老战士集合在一起,班组作战不会运用战术,单兵作战不善于自我掩护,冲锋时或兴奋或紧张,常常挤成一团,不注意散开队形,如此等等。而历次作战的经验证明,打仗少的新战士越多,上了战场就越容易挤成一团。1946年四平街保卫战时,部队恰恰多半都是新战士和收编过来没有战斗经验的伪满军警人员,而且刚刚编组成军,其战术训练之差,以致影响到战术运用,导致战场上有时会乱成一团,也可想而知。

甚至,即使在经历了3年国共大战之后,当中共部队准备入朝作战时,也还有同样问题存在。因为当时相当一部分部队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已经转成生产单位,或开始大批复员,不仅没有战术组织和单兵训练工作,就连枪炮都已生锈甚至被鸟筑巢,临时拉上前线,其作战时的战术运用当然不可能令人满意。不过,在3次战役后,即随着各部队反复强调战术运用和对美军强大火力的逐渐适应,美国人已不再能见到这种“人海”式的战法了。这说明,“人海”并非中共既定的“战术”,与“残忍”与否亦无太多直接关联。

四平保卫战

一方面提倡“大历史”观,相信人类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之类的主观意志会因时空的影响而有别,不赞成美国学生讨论现代中国历史过分强调国民党的“贪污无能”,或共产党“太过暴力”,但另一方面在叙述自己的内战经历时,却不断使用“残忍”之类的字眼来表达对自己当年对手的道德评价,这是黄书中明显存在的一个矛盾的现象。其实,当我们把当年国共内战中中共军队的作战能力当成一段历史来研究的时候,与其笼统地谈论林彪的战术如何“残忍”,不如换一个角度,深入探讨一下林彪的军官和士兵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听从那些“残忍”的命令,一上战场就“疯了”?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说明抗战结束后的国共内战,但很遗憾,他并没有讨论两党军队之间的差别,以便说明中共为什么只用了3年时间就在军事上由弱变强,进而一举打败了国民党。他反复提到的四平街战役,在中共的军事史上是最著名的几场败仗之一,因此这个例子所展示的所谓“战术”,即使存在,也只能是个失败的战术,它并不足以反映中共何以能够在军事上取胜。

其实,国共两党的军队是存在相当差异的,而黄仁宇先生所经历的内战期间最突出的一点差异,就是部队的士气和纪律。黄书中提到的张治中是蒋介石的亲信部属之一,1949年率南京代表团到北平与中共和谈。他在谈判期间曾给蒋介石去过一封长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作为长期带兵打仗的将领,他在北平时发现,国共两军的士气和纪律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曾谈到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天他去故宫参观,不留意间从正在行进的士兵行列中穿过,意外地发现中共士兵不仅停下来让他通过,还微笑示礼。他为此感慨万千,称:如果这是一队国民党士兵,他即使不挨一枪托,也免不了要被臭骂一顿。由此他明确告诉蒋介石,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无可挽回。

士兵士气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19世纪欧洲人敲鼓排队迎着飞来的枪弹进攻,未必都有军官们拿着手枪在后面顶着。1900年义和团举着大刀长矛,赤膊上阵,与八国联军的洋枪队开战,也没有人在后面施加“残忍不合理”的“严苛纪律”。中共军队从1927年一路打下来,有过许多挫败。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自不必提,长征途中湘江一战就曾损失三四万人,西路军两万人在甘肃河西走廊甚至全军覆没,皖南事变时一个军部被消灭,1946年四平街一战也伤亡近两万人,但是,它却越打人越多,越打士气越高,这显然也不是军官的威胁或不合理的严苛纪律造成的结果。

中共靠什么来提高部队的士气呢?这里不能展开讨论,但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收藏有韩国翰林大学出版的,由该校亚洲文化研究所编辑的一套相当宝贵的文献资料,它们是美军在韩战中缴获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六、二十七军等部队作战中遗失的大量档案文件、士兵家信和日记。其中恰好提供了中共如何使士兵变得服从和效忠的一些证据。

抗美援朝(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根据缴获资料中几个连队的“政治质量统计表”,可以知道的是,志愿军士兵的成分基本上是贫苦农民,党团员就占了将近三分之一,虽然国民党俘虏兵也占到三分之一左右,但多数士兵的思想却已经发生了转变。因此,在韩战最艰苦的一段时间里,部队虽也有逃亡或临阵脱逃者,但一般仅为部队总人数的百分之一。

一个15岁就参加国民党军的士兵这样说明自己的转变:“在国民党中时,说解放军要杀人,心里有些怕,但是一解放过来,吃又吃得好,天天吃火腿,同志对我很好,又发衣服,发两双鞋,比老同(志)还多些,我就感觉优待俘虏就是不错。……在进军西南中,听指导员上课讲,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我自想,我家是穷人,以后要分地,我们就是革的地主老财的命,对革命道理我懂得了一些。”

另一个俘虏兵的转变也大致相同:“(在成都被)解放后,不了解共产党,想开小差,恐怕开不脱,后来在壁山经过阶级教育后,始明白了一些,知道了为自己打仗,为人民打仗。在重庆五十厂,看到有人开小差,自己也有动摇,看到又抓回来,自己也就不想开了。但对上级讲的国家胜利的形势有些不相信。”“在剿匪中,看到优待军属,人民政府照顾穷人的情形,我们直接帮助了农人翻身,更把我的阶级觉悟提高了。”“此次新的任务号召后,不知道是否能回来。我家里还有困难,怎样办?经过全班的反复讨论,我们不是去侵略别人,而是抗美援朝,家里人民政府一定会照顾。看到同志们的信上说,优待军属如何好,我的问题才解决了。”

综合这套资料中的相关材料,不难看出中共确实善于做士兵的工作。其原因概括起来大致表现为四个方面的引导和影响:一是当时在解放军里待遇较好,官兵比较平等,鲜有打人骂人现象;二是政工人员,包括老战士,如班长等,大都随时做劝导工作,并现身说法;三是部队里动辄诉苦、阶级教育、全班学习讨论,有很强的政治氛围;四是亲眼见到和从家信中了解到部队、政府确实帮助穷人,分田分地,照顾军属。在这方面,资料中公布的美军缴获的20封来自国内亲属的信件,几乎都在讲共产党如何照顾穷人,鼓励儿子、丈夫或兄弟为国立功,尤能说明问题。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大批贫苦农民出身的士兵容易产生从众心理,因而追求进步,表现勇敢,也很自然。近来读到钱文忠先生谈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一篇论文,他用了一个很传神的字眼:“劫魂”。如果知识分子都会发生这样的思想变化,农民出身的士兵们会变得服从和效忠,又何足为奇呢?

黄仁宇先生其实也注意到中共善于影响和整合农民的这种能力了。他在书中多次提到:抗战期间,中共把自己转变成一个农民政党,努力制定适应自然经济要求的各项政策,从而使自己成功壮大;国共内战期间,“整个乡间完全被动员整合”,“共产党已经找到使用无尽人力和乡间资源的模式,据以打造新的战争机器”。它甚至能够使农民全力为中共军队提供食物、住处、运输、急救等等后勤服务,并协助设置路障、捕捉国民党军队逃散官兵。既然能够注意到普通农民被影响整合的情景,何以看不到集合在军队中的农民士兵会更加效命呢?

(本文摘自《开卷有疑》,杨奎松著,江西人民出版社)

天国疲软:洋枪洋炮的30万太平军为何攻不下1万湘军?

来源:网易历史频道

2007年陈可辛执导拍摄了战争影片《投名状》,2007年12月上映后在第2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中夺得8个奖项。这部影片的主要人物基本都是虚构,但这个架空故事取材于真实的历史(太平天国起义),虽然真实的舒城战役并没有影片里的一场战争场面这样惊心动魄,1861年9月11日,清方的署知县(代理知县)陈元泰率领乡勇收复舒城,太平军守将皈天燕(官名)被俘杀,史实就是如此简单。但影片中的太平军仍值得一看,最主要的是,完全颠覆了过去电影电视剧里农民起义军斩木为兵揭竿而起的传统形象,一副盔明甲亮、装备齐整(甚至比作清政府军还好)的模样。而这,恰恰是正确还原了历史——太平军就是这样一支非典型的农民起义军!

跟《投名状》中描写的一样,太平军的装备处在冷热兵器交替时期。太平天国自军兴起,长期从他们的“洋兄弟”手中高价购入洋枪洋炮。早在1854年,太平军名将罗大纲驻湖口时,“身边即有洋鬼子四人”。1860年夏忠王李秀成东征席卷两浙各地后,开始与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上海毗邻,外国在沪军火商为获取暴利,往往冲破封锁,私运洋枪洋炮与太平军交易,譬如1862年4月,上海一间洋行一月内就卖给太平军洋枪3046支、洋炮795门、火药10947磅、炮盖450万个。甚至 “常胜军”的头目戈登居然也向太平军贩卖过军火,以至太平军方面专门写信给这位死对头 “嗣后尽管前来照常通商,万勿嫌虑”。

根据当时在太平天国军中的外国人亲眼所见而写成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记载“(太平军)骑兵执土耳其式的弯刀,一般是双柄式,刀口厚而阔;使用的火器这时轻便的火绳枪,有时也有欧式的滑膛枪或手枪。枪兵携火绳枪,天气潮湿时则不能使用,也有欧式滑膛枪、手枪……第二等士兵通常是四人抬着一门抬炮,开放时置三脚架上。长矛队仅执顶端装有铁尖的长竹竿和全体步兵通常使用的短而重的刀。来自北方各省的兵士执有鞑靼的弓箭”。

太平军(特别是李秀成部)的火器之多,甚至令作为政府军的清军将领感到震惊,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就曾坦言,(忠王李秀成部)“开花大炮多尊及洋枪二万杆,其火器精利远优于湘军百倍”。在李秀成军中训练太平军使用近代枪械的洋人则认为“叛军(指太平军)中四分之一的兵士佩带步枪和来复枪,忠王的一千名卫队完全佩来复枪”——《投名状》里太平军的武器装备好于清军的场面,历史上确曾发生。

1862年9月,正是忠王李秀成携麾下的十三个王,率领号称60万之众的太平军精锐(据《太平天国战争全史》,实际人数在30余万)回师雨花台,以图解除湘军对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南京)的包围。忠王大军抵达天京后,东自方山,西至板桥,旗帜如林,层层排列,环绕雨花台湘军营垒,“自前至后,处处皆扎营”。

这时,太平军的对手湘军的处境又是怎样的呢?

惨,很惨,非常惨。

这支围困天京(今南京)的曾国荃部湘军孤军深入,总数不过三万,其中有8000人是从湖南招募来的新兵。这批人由于缺乏实际战争经验,战斗力肯定不强,曾国藩就说“新营太多,兵不可靠。”更重要的是,天灾流染,死亡枕藉。这一年,江苏、浙江、安徽爆发了罕见的大规模瘟疫(如安徽广德在太平天国战争和同时期瘟疫中竟然损失了95%的人口),弄得无计可施的湘军搞起了封建迷信活动: “大仿古傩礼……鼓舞众心,驱除疫疠之气”。曾国荃自己也承认:由于“军中疾病孔长,摧折我精锐几有三成,存者不过七成,又将有四五成久病不痊者,其幸而执千戈以御贼者仅二三成”。由此来看,湘军此时能勉强荷戈作战的最多不过1万人左右,比起前来进攻的30万太平军,强弱之悬殊一目了然。更不要说此次太平军“倾苏杭所得之西洋火器,会并于此一枝”,对湘军拥有压倒式的火器优势了。

但战争的发展实在令人跌破眼镜。

这年的10月13日,太平军发起全面攻势,太平天国战史上一场空前规模的阵地攻坚战正式打响。14日,援军合天京城中守军同时并进,猛扑敌营,两军交战,炮声不绝,声昼夜不息。15日,李秀成决定分东西两路进攻,派兵直趋江心洲,包抄湘军后路,拟断敌运道。湘军头目曾国荃等人分头抵御,阻挡太平军攻势,乘夜抢筑十几座营垒,派兵扼守,与太平军对峙于洲上,以保运道畅通。这日,湘军副将左传贵战死。18日,太平军围逼西路已历六昼夜,反被湘军突破太平军4座营垒。战事经历6日,忠王部署的东西两翼全面进攻的战术由于兵力分散而无法获得显著效果,太平军遂专攻东路。战至11月3日,李秀成孤注一掷以全军猛攻雨花台南面曾国荃指挥部大营。太平军用火药轰塌湘军营墙两处,在硝烟中突进,乘势抢攻,炮箭齐发,两路猛扑,纷纷冲入缺口。湘军早已有备,扼守内壕墙,按兵不动,侯烟开土落,立即从营中冲出,拼力抢堵拦击。两军短兵交锋后,湘军终于守住缺口,墙外太平军更番猛扑,始终无法再次突人。湘军又一次渡过危机,阻止了太平军的锋锐攻势。而太平军正面与湘军硬拼实力,结果伤亡重大,一筹莫展。

11月4日起,太平军攻势稍衰,只于东路暗掘地道,西路决长江之水,以期断绝湘军运道。曾国荃侦知太平军炮火明攻于上、暗挖地道于下的动向,全力破坏太平军挖暗地道的行动,指挥士卒从营墙内部修挖地道,谋求打通墙外太平军暗地道。湘军愈战愈勇,逐渐居于优势地位,开始发动小规模反攻。26日,李秀成见久攻不下,不得不下令撤围,分路退兵。在持续46天的雨花台战役中,多达30万太平军与仅有1万人的湘军交战,打死打伤湘军5000余人。但在付出万人伤亡的代价之后竟然未能打破湘军对天京的围困,堪称在战略上不折不扣吃了一次败仗。

这是怎么回事呢?湘军向来以善守著称是一个原因,用曾国藩的话说,就是“结硬寨,打呆仗”。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统帅极为重视扎营垒,并制定“扎营之规”,“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孤军深入的曾国荃在雨花台防御工事更是“处处皆系两层,前层拒城贼,后层防援贼”。李秀成自己也承认,湘军防守得力,所谓“节节严营,壕深垒坚,木桥叠叠层层,亦是甲兵之利,营规分明”。

但更重要的是,这时的太平军数量虽众,却已经成为乌合之众,战斗力变得十分低下。在《投名状》中的舒城战争里,清军冲破太平军的火枪齐射阵地后便突入无人之境,太平军在近战肉搏里显得完全不是对手。这点看似匪夷所思的“主角光环”,实则在历史上亦有所本。时人评论,太平军作战时 “贼无技勇,……只重洋炮”,太平军比清军更为依赖火器作战,这恐怕也是许多人未曾想到的。曾国藩也说,太平军“除洋枪甚多外,似无他奇技”,“忠逆(李秀成部)一股并不凶悍”,“尤不耐苦战”。战场上甚至出现了在头目下令攻击时,太平军士卒竟“不敢进,只在长壕外扬旗呐喊”这种古今少有的奇特“战法”。

实际上,忠王李秀成部队中“长毛中半是本地官兵及本地土匪投诚者”,很难说大规模招降纳叛其没有扩充私人势力的居心。但李秀成在吸收民众入伍时 ,根本没什么要求, 连 体弱者也不拒绝。这些人良莠不齐,从未受过严格的训练,“未尝习技射,未尝分队伍,未尝知战斗,不甚耐战”,甚至不少人参加太平军只是为了混口饭吃, 一旦生活条件不如意时,便或逃或降,更谈不上什么战斗意志。

这与湘军形成了鲜明对照。湘军选勇以朴实农民为主,不要城市游民。曾国藩规定,“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农民士气为上”,其油头滑面有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 。” 也正是由于双方兵员素质的天壤之别,30万用洋枪洋炮装备起来却又“无纪律”、“失民心”、“兵心散”、“不任战”、“习于骄佚”、“自重其死”、“号令不一,心志不齐”的“乌合大众”不敌区区一万训练有素的湘军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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