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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而言,本世纪下半叶的头一件大事,自然是我的出生。因为这是一切于我而言的经验和意义(包括“本世纪下半叶”这样一个概念)的前提,是独白的不容商量的出发点。

由于我的出生,世界开始以一个前所未有的角度被观察,历史以一个前所未有的编排被理解,意义以一次前所未有的情感被询问。尽管这对他人来说是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对历史来说是一个完全可以忽略的小小颤动,但那却是我的全部——全部精神际遇的严峻。佛家有一说:杀一生命,等于杀一个世界。那么,一个生命的出生也就是一个世界的出生了,任何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世界。

有一年,由报纸传来了一个消息:地球上已经活着五十亿个人了。我不曾计算这是第几件,但是我立刻相信这是一件大事:五十亿个世界中有多少被忽略的严峻呢?但可以肯定,五十亿个世界之间,有着趋近无限的相互沟通的欲望。

沟通的欲望,大约可以算作第二件大事。当出生不由分说地把我局限在纷纭历史和浩瀚人群中的一个点上以来,我感到,我就是在这样的欲望中长大的;我猜别人也会是这样。我说“大约可以算作第二件大事”,是因为我预料这可能还是最后一件大事:这个欲望会毫不减弱地跟随我,直到生命的终点。

然而,沟通的欲望,却暗含了沟通的悲观处境:沟通既是欲望和永远的欲望,这欲望就指示了人之间的阻障和永远的阻障。人所企盼的东西必不是已经成为现实的东西,人之永久的企盼呢,当然就表明着永久的不可实现。

不久前我参加了一次文学谈论会,题目就是“沟通,……”,但就在这样一个美好的题目下,语言这个老奸巨滑的魔术家(抑或水性杨花的风流娘们儿)略施小计,就把一群安分与不安分的作家搞得晕头转向。我看见:语言的阻障,就像语言的求生一样坚强。我听见:同操汉语的讨论者们,谁也没有真正听懂谁的话,在几乎每一个词上都发生不止一个误解。我感到:这些误解是解释不清的,至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解释清楚,因为在解释过程中,你不得不又去求助那些狡猾的语言,继续繁衍同样多的误解。那一刻,我对语言甚至有了鲁迅对阿Q的那种情绪:怒其不争,怜其不幸。

确实,人一直是在解释的路上,且无尽头。事实上,未必是我们在走路,而是路在走我们,就像电路必要经由一个个电子元件才成其为一个完整的游戏。上帝在玩其莫测高深的“电路”,而众人看那游戏,便有了千差万别的指向或意味。写作(或文学)自然也就是这样,唯一可能的共识就是这条路的没有尽头,而每个路口或路段都是独特的个人的命运,其不可替代性包含着相互不可彻底理解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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