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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王曙光《论新十大关系》之三:速度与质量的关系

壹道曙光
2017-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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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老问题,也是极难处理的一对矛盾。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十年,我们的底子薄,基数小,因此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工业化和赶超战略的实施速度极快,使中国迅速摆脱了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扭转了新中国成立之前积贫积弱的局面,使中国踏上了快速增长之途。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二十余年中,中国一直以赶超和跃进的姿态,经济社会迅猛发展,速度前所未有,其功绩需要充分肯定。但是,其弊端和后遗症也是明显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加快,连续三十年保持了9%左右的增长速度,这在全球经济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可以说创造了“中国奇迹”。高速度在我国发展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有了高速度,就有了国民收入的迅猛增长,有了经济总量的大幅度扩张,有了国民福利的迅速提升,有了比较充分的就业。所以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我国十分注重经济发展的速度,速度成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甚至在决策层面把速度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追求,很多年把“保八”提高到战略高度。为什么特别重视“保八”?其根本原因在于,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如果没有较高的增长速度,就业问题就难以得到很好的解决,失业率一旦提高,就会引发社会各个方面的严重问题,引发社会动荡,同时,经济发展的速度下滑,也会给整个社会一个消极的预期,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舆论压力。因此,很多年以来,“保八”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速度决定论”成为大家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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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社会氛围底下,大家过于关注经济发展的速度,对于增长率十分敏感,一旦GDP增长率下滑,整个社会就会非常紧张。民众已经习惯于高的增长率,统计部门于是就要满足民众的这个心理期望,在统计数字方面大做文章。几十年的高增长,当然从一方面来说是好事情,但是也会带来很大的弊端,就是增长的质量往往低下。地方政府为了保持快速的增长,往往以拉动投资为突破口,政府投资平台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往往并不特别重视投资效率和投资质量,因此大量的投资,从成本-收益核算的角度是不合算的,造成了资本和人力的巨大浪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导致地方政府的行为失当,政府直接介入经济发展和企业发展,直接命令商业银行给企业贷款,从而引发“政府-银行-企业”关系的扭曲,扭曲了市场机制,导致发展不可持续。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而忽视经济增长的质量,使得我们的经济发展的代价很大,付出的成本很高,比如今天我们遭遇的严重的环境问题,雾霾问题,饮用水问题等等,都与这种片面追求高速度的增长模式有关系。片面追求高速度,大量投资下去而不顾质量,不仅没有可持续性,而且带来的环境成本和福利成本特别大,我们又要花费巨大的成本去治理环境污染,老百姓要花更多的成本去治病,国家财政在医疗保障方面也会付出更多的资金。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克鲁格曼曾经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质疑亚洲奇迹的文章, 他认为亚洲的所谓增长奇迹是建立在大规模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从投资效率和投资质量角度来说,亚洲国家单位投资所生产的GDP是比较低的,投资效益低,这就导致这种增长奇迹不可持续。亚洲奇迹不是建立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之上的,所以这种奇迹比较脆弱。结果三四年之后,克鲁格曼的预言果然应验。真正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高速度,一定是建立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仅仅投入巨大的资本。当然,克鲁格曼这篇文章并没有深刻指出亚洲国家在体制机制上的深层弊病。

在持续半个多世纪高歌猛进的高速增长之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不仅要使得经济以一定的较高的速度增长,而且要特别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注重经济增长的效率,注重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注重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在“好增长”和“坏增长”之间,我们要选择“好增长”,而摒弃“坏增长”,我们已经知道并不是所有的高速度都是好的,高速度如果以严重雾霾为代价,那么这种高速度只能带来更大的社会矛盾。所以这几年,我们更加强调“科学发展观”,更加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尤其是十八大之后,我们更加强调“适度快速增长”,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环境的改善、投资效率的提升。

这几年我国增长率明显下滑,2016年有可能达到6.9-7%之间。而且未来我估计还会慢慢下滑,在未来十年左右,会达到大概5-6%的增长速度。但是这个成绩已经很好了。2016年的6.9%的增长速度,是在产业结构得到深刻调整、单位GDP能耗不断下降、就业目标基本实现的前提下实现的,我认为是一个好的迹象,虽然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了一些,但是这种增长模式已经在向好的方向调整,所以下滑是好事情,不值得忧虑。为什么要放慢速度呢?就在于我们不能再以牺牲质量来追求高速度了,不能再牺牲环境和公民福利来追求高速度了,单纯追求高速发展带来的负面效果越来越大。

关于增长速度和质量问题,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这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不要单纯指责高速度,因为在一定历史阶段高速度是必然的,质量问题被忽视也是必然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重视高速度是赶超国家的普遍特征。赶超国家发展空间大,发展潜力大,因此粗放型增长带来经济复兴和经济增长质量低并存之局面。但是一旦跃上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后,高增长自然会变成中等速度的增长,此时增长质量更为关键。这是自然的一个变化,不是人为的。在这个阶段,增长模式要转换,产业要升级,环境和福利更加被重视,粗放型的增长就便为集约式的增长和可持续的增长,这个变化,是历史的变化,是不可能超前的。

当前我国要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但并不意味着就完全地、绝对地不要较高的速度。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讨论雾霾的问题,作者的观点很鲜明,你可以不要雾霾,可是你必须接受4%的增长速度,可不可以呢?如果你能忍受的话,很多工厂就可以停工,高污染行业可以很快倒闭破产,基本就可以每天享受蓝天。可是,如果经济增长速度是4-5%是什么概念呢?很多人可能就没饭吃了,很多家庭的收入就没有了,就会出现数千万人的失业,就会引发更大的社会矛盾。因此,在吃饭跟好天气之间,我们有一个权衡。所以我想,增长速度和质量是一个辩证的关系,高速度带来了中国的繁荣,带来了低收入家庭的衣食无忧,当然也带来很多负面效应。现在我们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之后,要更多地追求质量,可能要牺牲一点速度,需要在动态中把握这个平衡,为那些因为经济结构调整而出现的失业人口找到出路,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为他们找到新的就业门路,这样的话,增长速度下滑带来的负面效果就会大大降低。把速度和质量这两个目标均衡起来,在保持一定增长速度的动态过程当中,提高增长的质量。

中国目前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前提是继续释放改革红利,使潜藏在某些领域的活力可以得到进一步激发。这方面的潜力还是很巨大的,为此我们要不断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干预,鼓励企业创新。同时要打破垄断,鼓励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垄断领域,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我们还要通过制度创新,改善全民的创业和创新环境,使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当然提高增长质量和投资效益更为关键。为此国家要提高企业的环保标准,要深刻改变政府的行为方式,国家要从单纯刺激增长中退出来,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鼓励产业结构的升级改造,淘汰落后产能。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体系也要彻底改变,不要“唯GDP论”,而是把环境保护作为考核的重要指标,注重投资的环境效应。

(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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