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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迫使皇帝退位,为什么最需要袁世凯而非他人?

历史大学堂
2017-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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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新政中,袁世凯卓有成绩。他又拥有北洋新军,成为清政府中罕有其匹的强人。

1909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载沣摄政,为了减少威胁,突然以有“足疾”为名将袁世凯开缺回籍。他表面上在家乡养病钓鱼,而心中深藏着对满洲贵族的强烈不满。

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于窘迫无奈之际,再度起用袁世凯,赋以大权。

11月 1日,奕劻“皇族内阁”总辞职,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

一时间,袁世凯成为一身系天下安危的重要人物。

他一面调派其所掌握的北洋新军三万多人南下进攻革命党人,一面派人到武昌谈判,进行收抚。

武昌的革命派认识到袁世凯和满洲贵族之间的矛盾,一开始就想利用这一矛盾动员袁世凯反正。

▲袁世凯(1859年—1916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北洋军阀领袖。

11月 9日,黄兴致函袁世凯,建议他以华盛顿、拿破仑之资格,出面建华盛顿、拿破仑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朝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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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表示,只要袁做到了,全国各省人民都将“拱手听命”。

11日,袁世凯的代表刘承恩、蔡廷幹到武昌谈判,宋教仁建议袁“转戈北征”,声称“将来自可被举为大总统”。

12月3日,到汉口组织临时政府的各省代表决议,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

20日,黄兴派顾忠琛为代表与直隶陆军学堂总办廖宇春谈判,议决“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 从欧洲赶回中国的孙中山也注意到了这一动向。

12月 21日,孙中山到达香港,已经就任广东都督的胡汉民偕廖仲恺到港迎接。

胡邀孙留在广东,孙则要求胡同赴上海、南京。双方争论了一天。

胡认为袁世凯居心叵测,首鼠两端,建议孙留粤练兵,徐图大计。

孙中山称,沪宁在前方,自己不可不首当其冲。如不亲到当地,一切对内、对外大计,无人主持。

他说:“今日中国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开世界未有之例,何必言兵。 ” 他表示:袁世凯虽不可信,但利用他推翻清廷,“胜于用兵十万”。

“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 ”

胡汉民为孙中山的远见所折服,命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职务,自己随孙北上。

▲孙中山

战争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孙中山发动武装起义,目的在于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共和政体。

倘使和平手段可以达到这一目的,自无使用战争这一手段的必要。

在港时,孙中山致电日本横滨华侨,内称:

“吾党组织之革命军,今对于满朝已经休战,将移而至媾和谈判。吾党之希望虽素不在媾和,而亦并非全不欲和,战亦非吾目的也。吾党素志之共和政体,近已由议和谈判之结果,可见其成立矣。更望诸君大表同情,注视其成行。 ”

革命、革命战争都需要巨额财政支持。

10月12日,孙中山在美国得到武昌起义消息。

14日,德国《每日报》即刊出孙中山给英国金融界的信,企图从伦敦得到大约 500万卢布的借款。

10月20日,孙中山到纽约,除宣扬中国革命、争取美国朝野同情外,另一任务,就是力谋借款,支援国内战争。

31日,他致函美国人荷马李,声称“如得财力支持,我绝对能控制局势”“贷款是必要的”。

此后,孙中山到英国、到法国,都企图为进军北京和建立新政府筹措经费。

在英国,孙中山也曾向《滨海杂志》记者发表谈话,认为中国“恰似一座干燥树木的丛林,只需星星之火,就能腾起熊熊的火焰。这火星便是我所希望得到的五十万英镑”。

他向四国银行团主任商量借款,该主任答以在新的中国政府成立后才能开议。

在法国,他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经理西蒙会晤,探询以矿税、土地税为担保取得借款的可能,遭到拒绝。

这样,他在回到上海,面对以为他携带大量资金的记者,只能回答:我没有一分钱,我带回的是革命精神。

▲英、美、德、比等国公使先后祝贺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同意与袁世凯和谈,和他权位观念淡薄有关。

11月16日,他在致电上海《民立报》时就宣称,总统自当推举黎元洪,如黎元洪推袁世凯,“合宜益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吾人必久厌薄”。

他在伦敦时也曾发表谈话,表示“不论我将来成为全中国名义上的元首,还是与别人或那个袁世凯合作,对我都无关紧要”。

孙中山到达上海、南京后,一方面准备北伐,另一方面同意与袁世凯和谈,并且最终以和议结局。

孙中山这样做,固然因为革命军财政困难,无法支持长期战争。但是,也和他的“以和平收革命之功”,尽力减少牺牲、破坏的想法相关。

革命免不了流血、牺牲、破坏,但是,在可能条件下,要尽可能减少流血、牺牲和破坏的烈度。

1911年 10月 20日,孙中山远在纽约,听说广东革命党人准备进攻广州,为避免大规模的“流血”,就曾致电两广总督张鸣岐,要他“速率所部反正,免祸生灵”。

孙中山这里提出了一条重要的原则,值得人们尊重、记取。革命的终极目的是解除人民痛苦,为人民造福,自然,在可能条件下,要尽量减少革命或战争给予人民的苦难。

1912年 1月 4日,孙中山复电袁世凯,重申上述原则,电称:

“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 ”

“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 ”

当年,革命党人与袁世凯议和,迫使清朝皇帝退位,避免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恶战,极大地降低了流血、牺牲和破坏的烈度,使中国的政

体平稳转型,自然有其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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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议和过程中,曾有部分革命党人强烈反对。

南社的柳亚子等人在上海《天铎报》连续发表文章,与当时已成为南京临时政府机关报的《民立报》论战, 阐述议和的不当与不智。

柳亚子指出:“袁之为人,专制锢毒,根于天性,与共和政体,无相容之理。”

又指出:袁世凯“一方面借民军势力逼胁虏廷,而另一方面又挟虏廷名号劫制民军,俾虏廷退位与南都临时政府取消,同时并行,彼得坐收渔人之利,由大总统而进为大皇帝”。

柳亚子对袁世凯的上述认识,可谓如见肺肝。

为了防制袁世凯“继满洲以为恶”,孙中山等人也曾提出过一些“监控”措施,例如要求袁世凯离开其老巢北京,到南京就职,等等。

然而,在袁世凯略施小技,加以破解后,革命党人就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控制袁世凯了。

虽然袁世凯后来复辟帝制,但他只当了 83天皇帝,次年的张勋复辟也只闹了 12天,完全应验了孙中山在香港时对胡汉民所讲的那段话:“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 ”

○摘自《近代中国:风云时代与风云人物(1840-1919)》 杨天石(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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