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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有效降低“体制成本”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近日表示,改革曾降低了体制成本,中国经济因此崛起,而不断上升的体制成本,现在却成为阻碍制造业发展的关键,GDP和劳动力价格远不如税收、社保缴纳和政府收入涨得快。体制成本是中国经济的决定性变量,体制成本降,经济增;反之亦是。

从“死亡税率”到“体制成本”,舆论的触角再一次聚焦到企业成本上来。因为,困扰企业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成本过高。成本过高带给企业的,不只是效益下降,更有创新动力减弱、再投资能力下降、增加员工收入空间变窄等方面的问题。如果继续让企业高成本运行,对中国经济发展、经济稳定、经济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等都相当不利。

问题在于,要解决“体制成本”过高问题,首先必须了解哪些才是“体制成本”,否则,就会无的放矢,无法做到对症下药。而眼下对“体制成本”的关注,似乎走入了一个死胡同,那就是眼睛过度盯在政府收入和社保费方面,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体制成本”。

事实是,在“体制成本”问题上,存在着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政府收入、社保费有没有降低的空间;二是除政府收入和社保费之外,还有哪些“体制成本”。就前者而言,如果只看收入,不考虑支出,不在支出方面下功夫,是没有降低的空间的。因为,支出那么刚性,那么没有弹性,减收就等于增加缺口,就必须以扩大赤字为代价。而无论是财政赤字还是社保费赤字,最终的买单者还是企业和居民。所不同的是,把眼前的困难推到了以后去克服。即使经济运行状况好转,承受能力可以强一些,如此的负担转嫁方式,也是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不利于企业的创新创业的。

后一种情况,则是更容易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的。因为,这些看起来不是“体制成本”的东西,实质也是由体制造成的,可以将其纳入到“体制成本”范畴之内。就眼下而言,如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土地成本、各种罚款等,也都是各种体制原因造成的,是体制改革不到位、政府行为不规范带来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属于体制成本,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容易理解。而其他几项成本,虽然看起来不是直接的“体制成本”,但是,也都是现行体制造成的。垄断造就了银行的融资成本过高,执法行为不规范带来了罚款过多过频过于随意,房地产市场在“土地财政”下过度发展引发土地价格狂涨,等等。

也正因为如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体制成本”问题,首先,要在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政开支上下功夫,为降低税负、推行减免税等创造条件,让降低税负和减免税不变相成为负担转嫁、负担转移,而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其次,要加大改革力度,从体制和机制方面理顺关系,让市场多说话,让竞争多发言,让市场主体有更多的选择,而不是目前的任人宰割。譬如融资成本,一旦市场具有充分竞争条件,企业的融资成本一定会大幅下降。再如制度性交易成本,如果市场行为规范了,市场主体可以依据市场规则对“红顶商人”等说“不”,一切的一切,也就会更加平等、更加公正、更加透明。再次,要规范政府行为,不能让执法机关随意开罚款口子,随意决定罚款金额,随意设置罚款手段,避免给企业带来太多负担。最后,要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步伐,实行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险费征缴范围,减轻社保费支出负担。

作者:谭浩俊 微信公众号:tanhaojun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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