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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国企不改,消费难兴

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阶段需要向消费驱动转型早已成为共识,虽然出口对增长的贡献在下降,但依靠投资驱动的模式并没有多大的改变。特别是为了应对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4万亿刺激计划把原本已经开始缓慢转型的中国经济重新拉回到了投资驱动的老路上,从而错失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最佳窗口期。而之后的全球经济在“3D挑战”(Debt, Disinflation, Demographic)中蹒跚前行,脆弱的复苏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不确定性使中国决策者很难下决心推动壮士断腕式的经济改革来解决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虽然中国经济在2016年有惊无险的实现软着陆,但有目共睹的是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功不可没。站在2017年之始展望全年中国经济,国内投资拉动效应减弱,以及美联储加息步伐加快等一系列挑战都将使“2017年又将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成为大概率事件。

要跳出年复一年“最困难一年”的泥沼,政府和市场的共识是经济转型和结构性改革。而在这一“转”和一“改”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消费转型”和“国企改革”。以至于只要谈到中国经济,“消费转型”和“国企改革”就成为绕不开的话题,久而久之成为老生常谈。消费转型的目的是降低对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的依赖,而国企改革更多的是通过市场竞争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两者看似相对独立,因此很少有人会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看。但我们认为二者存在极大的关联性,国企改革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消费转型。

毫无疑问,支撑消费的最首要的因素是收入增长,而收入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而中国经济增速在近几年来持续下行,这背后除了周期性原因之外,内生的结构性因素不容忽视。其中人口红利拐点的降临以及曾经引以为傲的高储蓄率见顶回落,意味着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条件出现逆转。鉴于目前中国人均GDP远低于日韩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在人口拐点时的水平,以及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后,经济增长停滞/贫富差距加大使得消费增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教训,中国经济需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跨度内维持中高速增长。这不是所谓的“唯GDP论”的产物,相反是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可持续增长轨道并向消费增长驱动转型的前提。

维持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的一个隐性前提就是要确保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不出现明显下降,否则政府希望通过刺激政策维持一个较高的实际增速,其结果必然是造成通胀压力和资产价格泡沫。近年来中国各类资产价格轮番暴涨,其背后的原因部分是经济潜在增速下滑,而逆周期的货币财政政策拉动实际增速超越潜在增速。但由于国内产能过剩,理论上应该出现的通胀并没有反映在实物商品价格上,而反映在了资产价格上。因此在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条件发生逆转的背景下,包括政府在内的各阶层形成的普遍共识是:只有通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才能维持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虽然目前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不尽相同,但近年来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却是不争的事实。伴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的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在放缓,导致通过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所能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改善是在不断下降;同时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速,因此单纯的技术进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也在下降。因此要重新提高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来对冲劳动力和资本等因素的衰减,体制优化以及组织管理改善等无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显得至关重要,也就是通过释放“制度红利”来接棒“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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